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在論述國家問題的時候，按照他的國家理論，把“國家”區分為“特殊”和“普遍”兩種含義。這里的“特殊”，指的是“政治國家”、“政治制度”或者“作為制度的國家”，也被稱為“特殊物”、“特殊性”或者“特殊環節”;這里的“普遍”，則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也被稱為“普遍物”或者“普遍性”。

　　根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國家理念”在展開進程中具有“特殊”和“普遍”兩個環節，“政治國家”、“政治制度”或者“作為制度的國家”是“特殊”，“國家”則是“普遍”。

　　黑格爾所說的“政治國家”，實際上就是具體的政府;而他所說的“國家”，是比“政治國家”更廣泛的民族范圍的社會共同體，是“民族精神”在社會生活各方面表現的整體。

　　比如，我們中國，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國家”，即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社會共同體，也就是“普遍”或者“普遍物”;而中國政府，則是黑格爾所說的“政治國家”或者“作為制度的國家”，相對于“國家”來說，也就是“特殊”或者“特殊物”(在日常用語中，我們一般將中國和中國政府都通稱為國家)。

　　黑格爾的這一關于“國家”一詞具有兩種含義的觀點，今天仍能給我們以充滿辯證法的啟示。

　　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作為“普遍”的國家，也就是包含著“吾土吾民”的中國，始終存在，而作為“特殊”的國家，即歷朝歷代的政府，卻變遷不已。

　　如果在前一個意義上，愛國、愛國主義，可以說是完全應該、理所當然的;而在后一個意義上，那就要看這個“政治國家”的階級性質了。當它是剝削階級的國家、政府時，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還應該去愛它嗎?當它是人民自己的“政治國家”，是無產階級自己的政府時，對作為“普遍”的國家和作為“特殊”的國家的熱愛、忠誠，不就完全應當統一起來嗎?

　　可是，由于“國家”一詞的這種多義性，人們在日常語言中往往會把它們混淆起來，尤其是在有關國家、民族的探討、討論中，這種混淆更容易把人引上“雞同鴨講”的混亂，甚至鬧成一鍋粥。

　　特別要注意的是，有人正是利用這一點，或者在討論問題時搞混淆概念的詭辯，或者把一切對“政治國家”的所作所為有異議、不跟隨、具貳心的，都扣上“不愛國”、“漢奸”、“背叛民族”的帽子，進而公開舉起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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