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兩個不能否定”的講話后，左右兩派便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并展開了爭辯。

　　賀衛方在微博中說：“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決議徹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說?連那十年都不扣除?誰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線和理論，鄧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終結了文革，告別了專政下繼續革命，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革命。這種人為的‘前后統一’就是否定改革開放。”

　　光明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齊彪的文章，說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前27年走的是“封閉僵化的老路”，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是“晚年的錯誤”;還說近30多年是“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中央民族大學揚思遠教授等對此進行了批駁：“習近平同志的‘兩個不能否定’與黨的歷史問題基本文獻的精神的確是不一致的。這本沒有什么奇怪，《決議》的起草和通過是在十年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對重大問題的判斷有歷史局限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重大事件的歷史意義反而能夠看得更加清楚，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習近平同志勇于理論創新，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和深刻的歷史感。”

　　之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發表《說毛澤東時期一無是處 不是糊涂就是別有用心》一文[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正確肯定了新中國前30年的六大成就。此文受到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猛烈攻擊。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林竟然把堅持毛澤東思想者咒罵為“毛糞們”。

　　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衛建林、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和惲仁祥、李波等老干部;孔慶東、張宏良、司馬南、韓德強、郭松民等著名學者;胡木英、蘇鐵山、凌孜等紅二代;常海思、羅援、昆侖巖、朱和平、戴旭等軍界人土，通過發表文章、談話等多種方式，實質上參與了這場大討論。這樣，便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如何評價改革前后兩個時期的爭論。

　　這場大討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是否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核心問題，是承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標準的基本原則，概括地說，就是堅持什么“姓社標準”的問題?？磥?，一場“姓社標準”的大討論已無法避免。我們搞好這場大討論，將會引起一次社會主義思想大解放，為今后斗爭的勝利創造非常有利的條件;假如我們打不好這一仗，導致“不問姓社姓資”思想[中宣部的李君如曾以在十五大之前向媒體吹風的架式大講：“‘不問姓社姓資’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7月18日]再次大泛濫，顯然根本不可能真正搞好今年“懷念救星毛澤東，清除漢奸賣國賊”的主題活動，真正實現今后十年的撥亂反正。所以務必要充分重視，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為了把問題真正搞清楚，建議主要圍繞以下幾點進行討論。

　　[一]“三個有利于”和“四個堅持”到底哪個是社會主義的標準?

　　“三個有利于”特別是其中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就“姓社”即屬于社會主義制度的論斷，實質上是站不住腳的。由于生產力事實上有個歸誰所有，由誰管理，作為實現什么目的的手段，用什么方法發展的問題;由于從生產力本身來說，它的發展是和多種因素相關的，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力一時、片面的發展，并不能證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對了。這是在于從實質、長遠、整體來看，它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并且必然導致亡黨亡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被長期實踐反復證明了的客觀真理。再說，由于大量出賣資源、拼命引進外資以及進行必要的體制變革和政策調整等等，都會在一定時期內使國內總產值有所增加。香港就是由于進行政策調整等原因，使經濟有所發展的，如果看到這一點就說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還是“姓資”這樣一個對于國家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嗎?可見，“三個有利于”是從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區分兩種制度的，這當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既具有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又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才能說“姓社”。

　　“四個堅持”作為“姓社標準”，事實上是人民群眾一直公認、任何時候都顛撲不破的。所以憲法、黨章和黨的其他文獻一直公開講以下三條：經濟上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即在根本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政治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思想文化上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四個堅持”，從理論、政策上講是四項基本原則;從社會制度上講則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如果否定或者口頭上承認但實質上背棄了這三條，從而造成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風氣特別是黨風長期地持續壞下去，就是背離社會主義而搞資本主義或者說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二]可不可以說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前30年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

　　這個時期的成績主要有十條：

　　[1]使工農大眾一步登天成了國家主人。那時工人、社員可以面對面地給直接領導提批評意見;各級人大中第一線的工農兵學商當代表的占70%左右;由于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強調在農村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工人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相當高。這和改革后30多年間連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都不得不公開承認工人、農民、下崗工人已成為所謂“十個階層”中倒數第一二三位即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2]使社會主義改革不斷得到推進。例如，那時候通過對照搬蘇聯的“一長制”進行的改革，使鞍鋼憲法得以產生并貫徹落實，便促進以大慶為代表的大批國營企業越辦越好，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3]使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物價飛漲等現象幾乎絕跡。

　　[4]使我國成為社會風氣最好的國家之一。那時學雷鋒做好事，助人為樂，成了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不少地方幾乎可以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5]使階級敵人不斷受到應有的打擊。趙某某說：“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改革理論”;“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像他這樣的走資派，現在并不少見。既然如此，怎么能說毛主席反和平演變的理論是左傾僵化呢?

　　[6]使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都得到大發展。那時科技戰線很重視長遠、整體即戰略發展，使我國在搞出原子彈之后又以比西方國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氫彈、人造衛星、核潛艇并著手實施宇宙飛船計劃;成功試飛了“運十”大型客機等等，這樣我國的科技水平迅速躍居世界前列。幾乎全部免費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學，甚至在大學里也占了絕大部分。人民群眾成為新文化的主體，工農兵的形象通過文藝改革占領了舞臺。在對城市老爺衛生體制的改革中，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了農村和基層，形成了合作醫療體制，出現了大批赤腳醫生，使普通群眾的醫療衛生狀況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國人壽命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達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歲。正如臺灣著名人士李敖所說：“在舊中國，餓死人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應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應該有1億到1.5億人餓死。”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這些，比山東大學教授孫經先經過反復核實所證明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中因災死亡的200多萬人;比老部長張全景所說“據國家統計局、民政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的材料，因缺糧致死的是103.9萬人”，顯然都多得多。

　　[7]使經濟建設得到極大促進。那時高于西方國家一倍以上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被全世界公認為經濟奇跡。連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都說：“從1950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長，這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3頁]李敖說：“這些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建立了許多低水平的加工工業，賺了一些錢，卻沒有集中力量進行艱苦的技術趕超，導致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當初我們按照毛澤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并立甚至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

　　[8]使我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之戰、西沙之戰，都打出了軍威、國威。

　　[9]使黨的建設不斷得到加強。那時干部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群眾參與共產黨的“開門整黨”，黨員干部自然“說話有人聽，做事有人幫”。群眾性的義務勞動能夠經常、廣泛地開展起來，就從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10]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那時我國真心實意地積極支持世界各地民族獨立、國家解放、人民革命的正義斗爭，自然和許多國家特別是一百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誼。上世紀七十年代恢復我國的聯合國席位，主要就是由這些兄弟國家抬進去的。

　　同時必須承認，反右等政治運動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大躍進中犯了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文革中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這些錯誤造成的損失相當嚴重，教訓非常深刻，務必切實糾正，今后堅決避免。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實質上被當作浩劫全盤否定，而且被作為比資產階級專政甚至帝國主義更壞的東西，用來妖魔化我們的黨、我們國家、我國人民。在當前這一關鍵時期，西化派更加瘋狂地把黨和人民的唱紅打黑說成“文革復辟”，把共同富裕說成“亡國之道”，把“紅二代”說成“封建殘余”，把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說成“極左分子”，所以文革問題已無法再回避了，必須表明態度。著名經濟學家張宏良指出：“推動邪惡勢力越抱越緊的是文革;造成進步力量散亂的同樣是文革。”騰訊網推出了“如何防止‘懷念文革’的歪風”的專題，并以“你懷念文革嗎?”為題，發起投票，結果懷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數的78%，便說明討論文革的時機正逐步成熟。

　　對于文革，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在給大學生講黨課時說：“我認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這可以理解為，毛主席的出發點是好的，實踐也證明這一出發點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從理論到實踐都不能全盤否定，只是方式方法有錯誤。這個評價，和毛主席關于文革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評價，差別不是太大。問題在于，這些錯誤畢竟是發生在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之中的錯誤，是出發點很好，但方式方法不夠妥當的錯誤;是一旦發現提出者往往能自覺、主動糾正的錯誤。因此，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評價，基本符合實際，能為多數人所接受。所以對此我們務必要旗幟鮮明地堅持，絕不能有任何動搖。

　　[三]可不可以說這次改革開放有一定成績，也有嚴重錯誤?

　　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揮私營經濟的有益補充作用;在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前提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等，都屬于改革的成績。嚴重錯誤主要表現在：

　　[1]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新浪財經2010年2月9日報道，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公布，200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28.3%，非國有企業占71.7%;原國家計委研究員劉日新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統計年鑒》計算的結果是，各種國有企業的“資產為10.94萬億元人民幣，占總計的22.2%”。由于集體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資和私營經濟無疑已取代公有制占據了主體地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巡講話里明明說深圳“姓社不姓資”是因為公有制占主體，那么，怎樣用這一條區分“姓社”、“姓資”呢?

　　[2]造成了兩極分化。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說，我國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見，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甚至低于32個非洲國家”[主人公論壇網，2010年3月9日]。世界銀行證明，“中國的基尼系數2011年已經提高到0.57” [《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第23頁]，幾乎超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廣大農民工的工資30多年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應得工資至少應當是現在的3倍以上。而平安保險公司老板馬明哲的年薪則高達7000萬元左右。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鄧小平說產生了兩極分化就是走了邪路，怎么用這一點回答現實問題呢?

　　[3]培植了新的資產階級。據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同1956年我國進行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相比，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數為當時250萬人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既然如此，大私營企業主不是資產階級是什么?所以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也承認的。例如“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說：“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 鄧小平說過，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改革就失敗了。失敗了的亊情還能說不是嚴重錯誤嗎?

　　[4]工農大眾淪為弱勢群體。隨著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目前雇傭勞動者已占工人的80%以上。至于人們所說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樣任由老板挑選買賣;窯奴們干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成千萬的婦女被迫賣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別是有無產階級感情者無法容忍。正因為這樣，連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都不得不公開承認，工人、農民、下崗工人，已成為所謂“十個階層”中倒數第一二三位即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這樣，無疑談不上工人階級真正處于領導地位，談不上真正堅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談不上社會主義思想真正成為主旋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怎樣用這一條區分真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

　　確實，從表面上看，“以前吃窩窩頭，現在吃饅頭，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這并不能證明一些人主張的補課式、附庸化改革是正確的。當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點，但這主要是因為舊中國留下的攤子太破爛，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需要勒緊腰帶艱苦奮斗;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當時提倡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寧愿當代人吃苦頭，也要給國家打下個好基礎;是因為準備進行反侵略戰爭，使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陳毅那句“就是當了褲子也要造原子彈”的驚世之語，便生動、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景。但是由于那時候干部和普通群眾的生活差別不大，而且起帶頭作用，例如“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帶頭減口糧、吃野菜導致腿浮腫，所以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干群關系和社會秩序都相當好。再說，即使當時的生活再艱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舊社會強得多。

　　現在確實天天吃饅頭，但我們要看到以下幾點：

　　農田基本建設大多是那時候搞的;多套大化肥生產設備是那時進口和建成的[年產尿素1593萬噸，可增產糧食1500億斤左右];袁隆平的雜交稻是那時搞成的[也起碼增產1000億斤以上，僅這兩項便可基本保證我們吃大米白面了];大批社隊企業[后來被改稱“鄉鎮企業”]是那時大辦起來的;那時對農業的投入相對較多，農業機械化程度已相當高;由于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以及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素質。

　　現在所欠內外債數目驚人。引進外資約7萬億元，加上數以萬億計的股票、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際上2004年便達到了“負債13萬億左右[世紀沙龍，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過14萬億元的債務，實際負債約近30萬億，即全國每個男女老少頭上都有約兩萬元的債務。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內的許多東西是借來的?，F在每年都進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國2007年食用油對外依存度達59%”[廣州日報，2008年10月1日]。

　　我們本應生活得更好一點，但由于分配不公、貪污腐敗、國資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半年糧”，甚至連他們的貓狗都比我們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當一部分平民百姓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

　　只要我們真正到企業、農村尤其是中西部貧困地區走一走;真正聽一聽平民百姓尤其是在新中國前30年打家底階段作出重大貢獻今天理應在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得到特殊照顧，理應在收入上每月增加千元左右補貼的下崗工人的呼聲，就會承認以上基本事實的。

　　俄羅斯今天的事實，也已使一些人警醒。一個權威調查機構的數據顯示，當今66%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76%的人認為蘇聯有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李慎明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一位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曾痛切地對他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以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蘇共垮臺時，我也抱著歡迎的態度。但多少年來，這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我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

　　[四]怎樣才算正確地理解和堅持“兩個不能否定”?

　　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30年否定新中國的前30年，正確的做法就是不能用補資本主義課的改革觀，去否定那個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績。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特別是在促進經濟建設方面的優越性講的很少甚至成了禁區，相反“不問姓社姓資”即實質上走資反社成了思想解放的標準，使社會主義信念動搖、共產主義理想喪失成了相當普遍的現象。例如，今年五四青年節中國網發表的北京45所高校2035名青年學生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認為加入中國共產黨與個人成才有著密切關系的學生中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選擇對黨的理論和信仰持有肯定態度的選項，那么，在其他學生中作這種選擇的人顯然會更少。更嚴重的問題在于中高級干部對此類現象早已熟視無睹，相反卻在全國各地邀請公開的漢奸賣國賊茅于軾去進行反華反共反毛反人民反革命的宣傳鼓動。這和蘇聯黨垮臺、國解體時70%以上的高級干部傾向于資本主義，從而導致蘇東劇變大悲劇發生的情況很相似。當時蘇共特權階層“追求”的已不再是單純的金錢利益，而是長期霸占特權并傳至后人。而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保證這一點。于是乎，在蘇聯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這些原本高唱共產主義贊歌的人撕下了面具。在這個意義上說，正是這些假共產黨人革了蘇聯共產黨的命?，F在我國也處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再不敢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不是鼠目寸光的庸人，便是心懷鬼胎的敵人。

　　不能用新中國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就是不能用那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些做法，否定改革中所實行的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發揮私營經濟有益補充作用;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范圍內的改革成績，而只能否定它的嚴重錯誤。這是因為，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一直在宣傳近30多年來的成績，都是進行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的改革帶來的。而這“三化”正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點。顯然，這樣宣揚改革開放的成績實質上等于宣傳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正是近30多年越推進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信念越動搖的另一方面的深層次原因。更陰險的是，他們把實行資本主義“三化”造成的腐敗增多、兩極分化、社會不穩等等群眾最不滿意問題的屎盆子，扣在共產黨的頭上，為實行西方國家普世價值的核心多黨制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做準備。這和當年葉利欽打著反特權、反腐敗的旗號推翻共產黨和解體蘇聯時的情況也很相似。特別危險的是，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比當時的蘇聯不僅更多而且更囂張。僅從相當多的精英幫助美國在中國推進已被大量事實證明有害的轉基因主糧商品化;南方報系和炎黃春秋雜志敢于在十八大提出反對走改旗易幟邪路之后公開鼓動搞西方式的憲政;中央政府的智囊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相當多的干部成為通過在天則經濟研究所這一公開承認接受美國資助的機構等等單位拿西方國家的錢，干賣國求榮的勾當，不但一直逍遙法外反而紅得發紫，便不難看出來。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再不敢講改革的嚴重錯誤，不是糊涂蟲，便是披著人皮的豺狼。

　　當然，在以后的歷史階段里，我們要依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新的實踐，全面推進復興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這就是說，我們在“科社復興運動”中，既要堅持新中國前30年的基本制度，又不可照搬過去的一切;既要批判打著改革開放旗號走改旗易幟邪路的邪改派，又不能全盤否定近30多年里人民群眾的勞動創造和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發揮私營經濟有益補充作用等等改革成績;既要繼承、發揚革命傳統，又要勇于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創新，從而創造出即適合中國國情，又具有21世紀特點的真正科學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這里列舉的四個問題，只是這場大討論所涉及基本問題的一部分，隨著討論的深入和更多人的參與，涉及的問題就會多起來。李慎明大聲疾呼：“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大家為毛主席講點公道話，對這些惡意攻擊，特別是大家心頭的疑問，都要給予恰當的回答才好，否則中華民族、中國、中國共產黨必然都是一場大災難，‘中國夢’實現不了。” 這是因為只有毛澤東思想[包括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才是救黨保國的旗幟;只有群眾路線即一方面黨內健康力量真正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在真共產黨的領導下敢于和善于推進大眾民主[去年的“九月愛國運動”、今年長沙的“新五四運動”，就是大眾民主的表現形式之一]，象毛主席說的那樣使兵民成為我們的勝利之本，才是救黨保國的最強大力量。所以只要我們搞好這場大討論，使之成為一次社會主義思想大解放;只要我們敢于支持和聯合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更重要的是緊緊抓住兵民這個勝利之本，積極、主動、充分地相信、依靠、發動群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我們就必定會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這個有特殊意義、對人民特別有利、具有關鍵性的2013年，打個大勝仗!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