算盤計算數字關系的方式有鮮明的哲學性,其運算過程是先從大數字、高位上計算,再依次進行。大中有小,小中也有大小。無論什么數字發生什么變化關系,規則確定必須從高位著手操作,先算大的再算小的,這是人們都很熟悉的事情。過去就有“擒賊先擒王”,“逮住一個曹操頂十個夏侯惇”之說,但這并不能機械的理解成未擒王就不捉拿毛賊了,夏一類抓的多了曹也自垮,這是有機的辯證統一。
目前左翼范圍爭論較多,雖然在走資派、帝國主義、洋奴漢奸賣國賊眼里并不分彼此,認為是“一路貨”,但“一路”內并無“傾巢之下、豈有完卵”的意識。國民黨政權滅亡時是這樣,毛主席逝世后的非走資派勢力也是這樣。毛主席信任的高層領導不能團結一致,相互牛咬馬擠,最終被一鍋煮。注釋了自明清以來最大的“螳螂撲蟬、黃雀在后”的鬧劇,直接使毛主席和全國人民幾十年奮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果不復存在。往事不堪回首,教訓非常深刻。
現在就按算盤運算的方式表明幾點看法:
右派(右翼)體系,還有民族分裂分子反對現在的政權當局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要分裂中國搞聯邦制,否定1921年以來的共產黨、毛主席的一切,目的是使中國同俄羅斯一樣。誰不贊成他們的主張就反對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七個字還在,沒有同俄羅斯一樣,就認為改革不徹底,“左”未肅清。
用美國標準對照,不像葉利欽一步到位“改旗易幟”,有時還講幾句共產黨、社會主義,就認為是“左”。因而竭力要進行“頂層設計”,要勇趟“深水區”。強令民營資本實則同國際資本進入大國企、并購大國企,挖掉共產黨僅存的一點經濟基礎。
左派(左翼)批評、批判現在……
雖然都提“意見”,但目的不同。這是第一個界限。
左翼隊伍目前比過去有所擴大,但要作為一種勢力相抗衡則顯得微不足道。因而只要不與干資本主義的勢力同流合污,有不同意見和看法,就應允許人家保留自己的意見,相互交流,求同存異。不宜互不聯系不來往,甚至連坐到一起都十分困難。只要不是“線人、臥底”就不能排斥。這是第二個界限。
“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有團結95%以上人員的胸懷氣魄。只要不反對真正的共產黨、社會主義,不說毛主席的壞話,一時站不到左翼隊伍里來,就要認為還是好同志。很多人雖然置身于各個機關內,為了生存,干過幾件錯事,說過一些錯話,只要不死心塌地,也不宜劃在敵人的范圍內。革命不分先后,革命高潮到來了,促使其反戈一擊。只要他們經過引導,能站在人民的一邊,應該給一個覺悟提高的時間過程。這是第三個界限。
魯迅翻譯蘇聯小說《毀滅》,敘述參加到革命隊伍里不光有革命黨人、工人農民,還有土匪、小偷、妓女等,在消滅敵人的革命戰爭中獲得了新生,有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人生升華,毀滅了過去。
千方百計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不能過分講究純而又純,只要能進入革命陣營以內,接受真正社會主義的思想和主張,就是告別了過去,就不能反復追究過去,達到最大限度的化解對抗力量。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本身是人民的事業,不是少數人的事業,努力爭取千百萬人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這是第四個界限。
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使全體人100%參加,即使革命的高潮到來并取得勝利,仍然有一些人未參加到革命隊伍以內。要把那些雖未參加革命事業,但從未反對革命的人和做過壞事、破壞革命事業的人區分開來。也要把做過壞事、破壞革命事業的人改造成擁護社會主義、自食其力的新人。社會主義就是為絕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革命。“愚公移山”,感動上帝,上帝就是人民。這是應區分的第五個界限。
一切反動派是革命的對象,不管是黨政軍內,或其它的領域,要把頑固不化的反革命,同履行職務領取報酬的人區分開來。幾十年的新民主義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捉拿的只是幾十個戰犯,就是戰犯中,一些罪大惡極的也應歡迎改邪歸正、皈依革命,瓦解敵人,加快革命發展的步伐。傅作義等大批國軍將領起義,接受和平改編,避免雙方人員傷亡,立了大功;毛主席也歡迎李宗仁歸來。這是應區分的第六個界限。
還應澄清一個重大的理論是非。
美國和中國的賣國賊等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構成的“普世價值”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也是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從未有過干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揭露其幾百年的私有化專制極權黑幕,把他們從“道義制高點”上拉下來,這是他們從共產黨內走資派手里檢去的,堅持剝削制度有什么理由占據人類道義的制高點?侈談什么自由、民主、人權!
相互比較就更能說明問題的要害在哪里?
從美國歷史看:自1776年以來,盡管總統、國會有不同意見的爭論、辯論、打鬧,都是圍繞著怎樣干好資本主義。不論是陷入困境還是得到勝利,從未有過要反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轉換經營機制”干社會主義的說法和主張,也從未見過要干公有制的議案、提案。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是干資本主義的。
由于全球幾乎都是私有制,持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是難事。曾經干社會主義的蘇中不一樣,當政的共產黨上層各種不同的意見、主張和資本主義的有區別。大體上是兩類:一類是怎么干好社會主義的分岐;另一種是反社會主義的。例如初搞社會主義時解散農業社,后搞“三自一包”被制止,再后來就是我們都知道的全面非毛化,中小國企被改革光。而資本主義上層從未把全國私有制改制成公有制,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非常僵化的吊死在資本主義一棵樹上。
一心干社會主義的領袖從未限制人表達怎么干好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示威游行,堅持把“四大”和罷工列入《憲法》,只限制、反對利用自由、民主的方式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一樣,人民占領華爾街,便失去了自由、民主、人權這個普世價值的“享受”。
資本主義國家的這個黨那個黨,還未有干社會主義的黨能“輪流執政”,從不給人干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也不給說社會主義的自由。真正干社會主義的也不能給干資本主義的自由,不應因此自感氣短。
各講各的話,就看誰能戰勝誰。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不比資本主義少。誰不民主?帝國主義不民主,只讓人民選總統,不讓人民選擇社會主義制度。
回顧歷史,從領導集體分析,已有的經驗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兩條道路斗爭的主要危險在外部,從未有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先例。已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外部的敵對勢力反共反社,表現為“和平演變”與武裝干涉、顛覆兩種。但主要危險在黨內。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武裝干涉過大小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社會主義的例證,因而持續干社會主義是不進則退,要敢于獨抗主流資本主義社會。
搞社會主義的主要危險是黨內走資派。走資派上臺干不斷削弱公有制經濟,而資本主義社會絕不限制私有制經濟,這是干社會主義的特殊性。自由、民主、人權之類的說法都是為這種政治服務的,階級性鮮明,各有各的內容。試試到美國搞社會主義,就沒有至高無上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
列寧在革命中詳細闡述了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關系,無論革命的,反革命的,中堅人物總是少數。中國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從1921年建黨到1976年共55年,始終如一的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也是少數。因而反革命勢力內也絕不是鐵板一塊。相信追求進步是社會的主流。
只要我們把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作為自己的第一追求,像唐僧取經一樣百折不撓、矢志不移,思考革命怎樣才能成功,就能自覺克服自己的缺點、弱點,就會明白自己應該堅持什么、拋棄什么?“無數革命先烈在我們的前面英勇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們還有什么不能相互交流、相互往來、求同存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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