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各種媒體充斥著智慧的時候,真正的智慧已經和人們漸行漸遠了。在這個喧囂的塵世上,各種自相矛盾的高論大行其道,毒害著世人。這些精英施毒者最痛恨的就是那種真正智慧的人,痛恨那個充滿智慧,行大道的年代。
我雖然無幸經歷那個熱情似火的年代,但我從父輩、祖輩的親身經歷中可以感受到那個年代的領袖毛主席,行的是真的大道,實踐的是真的智慧。隨著毛主席的逝世,大道崩殂,智慧隱去,于是“仁義、道德的精英”開始了他們煽情的演出。真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草民沒有精英們大智、大辯之才,只能結合父輩們的親身經歷去努力沖洗精英們拉在歷史書上的臭狗屎了。
歷史上,大量餓死人的年代都是人命如草芥的亂世,唯一的例外就是精英們號稱餓死三千萬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了。我家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的中心區域原歸屬河南信陽地區,現今分歸駐馬店地區的西平縣,也就是當年衛星放的很高,畝產達到七千三百二的縣。因此我想我比那些腦滿腸肥,視百姓為刁民、屁民的精英們更有資格評說。
這里我不想跟任何喜歡到處引經據典或查數據的左、右派們作任何爭論,以當時重災區西平縣的情況來看,餓死人絕對不可能達到三千萬,這個數字可能夸大十倍甚至更多。但是有不少人餓死、老百姓遭受大難、情況極其糟糕,的確是鐵打的事實。
現在單純的去爭論餓死多少人或許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餓死人的原因卻不能不深究。在餓死人數方面,我們村和我外婆所在的村剛好形成鮮明的對比,二者比較或許能給出一個很好的答案。
我所在的村的生產隊長是我爺爺,大字不識一個,當年被國民黨抓過壯丁,后來被共產黨俘虜,參加了解放軍,但不是共產黨員。爺爺性格單純、直爽,而且特別的實。比如說他自己身強體壯,干活實在,也已同樣的標準要求其他人。到老還被同村的人戲稱為“帶勞改的”。我外婆村的隊長怎么樣我不了解,但簡單粗暴是可以肯定的,在那里甚至出現過竹簽扎指甲心的惡劣事情。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村無一人餓死,而我外婆所在的村子卻餓死比較多(按當時全國六億人口計算,餓死三千萬就是要餓死百分之五左右,作為災中之災的該村該村也只是接近這個比例,當然也有超過這個比例的村子,但是極少。若是精英們的話成立,則信陽絕對不是重災區,更不可能有專門指出的“信陽事件”了)。
兩個村莊相距不到十里地,為什么會相差如此懸殊呢?據父母回憶,那幾年災情并不算嚴重,三年中甚至還有一年是好收的年成。要保證大家都吃成胖子達不到,但維系生命還是綽綽有余。事實上這些人完全不是死在災害上,而是死在嚴重的官僚主義上。
當時沒有化肥,種子也遠不如現在優良,糧食畝產平均三百斤已經是相當地不錯了。可是西平縣上報的確是要命的七千三百二十斤。也就是說按照縣老爺們報的產量,農民即使上繳百分之四就一無所有,只能喝西北風度日了。其實即使不吃糧食或少吃糧食也能活下去,比如說撈池塘的雜草和著少量的面做饅頭,比如說熬菜湯喝。我爺爺當年就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在村里辟出一片菜地,靠熬菜湯養活了不少人的。所以爺爺去世那天,全村所有的家都到我們家給爺爺燒了紙。(公道自在人心,這樣的待遇,全村的老人里也只有爺爺一人有)
既然這樣,所有的村照做不就行了。沒這么簡單,別忘了官老爺們的權威,上級官老爺一紙臭屁,下級的官老爺就奉若圣旨,甚至更變本加厲。他們為了“完成任務”,是禁止中“與任務無關”的菜的。外婆村里之所以餓死那么多人就是隊長嚴格執行老爺們政策的結果。難道不能偷嗎?當然可以,很多地方也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所以好多村里人雖然餓,但死的比較少見。外婆村里當然也有,抓住后腿都打斷了,所以情況就嚴重些。所幸的是當時的很多生產隊長都是大字不識的種糧好手,對上級老爺們的指派虛與委蛇。上面檢查的緊就嚴些,上面檢查的松就寬些,因此很多老百姓把恨都投向上面的老爺們。比如說我們公社,至今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還在大罵一個百姓稱為“歪脖子李子善(音)”的人。
一小部分共產黨員開始變質 并不是始于80年代,那個年代甚至更早其實已有,或許有些人在進北京前就蛻變了。歪脖子李子善這樣的直接罪魁在文革時期也沒有怎么樣,僅僅是罷了官而已。期間修水庫,我們村有人當面質問他當年為何那樣做,他沒有絲毫懺悔的說,關他什么事,他只是照上級話做而已。
不管浮夸風吹的再厲害,如果老百姓的反抗精神強一些,或者老爺們的官僚作風再弱一些,也不至于國家糧倉里有糧,老百姓卻餓死的慘劇。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應該稱為“三年官僚災害”或者“三年民權災害”更合適。
因此避免三年自然災害慘劇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打到官僚主義,激起老百姓的反抗意識。其實說的深一點就是擁有真正的民主,而破除官僚主義的辦法,除了民主以外,還必須讓官員和基層工農兵相結合。政府官員,甚至是他們的預備隊員們都必須跟最基層的百姓相結合。
文革無疑就是針對三年自然災害的一劑良藥。可以說如果文革提前7年,就不可能會出現餓死百姓的情況。有人說文革經濟崩潰,不用說這不是事實,即便這是事實,值經濟崩潰之時,卻無一人因饑餓而死,他的優勢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嗎?只是一味的否定是比豬更蠢的蠢腦子。現在號稱前所未有的盛世,物質空前發達的今日尚有餓殍的報道,難道不應該向物質匱乏的文革時期取經嗎?
文革和“餓死三千萬”是完全對立的兩件事。要么文革錯誤,“餓死三千萬”是好事。要么文革正確。兩個判斷,必然有一個是正確的。既然精英們和我們一樣對“餓死三千萬”深惡痛絕,那就應該承認文革的正確意義了,至少是大部分正確。當然如果是豬腦子或者是別有用心除外。
現在人把文革中的惡事和“餓死三千萬”的罪都推到毛主席身上,真的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懂得一點邏輯的人都應該明白,經歷過那個年代又竭力罵文革的人其實就是“餓死三千萬”的罪魁。如果大家把這兩件事中惡的一面都歸結為因為毛主席的話,恐怕這些個人心里該樂開花了。
末尾再背誦一下老子的名篇吧,希望大家能夠思考出點什么。“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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