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會見馬云時說：“坦率的講，馬云同志，你的那些公司，要是按照規定實際上都不合法，就到你網站注冊一下就成公司了?現在合法了，我們已經規定了，取消門檻了。當然，也有人說，可能沒有實質性意義，其實有很大實質性意義。就是讓這些創業的人，原來會覺得自己繞彎走，現在有法律保障，法律規定是允許的。”

　　本帖子不去評這些具體的東西。只是要指出，我這個人也是向來反對建設所謂法制社會，什么法律至高無上之類的觀點的，很高興見到李總理也有這種觀點。就是說，有一些事情不合法，但是對社會的發展有利，因此可以先做，哪怕它不合法，到一定時候，法律就會修改，來適應這些事情。

　　這就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的事物發展中充滿著矛盾，且隨著矛盾和斗爭不斷地向前發展的觀點。因此，象合法非法，也是一對矛盾，社會也是在這一對矛盾的斗爭中不斷地前進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應當把西方社會的那種形而上學的，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所謂法治視為真理，實際上西方社會的法制是它們的一種毛病，是需要通過辯證法來加以補充和改進的。

　　就從歷史上說，列寧就提出，布爾什維克領導工人階級和沙皇政府進行斗爭，這種斗爭也分為兩種，就是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這個意思也就是布爾什維克政黨在必要的時候是要做非法斗爭的。其實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也是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相結合的。

　　在國民黨眼中，共產黨就是違法，紅軍就是違法，但是，共產黨是同國民黨進行非法斗爭，不過有人一聽說啊?既然是非法斗爭?那干脆殺人啊綁票啊強奸婦女啊吸毒販毒啊賣淫嫖娼啊就都可以做啦?當然不是這樣。就是說，共產黨的非法行為，和一些社會上的犯罪集團的非法行為是不同的，共產黨的非法斗爭是有準則的，有約束的，那就是必須有利于共產主義社會早日實現，是救國救民的必要之著。

　　其實，要說更早，法國著名的資產階級作家雨果，在他的小說《悲慘世界》中，就對所謂的法律神圣的觀點有很強的負面看法的。在這部小說中，雨果就塑造了一個叫沙威的警官，他是真的對法律特別忠誠，但是雨果對這個人物持批判態度。而雨果塑造了兩個好人，一個是大主教，另一個是受到大主教的感化的一個犯人叫冉阿讓，事實上冉阿讓在變成一個好人之后，也一直在躲避沙威的追捕，從這個角度講冉阿讓的躲避追捕的行為就是違法行為，但是他仍然是一個好人。《悲慘世界》中當然也有真正的壞人，真正的搶劫犯和綁票犯，因此，雖然都是違法，但是目標不一樣，方向不一樣。

　　那么，到了社會主義時期，是不是共產黨就不需要非法斗爭了呢?從李克強的這個觀點看，有的時候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導致以前的一些法律不適用，而上面的官僚主義導致法律并沒有及時更新，而新的生產力的發展可是不等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合法地先將事情做起來，只要效果是有利于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有利于中國社會的發展，那么不合法的事情也可以做一做。

　　所以我覺得毛澤東時代，毛澤東遲遲不肯制定許多法律，也是擔心這些法律形成管卡壓，及因為形而上學而導致一系列的毛病。例如，辦學習班就是一種非法制的解決辦法。如果李天一案，大家都不用什么刑法這樣的東西來解決問題，而是和楊女士，海淀公安，都在一個學習班中學習學習，只要大家都提高了認識，糾正了錯誤，那么哪怕是壞成象漢奸溥儀一樣的人，也是可以有思想上的提高的，那么也就不必拘泥于什么非得判多少年。

　　當年的許多國民黨將領，雙手沾滿共產黨員的鮮血，但是只要放下屠刀，也就可以立地成佛，立功贖罪，甚至立大功受獎。

　　其實，中國的古代也是不迷信什么法制的，因為中國古代一直流傳著一句話，叫“法不敵眾”，就是說，法和眾，誰更大?是眾要比法大。其實這個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律，美國也是承認的。例如當年美國的洛杉磯大暴亂，是因為四個白人警察當街打死一個黑人，而且這個黑人并無前科，不是罪犯，法院判決這四個白人警察無罪，結果引發大暴亂，在大暴亂發生之后，美國的法院立即重新審理此案，宣布這四個警察有罪，這甚至是暴亂導致判決的修改，在這里就已經不是什么法制了。

　　因此，在我看來，說到法不敵眾，就是說，當一類不合法的行為是受到了“眾”的認可和支持的時候，這樣的行為雖然不合法，仍然可以支持。

　　例如，歷史上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比較黑暗，所以當時大量的農民工外出打工，甚至都是不合法的行為，甚至需要收容遣送，但是因為批評的聲音太多，所以在本世紀初才被取消，代之以管理救助，事實上也沒有發生多大的亂子。因此在今天大量的農村人外出打工，已經是普遍被認為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合法行為了。

　　其實我看美國的許多的有關法律的故事片，都是一群人在法律的形而上學中痛苦地掙扎，那個法庭其實不過就是人類玩的一種“嚴肅的游戲”，然后里面的情節緊張，什么跌蕩起伏之類的(跌什么起伏來著?不知道，文化低。)最后在十分驚險的情況下，所謂正義戰勝了邪惡，不是說好人脫罪，就是說壞人受到了法律的懲罰。而在這里面律師就成了英雄。但是如果一個社會既然存在著好人通過律師的努力驚險脫罪，這就說明了社個社會必存在大量的好人無法通過律師脫罪，因此整個系統是黑暗的。

　　而毛澤東管理學更傾向于軟管理，就是說，更多地從思想教育入手，犯罪和違法行為，我這里指的是對社會有害的行為，是通過思想斗爭解決的，一個人只要思想上認識進步，就沒有必要形而上學地非要罰多少款或者入獄多少年。因此辦學習班仍然是最好的辦法。這里面還是列寧的那句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事物。因此就不是形而上學地拿著一個法律公式死板地亂套。

　　還是來說李總理對馬云說的這件事情，我倒認為，如果從馬云的角度看，那就是一個利壞消息。因為馬云也就是借助于原來的法律不太支持一般的人開網店，他是鉆了這個空子發大財的。而一旦中央政府支持所有的人開網店了，那我加盟淘寶網干屁啊?我就自己開網站了。

　　其實，在我看來，有許多事情中央政府一支持，都是一種利壞。我的經驗就是這樣。例如，假設什么時候中央領導人關懷起人民網來了，那根據我的經驗，就必然有那么一段時間，版主的刪帖更嚴厲了。反而當中央政府不太注意到互聯網的時候，我覺得上帖反而倒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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