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走群眾路線，是檢驗真假左派的一塊試金石。有人說，工人階級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須經過他的“修理”才能“依靠”。而對毛和左派來說，真正的群眾運動必須一切從廣大群眾的利益和愿望出發，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自己教育自己。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真正的共產黨人，首先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須在群眾運動中改造和提高自己。救民于水火，與增加民眾自己手中的權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賦權，雖然在一定時間內都能給民眾創造福祉，但卻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階段，這兩件事并沒有沖突，都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產黨以人民的名義掌握國家權力之后，兩種群眾觀、兩種不同的對群眾的工作方法，就漸漸顯露出來，并發生矛盾沖突，在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和其后文革中尖銳地表現了出現。

　　四清運動是在當時中共領導層的共識下發動的。這個共識就是：通過運動，解決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腐化墮落等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緩解一度比較緊張的干群關系，鏟除滋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反對和防止產生修正主義。但是，對于運動的方向、性質，黨的最高領導毛與劉之間存在根本的分岐。毛除了強調深入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之外，他更強調：將傳統意識中的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級觀念顛倒過來。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認為，問題在于讓民眾永遠脫離軟弱、愚昧的狀態，讓民眾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映的就是這樣的群眾路線。而在劉看來，軟弱、愚昧的群眾，需要開明的政治精英去領導和拯救，劉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對黨員必須作馴服工具的論述，和這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四清運動中劉的多番指示，表明劉把動員起來的群眾，看作是一種“雙刃劍”：“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眾、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眾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征象的。群眾運動過了頭，群眾中有些就不贊成，但不敢講話，因為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干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在這里群眾更近似愛起哄、隨大溜的“烏合之眾”，而不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集體智慧的、作為歷史創造者的群眾。

　　劉所提倡的其他幾條工作方法，也帶著他所特有的精英主義群眾觀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區地下工作經驗的痕跡：“你們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說自己是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廳長、局長、師長、政委，叫工作人員，讓基層干部輕視你，對你估計不足好些。”這是再次重復他1961年“微服暗訪”的主題。劉起草的關于印發《后十條》的通知中，特別強調：“這個通知只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工作隊，不要在群眾中宣讀。”后來，由毛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條》對劉這種向群眾封鎖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評，認為“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干部和群眾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

　　既然不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黨和精英來“體察民情”，來“為民做主”，劉指示調查組講究工作方法，注意群眾情緒，注意他們說話的語氣，從中發現問題。如你提出一個問題，群眾“是鼓著眼睛，還是瞇著眼睛，是笑臉，還是哭臉，是昂著頭，還是低著頭”。群眾變成了不會說話的嬰兒，要由父母官們去解讀其表情。干部群眾一開始說的話，都是不可信的，因為或是被當地干部所脅迫，或是被“極左”所禁錮，不敢說真心話。這真描繪出一個封建傳統秩序下的民眾狀態。總之，群眾就是這樣一群軟弱無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群眾在一開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復耐心的啟發、誘導，他們才敢于講出他們心中的真話，一旦將大部分群眾都啟發、勸導成功了，群眾就發動起來了，這時的群眾就會類似于一種情緒化的、感染上興奮癥的人群，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過火的言論、過火的行動，這時政治精英的任務就是以其清醒的頭腦，限制群眾的過火言行，強調政策，也就是對運動進行“糾偏”。因而，在運動初期“寧左勿右”，在運動后期“寧右勿左”，就成為領導運動的一個要訣。

　　幾乎和印發《后十條》同時，劉以中央的名義將《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正式轉發給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這就是著名的“桃園經驗”。這份洋洋六萬多字的冗長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介紹她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進行四清的經驗。這篇報告所介紹的“桃園經驗”，將劉所主張的各種運動方法，如領導蹲點、訪貧問苦、扎根串連、保守秘密、大兵團作戰、掌握群眾運動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給了我們一批生動的例子去了解劉的群眾觀和群眾運動方法。

　　在劉集中優勢兵力、“大兵團作戰”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區域一壓再壓，最后縮減為一個地區只搞一個縣，全省總共才搞了十個縣，而工作隊竟達十萬人。

　　桃園大隊有217戶人家，桃園工作組有20多人。王光美后來蹲點的幾個地方，工作隊數量層層加碼。新城縣有人口二十八萬人，竟去了一萬四千多名工作隊員。王光美蹲點的高鎮大隊共316戶人家，工作隊員曾多達86人。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樂道的“人海戰術”。以壓倒數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隊伍，浩浩蕩蕩地進村，集中火力向農村基層干部展開圍攻，將當地權力秩序取而代之，這就是劉、王光美心目中群眾運動的理想搞法。

　　如此數量眾多的城市官僚精英從天而降，雖然號稱是來發動群眾，但難免在實際上搞包辦代替。據調查資料認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辦代替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管大會小會都由工作隊一手導演，把廣大群眾置于觀眾地位。發言稿由工作隊起草，物色“演員”，進行排練，預演，然后出場，每個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隊指點，演出前的講話稿必須經王光美修改。王光美總結的經驗就是：“革命聲勢，群眾壓力，真槍實彈，政策感召”：所謂“革命聲勢”就是運動初期開盲目的從寬從嚴處理大會，所謂“群眾壓力”就是根據她定的框框施加壓力搞逼供信，所謂“真槍實彈”，就是不發動群眾而搞秘密的查帳，找到一兩個缺口作為子彈去猛攻，致使“全線崩潰”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框框為止，所謂“政策感召”就是濫用減免緩。在她的這套戰術下，社員無所適從，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隊員心里沒底。

　　總之就是以劉鄧為中心，改造和建立劉鄧化的各級領導，由劉鄧化的領導建立劉鄧式的工作隊，再由劉鄧式的工作隊“扎根串連”選拔一些聽命于他們的“根子”，然后再以這些“根子”為骨干，建立起所謂的“貧下中農隊伍”。最后用這樣的“隊伍”去搞“四清和四不清”的問題。--這哪里是什么群眾運動?分明是運動群眾。按照《后十條》，“凡不是采取這種方法”建立的貧下中農隊伍都不能算數。“一哄而起”的貧下中農隊伍都不算數，因為這樣的貧下中農隊伍沒有掌握在他們手里。

　　應該說，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為，是出于真心誠意執行黨的決定、貫徹劉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將王光美的動機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似乎沒有說服力。僅從她在艱苦的農村條件下長期堅持蹲點這一點看，她是有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現出關心群眾的一面，比如：重視婦女工作、為群眾作紅娘等等。然而，問題在于：她和其他許許多多黨的馴服工具一樣，是劉式的哲學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時也是其受害者。

　　劉努力地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運動的標準操作模式在全國推廣。劉讓王光美隨同他到各地視察，讓她給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現身說法。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因為表示不盲目執行“桃園經驗”，招致了劉大發脾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伯達參與的、天津市委寫的《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是和《桃園經驗》類似的一個樣板，“小站經驗”同樣是在劉的思想指導之下制造出來的。在劉的積極推薦下，中央也轉發了這份報告。

　　劉領導下的四清運動，特別是在《后十條》和《桃園經驗》轉發到全國之后，普遍發生打擊面過大、體罰、武斗和自殺現象。比如：山東省曲阜縣東郭大隊是名副其實的紅旗單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隊不從實際出發，而是按照“桃園經驗”，將所有大隊干部隔離反省，勞動模范、支部書記郭守明全家被斗，給當地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在許多地方，甚至多次發生打人、捆人等現象，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人的工作隊，有110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毛之所以在《二十三條》里特別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但明確了革命的敵人，也正是為了防止他們把矛頭向下轉到大多數群眾的頭上。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就是這樣的群眾路線。在四個月里，湖南的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差不多組織了湖南全體農民的一半。毛當然對于湖南農民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可以肯定這一千萬農民沒有一個農會是靠毛“扎根串連”建立的，毛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產黨當然起了領導作用，但大多數農會是農民自己組織的。

　　在毛心目中，“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的方法，就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解放，因此，賦權的主要手段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在其他很多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群眾路線，是經過封建傳統的“明君”、“清官”的棱鏡過濾過的“愛民如子”意識、“為民請命”意識、“青天老爺”意識。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眾掛在嘴邊，是否提出包含“群眾”字眼的“三個有利于”、“三個代表”的口號或明天的什么花樣。重要的在于：讓群眾有完全的、徹底的、不受任何阻礙的言論表達、批評辯論的自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后通向一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會。

　　1964年底，召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各地代表多少將這種嚴重情況反饋給中央和毛。從這時起，毛就表現出對劉領導四清運動的方法的不滿，并發展成為和劉的公開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對“秘密扎根串連”、“實行大兵團作戰”、“對干部開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見。毛說，“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對于“人海戰術”，毛批評說：“聽說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里來這么多人?哪里調這么多?……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么革的。你一萬五千人，扎根串連，什么扎根串連!冷冷清清……。”在會上，毛與劉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還發生了戲劇化的一幕：毛手拿黨章和憲法抗議。事件以劉低頭道歉告一段落。

　　中央根據毛對劉的批評意見，起草了四清運動的最后一個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份文件中關于盡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賠可以減緩免等規定，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糾正了各地殘酷打擊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據當年參加四清的人回憶，1965年春節期間傳來了《二十三條》，“人們當時對這個文件，是衷心擁護的，并一時引起很大的興奮”，因為很多人認為“《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但實際上劉鄧還是做自己的一套。

　　文革開始后，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在懷仁堂會議上，陳伯達根據上海的意見，給鄧小平遞了個條子，說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了套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陳伯達回到釣魚臺十四樓就坐在地毯上哭，說上海不要工作組，這里又批評得這么兇!他報告了上海，江青傳話要文革小組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七月下旬，毛回到北京，發現劉就北大“六一八”事件(即工作組把反對工作組的群眾打成反革命，把這個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作出批示：“現將九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斗的作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辦法處理。”看了這個批示，毛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見《王力反思錄》)然后立即下令撤銷工作組。他說，問題不在工作組，而在于工作組執行了錯誤的路線。

　　八月四日，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當劉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的好!葉劍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見毛對劉鎮壓學生運動憤怒到了什么程度。他又說：北洋軍閥鎮壓學生;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他批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全國廣播，明確指出：“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他讀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和一篇革命演說，給他們寫信，表示熱烈支持。之后，在八月五日當天的《北京日報》上寫了幾百字的批語，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公布后，他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眾接待站會見首都革命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是以這樣鮮明的態度，支持革命學生、紅衛兵小將大造修正主義的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原《紅旗》雜志搞了一個調查，題為《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干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清華大學是劉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蹲的點，和“桃園經驗”如出一轍，為害更烈。毛看后，就把題目改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使人們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根子就是劉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此，毛總結道：“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這三個“根本區別”把對待群眾這個重大問題上的態度區分得簡潔明了!

　　自古以來的剝削階級最怕群眾組織起來，所以毛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工農群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來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改革后，農村的貧下中農協會連名義上的都不要了，工廠的工會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會干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幫著官僚和資本家鎮壓工人，即使有個名義上的選舉也充滿著作弊。骨子里他們根本就不贊成工農有自己的組織。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還會有人要這樣做的。只有階級以及產生剝削階級及其思想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徹底消滅后才能解決。(百韜網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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