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輕時，感到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是一回事，既然加入了共產黨，向著黨旗宣誓，成為其中的一員，是共產黨員，同時也是共產黨人。

　　隨著閱歷的增加，到年老后，終于悟出兩者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比如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世界上第一個黨綱《共產黨宣言》，宣告了共產黨問世，但并沒有具體組織過任何共產黨，也沒有加入過，他們并不是共產黨員，但誰人能否認他們不是共產黨人呢?馬克思和恩格斯最高“官銜”：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通訊委員，但誰人能否認他們不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最高“司令官”呢?共產黨員馬克思恩格斯說不通，但共產黨人馬克思恩格斯則完全說得通。

　　再比如，時過境遷，現在的共產黨與時俱進，吸收了不放棄剝削、以追求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為目的辦企業的資本家加入其中，資本家已成為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資本家，勉強能說得通，但共產黨人資本家則無論如何說不通。

　　被揭發出來的貪官、腐敗分子，只要沒有東窗事發，盡可當他們的共產黨員，甚至當優秀共產黨員，但知道他們的人，了解他們底細的人，會從心底下承認他們是共產黨人嗎?看來未必。

　　毛主席提倡共產黨人要有五不怕精神，為了追求真理，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由此想到，作為共產黨員的黨籍是可以開除的，但開除以后，怎么樣?雖不是共產黨員了，不能成為共產黨中的一員，組織上也不會承認他(她)，但只要他(她)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按照共產主義者的標準去做，則仍可以做共產黨人。共產黨人是無法開除的。換一句話說，人一旦與黨聯系，就像電子與原子核結合了，組成了共產黨人這一特殊的物質，那是任何外力也無法將之分開的，除非他(她)本人放棄了自己早期的理想。這就是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之間聯系中的區別。所以，對有的共產主義者而言，雖由于種種政治原因，失去了共產黨員的黨籍，再稱共產黨員，已失去任何意義，但能說他(她)不是共產黨人嗎?看來也未必。

　　最好的例子，有眾多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終身追求共產主義，任何時刻不動搖，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雖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群眾都認為他(她)像共產黨，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他(她)身上有共產黨人的風范。可以不認為他(她)是共產黨員，但能說他(她)不是共產黨人嗎?魯迅先生就是這方面的杰出典范。雖然終生沒有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但誰人能否認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杰出的共產主義者呢?

　　劉胡蘭、方志敏、雷鋒、焦裕碌是共產黨員，同時是共產黨人，兩者完美統一，人們一致公認，但對如今那些反毛、非毛、不提倡社會主義公有制、熱衷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人，他們甚至是共產黨員，因為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個成員，沒法否認這個事實，但要筆者個人從內心接受他們是共產黨人，恐怕比登天還難;如果非要承認他們是什么黨人，那也只好承認他們是共產黨員國民黨人。有的人不是一直在鼓吹脫去共產黨外衣嗎?那就是他們的自供狀：脫去共產黨員外衣，剩下國民黨人真面貌。外國也有個人，就是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自稱是共產黨員，但不信仰共產主義。那他決不是共產黨人，也不配當一個共產黨人。

　　組織上入黨-共產黨員，思想上入黨-共產黨人。做個共產黨員，辦個手續，從入黨那天起，就是共產黨員了，但要成為共產黨人，必須經過千錘百煉，經過無數的考驗，甚至是面對失去生命的考驗，意志堅定，思想上永遠屬于共產主義，摒棄資本主義，并對資本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這就不是容易做得到了。

　　記得幾十年前，那時，筆者仍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工作，一位新黨員，入黨宣誓后不久，一次開全連大會，可能是針對秋收的若干工作，他慷慨激昂：我們共產黨人如何、如何。下面一片笑聲。尤其是對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做出卓越貢獻、后來復員轉業到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的老鐵道兵們更笑得人仰馬翻。我當時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們為什么笑?又不好意思問：難道臺上的新黨員說得不對嗎?現在，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共產黨人不是掛在嘴巴上的，而是行動上的;共產黨人甚至不屬于共產黨員本人，而是屬于群眾;共產黨人要說存在，是存在群眾的心里。

　　共產黨員本身就應該是群眾中最優秀的分子，再去評比優秀共產黨員，個人看法，完全多此一舉。而多年來，一直在延續。從來沒有人進行過質疑。而人們實際看到的是，腐敗分子，越反越多。今天在臺上作報告的“優秀共產黨員”，可能明天就要被“雙規”了。這真是極大諷刺。

　　共產黨員倒是應當經常從心底下自問：我是一個共產黨人嗎?再勇敢些，讓群眾在群眾路線下，定期來評比一下，共產黨員中誰是共產黨人?張榜公布。倒可以時常敲響警鐘，永葆共產黨員共產主義者常青。對黨外共產主義者，倒也可以經常這樣自問：我是一個共產黨人嗎?

　　二

　　接下來，我們試著來探討一下，有沒有可能性，用共產黨人來制約和規范共產黨員呢?回答顯然不僅可能，而且刻不容緩。

　　打開毛澤東著作，就可看到，毛澤東有時用共產黨員，有時用共產黨人來教育全體共產黨員，進而影響全體人民。比如，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關于重慶談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六一頁)但我們知道，黨章里面，并沒有具體的共產黨人權利義務條文，有的是關于共產黨員權利義務條文，這是何故呢?

　　再提一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共產黨宣言》，但并沒有具體著手普遍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組織與發展共產黨。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幾乎并未有共產黨的組織存在，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母國-德國。共產黨只是一個意識形態。難道宣布共產黨誕生的偉人們，還沒意識到要親手去創立一個共產黨組織嗎?既然共產黨只是一個意識形態，那共產黨人則更是一個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中，共產黨人提法比比皆是，但幾乎找不到有關共產黨員提法，這又是何故呢?

　　對上述第二個問題，以前，幾乎沒有任何答案，現在，通過社會主義社會在世界的東方誕生、又幾乎整體消失的現象中，人們終于悟到了當年共產主義創始人的良苦用心：共產主義的實現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物質生產的發展，還必須要有精神生產的同步發展;共產主義也并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所能單獨實現的;共產主義要實現同社會的最終結合，共產黨要實現同人的最終結合，且密不可分;幾乎所有的社會人都要把自己自覺自愿改造成符合共產黨人的道德規范者;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共產主義成為全人類的共同信仰，這時，共產主義才能最終實現。

　　別看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是很重視道德規范的。美國總統宣誓就任，無不手按圣經;俄羅斯總統宣誓就任，也必走手按圣經和俄羅斯憲法，并向主教宣誓效忠憲法效忠國民的形式。

　　我們工人階級也有自己的圣經，且不止是一部，這就是《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共產黨是所有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政黨最高典范，共產黨人是所有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政黨黨員，包括共產黨員最高典范。不要輕易說共產黨人，這是一件非常神圣事情。不妨每一位共產黨員，在入黨宣誓時，也手按工人階級的圣經，要求自己向共產黨人目標奮進;不妨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在宣誓就任國家最高職位時，也手按工人階級的圣經和憲法，向人民宣誓效忠憲法、效忠工人農民和民族。

　　記憶猶新，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破天荒，曾讓全國人民討論制定中共九大新黨章，人人可就新黨章草案發表意見。這段歷史，絕不可忘記。毛澤東把黨的大門向全國人民敞開，開門整黨。毛澤東讓全國人民知道，共產黨人是怎么一回事。這其實就是毛澤東讓全國人民對全國共產黨員按照共產黨人道德標準所進行的一次總評比。這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偉大創舉。而在近三十年多來，正因為削弱和邊緣化了共產黨人的神圣道德規范，從來不去要求共產黨員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社會實踐中，嚴格按照共產黨人神圣標準來修身養性，自覺克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五個攔路虎，客觀上造成了大規模腐敗與資本主義的卷土重來。這實在嘆為觀止。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用共產黨人來制約和規范共產黨員，實在是刻不容緩啊!

　　三

　　或許有人會問，說了半天，但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怎么區分啊?現實生活中，確實很難區分啊。總得有客觀性的分水嶺吧。所以，現在就試著來探討，區分共產黨員和共產黨人的客觀標準是什么?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不錯的。但實際情況是，人人都在實踐當中，但有人就掌握真理，有人真理站在他面前，還不知道。這是什么緣故啊?道理在另一句話也是不錯的。就是，認識真理的唯一途徑是理論。把這兩個唯一性統一起來，才是全面的。在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分水嶺的具體把握上，有點像理論與真理分水嶺的把握。理論經實踐多次往復檢驗被證明正確的之后，就必然上升為真理。到了真理階段，再去強調還要實踐，仍采取不相信不理睬不考慮態度，就必然會滑入到不可知論的泥坑。

　　前面說過，共產黨人幾乎等同于圣人，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定義了，掌握真理的共產黨員，就是共產黨人;反過來說，要當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掌握真理的本領。否則，就永遠停留在共產黨員水準而不能進步半分。現實生活中，人們可以觀察到，有的人終身只是一個共產黨員而已。所以，當有的專家學者提出共產黨的隊伍保持適當規模，據說要縮編掉三千萬左右，依我個人看法，大可沒有此必要。與其保持五千萬共產黨員適當規模，不如從八千萬共產黨員中精煉出五千萬共產黨人。問題是，能不能做得到。這里又可用得著一句老話了：做不做是態度問題，做得到做不到，是水平問題。

　　人們以往識別共產黨人，只是憑經驗，或憑感覺。某某，不錯，是共產黨人;某某，差一點，還是共產黨員;某某，更差了，連共產黨員也不像。經驗和感覺，當然也會是正確的。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共產黨人。這已經得到全世界進步人類的一致公認。個人給出三條識別共產黨人的客觀標準。這就是，共產黨人必須是：一、不犯路線錯誤;二、即使犯了路線錯誤，能自覺意識到，且加以迅速糾正;三、在加以糾正的過程中，不附加任何條件。

　　這樣，一下問題就變得十分明了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從不犯路線錯誤，所以，是共產黨人。一般性錯誤，誰能幸免?那怕圣人。但就不能犯路線錯誤。犯了路線錯誤，還能認為是共產黨人嗎?比如，共產黨人陳獨秀，共產黨人王明，共產黨人張國濤。聽起來，是不是感到很別扭啊。他們頂多是個共產黨員，或曾經是個共產黨員。

　　但犯了路線錯誤，能自覺意識到，且加以迅速糾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是自己意識到，不是別人向自己提出，甚至是別人向自己反復斗爭才意識到的。犯了路線錯誤的頭子，改也難，這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為什么周恩來能進入圣人行列，為人民幾乎一致永久懷念，就是因為，他是犯了路線錯誤，但又是他，能立即自覺意識到，并迅速加以自我糾正。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所以，共產黨人周恩來，是當之無愧的。

　　不附加任何條件，就是不為自己尋找借口，啊呀，我是客觀上的，不是主觀上故意的，等等。人們有沒有找得到，周恩來、朱德等共產黨人，為自己曾經犯過的路線錯誤，尋找客觀理由，或把自己的過錯推給同行和下屬，恐怕一件也沒有。錯了，就是錯了，無條件地改正，真正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大量的實踐已證明了：我們黨和國家，近三十年，的的確確是犯了路線錯誤。老百姓正在等待著他們能像當年的周恩來、朱德等一樣，自覺意識到，并無條件地加以改正。否則，恕我直言，只能永遠停留在共產黨員水準，而不能向共產黨人前進半步。所以，要從八千萬共產黨員宏大隊伍中，精煉出成規模的共產黨人隊伍，實在是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要充分加以注意的，就是，共產黨人的識別權并不掌握在任何共產黨員手上，而是掌握在全國的非黨老百姓群眾手中。誰是共產黨人，誰不是共產黨人，共產黨員本人說了不算。只有老百姓說了才算。一、二個老百姓說了，也不行，要全體老百姓都這樣說，才行。但愿群眾路線推行的結果，能在全國范圍內糾正三十多年來的路線錯誤，進而讓老百姓群眾自覺自愿地說：毛澤東的共產黨又回來了。毛澤東的共產黨人又回到人民中間了。

　　四

　　經過系列深入研究，人們不難發現黨內路線斗爭的基本共性，就是，路線斗爭往往都是在共產黨人同共產黨員之間展開的。也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存在這樣的客觀規律。

　　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這個判斷是不錯的。但具體是怎樣進行的呢?既然是黨內，而不是黨外，那肯定是共產黨員同共產黨員之間斗爭，不會是共產黨員同老百姓。老百姓無權、也不會參與。

　　既然如此，黨內斗爭大體可分成四類：一、共產黨人同共產黨人之間斗爭;二、共產黨員同共產黨員之間斗爭;三、共產黨人同共產黨員之間斗爭;四、共產黨員同共產黨人之間斗爭。

　　前面已經多次說過了，共產黨人基本可以同圣人相比，就是圣人加入了共產黨。因此，在他們之間發生路線斗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小小的摩擦和不愉快是有的，但決不會發生和發展成有關路線和方向之間的斗爭。比如，大家知道，馬克思曾經為恩格斯不能及時提供必要的生活費以及生活費用太少而發生過一次不愉快，但過后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在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生涯里，這樣的矛盾僅發生過一次，以后再也沒有了。又比如，大家還知道，列寧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曾經對斯大林對他的夫人卡魯普斯卡婭有過不敬而發生過不愉快，倆人之間的矛盾甚至激化到導致列寧拿起筆來給布爾什維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寫過一封請求考慮把斯大林從黨的總書記職位上撤下來的有名的信件，理由就是因為斯大林太粗暴。但過后，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這樣的矛盾與不愉快，在列寧斯大林之間也僅僅發生過唯一的這一次，再也沒有第二次。至于在中國共產黨內，這樣的佳事佳話也不少。共產黨人與共產黨人之間，只有個別場合的矛盾和不愉快，而不會發生生死斗爭。周恩來、朱德一生都同毛澤東保持了誠摯的革命友誼，即使在執行“左”傾路線的黨中央一度把毛澤東撤去黨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時，也沒落井下石，而是相反，一再保護毛澤東。長征開始時，正是周恩來的力爭，才把毛澤東帶上的。朱德也一樣，當張國濤脅迫他同毛澤東決裂時，遭到了他斷然拒絕：“朱毛不可分”。這三個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生中都保持了純真的革命友誼，以致在1976年，相繼離世，震驚了全中國和全世界。所以，這第一類可以排除了。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類，共產黨員同共產黨員發生的斗爭會不會是路線斗爭。既然共產黨人幾乎等同于圣人，那么，共產黨員也就可以認為等同于非圣人。是非圣人加入了共產黨。也就是比一般老百姓覺悟要高，比圣人悟性要低。他們是處于圣人與老百姓之間的中間層次。從黨內來說，圣人一般總是數量極少。大量的都是非圣人。這就是，真理往往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本質原因。共產黨員之間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都是難免的。歷史上，比如，李立三與王明之間斗爭，一個“左”了，另一個更“左”。最后處理的結果，斗爭失敗的一方僅僅下臺而已。當代史，也即剛剛過去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生過鄧小平反對胡耀邦趙紫陽斗爭。一個右了，另一個更右。具體誰右，誰更右，不是本文評論范圍。鄧小平規定，十四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說明，在路線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斗爭的結果，胡耀邦趙紫陽也僅僅是下臺而已。據此，可以下結論，共產黨員與共產黨員之間發生的斗爭，不會是路線之間的斗爭。而且，一般會不太激烈。采取比較溫和的形式。也不會發展到對抗性的生死之爭。所以，這第二類也可以排除了。

　　真正的路線斗爭，只有在上述第三、第四類范圍內展開。這是路線斗爭的特點，也是路線斗爭的成因。而且，由于作用與反作用主導方的易位，結果是會大不一樣的。

　　第三類：共產黨人同共產黨員之間。陳獨秀在受到批判與斗爭的時候，仍舊是黨的總書記，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被解除了職務。也就是說，下臺了。至于他脫黨，這是后來的事情。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造成的損失非常之大，通過黨內思想斗爭，也僅僅是被解除職務了事。最后，王明還一直留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里。在全國解放后，也曾經有過幾次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屬于路線斗爭性質。共同特征都是共產黨人同共產黨員之間的斗爭。以共產黨人為斗爭的主要一方，以共產黨員為斗爭的次要一方。受批判與斗爭的一方，最后結果都是一個，解除職務，僅僅下臺而已。這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共產黨人都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對黨內同志則更是如此。只要不叛黨不叛國，最后的結果都是良好的。

　　第四類：共產黨員同共產黨人之間。建國前發生的，就是張國濤另列中央;建國后發生的，就是林彪叛黨叛國9.13事件。斗爭是殘酷的。當事者，在斗爭的初期，仍舊是共產黨員。至于后來，被開除黨籍，則是另外一件事。由此，人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什么76年10月發生的那一次，情況是那樣的激烈與不可調和。非要置批判與斗爭的一方于死地。路線斗爭的實質漸漸露出水面，原來根本成因是黨內的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之間的斗爭。與第三類相比，斗爭的主導方換位以共產黨員，斗爭的非主導方換位以共產黨人。作用與反作用的位置調了一個個。由于雙方思想境界不一樣，理論水平不一樣，追求的方向道路不一樣，個人性格不一樣，以往政治經歷不一樣，與群眾的聯系程度不一樣，群眾的覺悟程度不一樣，各自實行的方針政策不一樣，故與以往造成了極大的本質性的差別：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首次動用了專政來解決黨內矛盾。

　　筆者從心底下關注的是，什么時候，作用與反作用的位置重新再調個個。希望主導中國的政治舞臺仍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那將是中國的大幸。民族的大幸。或者，換一個角度，也盡量確保從法律上完善黨內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或共產黨人與共產黨員的良性競爭。再也不要發生用專政手段來解決黨內路線斗爭的任何事件了。

　　五

　　下面我們來試著討論一個原則性很強的問題：共產黨人是共產黨員的道德規范和制約，那么，這個定律是否適用于一切政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共產黨人是共產黨員的道德規范，是共產黨的特產。是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沒有正式載明，但意思已經非常明了的無產階級價值觀。該價值觀和價值體系，換在其他政黨身上，或者不合適，或者只能起負方向的加強作用。

　　比如，對國民黨。人們也可以從報刊書籍中讀到過國民黨員和國民黨人說法。但有沒有人提出，把國民黨人作為國民黨員的道德規范和制約?沒有。因為，國民黨沒有解放全人類的最高政治綱領。三民主義已經到頂了。因此，國民黨員和國民黨人是完全一致的概念。人們提起國民黨員，同時亦指國民黨人;反之，亦然。人們無法把國民黨人從國民黨員中升華出來。

　　其它非共產黨，包括一般性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的政黨，情況大體相當。

　　當然，國民黨情況比較特殊，也有杰出的人物，比如孫中山。在人們普遍印象中，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很少有人會把他同國民黨人聯系起來。國民黨人孫中山，好像很少有人這么說。中山先生本身就是超越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黨派的。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共同的導師和領袖。是民族的英雄。與其說孫中山先生是國民黨人，不如說是共產黨人。因為他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與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是基本一致的。這里又用得著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對共產黨人的定義了。是共產黨人，不一定是共產黨員。不是共產黨員的，但由于思想上堅定信仰共產主義，并決心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經千錘百煉之后，也可以成為共產黨人。

　　又比如，對法西斯納粹黨，則情況完全有天壤之別了。只要一提起法西斯納粹黨員，人們立即會在心目中引起一百倍憎恨，如果換之以法西斯納粹黨人，則立即就會使這種憎恨加強到一千倍、一萬倍以上。這又是何故呢?這說明，黨人是附加在政黨身上的。是政黨的附加值。也可以說，是一種無形的價值觀。既然是價值觀，就可以是正價值觀和負價值觀。法西斯主義和納粹黨人就是一種標準的負價值觀。

　　蘇聯共產黨人曾經有過正方向性的高附加值，這是他們在長期國內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中積累起來的。是犧牲了幾千萬蘇聯共產黨人共產黨員、蘇聯紅軍戰士的生命換來的在蘇聯人民和各民族中的一種偉大的認可，可惜，他們沒有正確運用好這樣的高正附加值，或者說高正能量。在二十二年前的8.19政治變故中，同蘇聯共產黨員一起遭到了蘇聯人民的放棄。人們分不清誰是蘇聯共產黨員，誰是蘇聯共產黨員的升華-蘇聯共產黨人。也有可能在修正主義路線的長期腐蝕下，蘇聯共產黨人早已不承認自己是蘇聯共產黨人。也從來沒有一個男兒想到過要把蘇聯共產黨人作為蘇聯共產黨員的規范和制約。在蘇聯人民心目中，蘇聯共產黨人就是蘇聯共產黨員。他們都是一樣的。沒什么差別。蘇聯共產黨人下降為一般的蘇聯共產黨員，蘇聯共產黨員下降、混同于一般的蘇聯老百姓。蘇聯共產黨和平演變成官僚特權資產階級。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是造成蘇聯解體、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歷史悲劇的終極原因。但愿在我們中國，不要發生這樣的情況。或者已經發生了，立即懸崖勒馬。

　　(全文完)

　　201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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