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發生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毛特意重提他與劉少奇在1943年關于人性的爭論。當時毛批評了劉的看法，認為“私”并非人不可改變的本性。人只有社會性，那不過是社會經濟結構影響的結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領人們頭腦是可能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是可能的。毛之所以重提人性問題，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命題，而是毛劉之爭、社資兩條道路之爭的核心。

　　人性本自私，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假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在社會中活動的一切個人，都是為利益所驅動的，如果面臨不同選擇，人人都會按照個人物質(經濟)利益最大化模式作出選擇。而當每個人只為自身功利而最大限度地自謀，通過沖突和抵消，結果最終達到平衡，反而最有利于公共利益。這也正是后來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哲學基礎。

　　這個假定會受到共產黨人，受到一切宗教家以及各種理想主義者的嘲笑。為某種抽象道義目標和理想主義價值而奮斗的人，常常作出違反個人利益的選擇。例如格瓦拉，他放棄在古巴革命政權中的高位而赴身叢林，這難道是一種經濟理性主義的選擇嗎?

　　當然，自由派可以反駁說，切這樣的人只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自私的。社會無法改變，正是因為人性無法改變。哈耶克說，個人利益只有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秩序，即無政府狀態中才能保證。他這樣講時，甚至背棄了近代的社會契約論。他忘記了霍布斯的話：在這種無政府的自由秩序中，人對人都將成為豺狼。哈耶克所幻想的自由經濟秩序，既不是西方國家的現實，甚至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

　　自由派認為，存在某種特定不變的“人性”，而人性天生就是自私的。人是以特定方式“自然地”行動的動物。正像狼的本性要廝殺，羊的本性是挨宰，男人的本性則是侵略、專權、競爭和貪婪(同樣，它暗示，女人的本性是馴服、柔順、恭敬和被動)。假如人類天性好斗，那么努力改進社會是沒有用的。事情總會歸于老樣子。革命“永遠是失敗的”。

　　但其實，“人性”隨社會而異。例如，在我們的社會里，競爭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在許多以前的社會里卻幾乎不存在競爭。當科學家們早先想給北美蘇族印第安人做智力(IQ)測試時，他們發現印第安人無法理解為什么他們在答題時不能彼此幫助。他們所生存的社會強調協作，而不是競爭。

　　再拿競爭來說。當愛斯基摩人第一次遇上歐洲人，他們對任何“戰爭”的概念都一無所知。某個人群設法消滅另一個人群，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瘋狂的念頭。

　　在我們的社會里，父母熱愛和保護孩子被看作“合乎自然的”。然而在古希臘的斯巴達城邦，把嬰兒丟在山里，看他們能否在寒冷中生存下來，才被看作“合乎自然”。

　　“不變的人性”論無法解釋重大的歷史事件。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臘的輝煌，羅馬或印加帝國，現代工業城市，被拿來跟歐洲中世紀住在泥屋里的農民等量齊觀。

　　很多人接受一種不同的唯物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強調通過某種方法有可能改變人類行為。正如馬戲團里的動物能夠被訓練得跟在叢林里的表現相當不同，因此，支持該觀念的人說：人類行為可以同樣被改變。它聲稱，只要合適的人主宰社會，“人性”就能被轉變。

　　這個觀點比起人性自私論自然是進了一大步。但它無法解釋社會作為整體如何能被改變。假如每個人都完全受當前社會的條件限制，那么任何人怎樣可以高升到社會之上并看出如何改變條件限制的機制?是否存在天降大任的少數人可以魔術般地免除那支配著其他每個人的壓力?假如我們都是馬戲團里的動物，那么誰會是馴獅者?

　　抱此理論的人，包括斯大林和劉少奇，同樣以宣稱社會無法改變而告終，要么他們相信變革由社會之外的事物來造成，比如由上帝，或某個“偉人”，或個別人思想的力量。他們的“唯物主義”把一個新版的唯心主義從后門放了進來。毛相信人民自身就是上帝，而斯大林和劉少奇認為，干部決定一切。

　　還有一種唯物主義觀點把世間所有的苦難歸咎于“人口壓力”。(18世界后期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最早發展了這一理論之后，持此觀點的人通常被稱為馬爾薩斯主義者)。但它無法解釋為什么譬如美國焚燒谷物，同時在印度人們卻陷入饑餓，也不能解釋為什么150年以前美國生產不出足夠的糧食來供養一千萬人，今天卻可以供養兩億人口。它忘記了，每張額外的需要供養的嘴，同時也是一個額外的能夠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人。

　　馬克思把所有這些錯誤的解釋方式稱為“機械的”或“粗糙的”唯物主義。他們都忘記了，人類既是物質世界的一部份，同時也是行動的，并以其行動改變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百韜網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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