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吳教授說“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一段話

　　最近，《上海證券報》刊登了對吳教授的專訪，其中有一段話引人注目：

　　記者:您和朗咸平教授在看待國企改革上面有很大分歧嗎?

　　吳敬璉:我說我同意郎咸平所說的“反對盜竊國有財產”，“不以人廢言”，但我反對他說“國有企業改革是錯誤的”，結果有人就發表文章，說郎咸平沒有說過國企改革是錯的。后來過了幾天，郎咸平就自己發表了“國企改革天怒人怨”的文章。你是聽郎咸平的呢，還是聽代表郎咸平的人的話?我覺得，應該建立一個學術討論的規則，如果沒有這個規則的話，我是不準備參加討論的。

　　記者:有些人說您“嫌貧愛富”，是支持富人和資本階層的，您怎么看這個說法?

　　吳敬璉: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何而來，就像有人曾經指出我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實際上那是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我的原文并不是這樣，第二天《中國青年報》上已經刊登了更正啟事，后來《財經》雜志刊登了我的全文。(《吳敬璉：我從來沒有嫌貧愛富》《上海證券報》2006年3月8日)

　　看了吳教授的這些話，讓人想到一個問題，究竟吳教授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沒有，是不是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這里，我們把2005年11月吳教授的《財經》四人談，12月《中國青年報》的文章，2006年1月17日《財經》的文章引出來，看一看：

　　吳敬璉教授的第一次談話：

　　混同兩種不平等，把矛頭主要指向結果不平等的最大問題，是把“反腐”和“反富”混為一談。矛頭不是指向貪官和“紅頂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階層的上層分子，如醫生、教授、國企高管、中小企業主等等，這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腐”和“富”之間容易混同，但是領導和傳媒的責任正在于幫助大眾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令人擔憂的是，現在好象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吳敬璉、高尚全、江平、許小年四人談》《財經》2005年11月25日)

　　吳敬璉教授的第二次談話：

　　“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今天在《財經》雜志2006年年會上，出人意料地用這一段話來結束自己的主題演講。

　　一向以理性著稱的經濟學家因何動了感情?吳敬璉言語間隱含著深深的擔憂。日前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他解釋，就像貪官污吏通過盜竊公共財產，通過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但現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吳敬璉動了感情:誰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2005-12-13《中國青年報》

　　吳敬璉教授的第三次談話：

　　前一段時間我讀了一本書，書名叫《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創造的最有效的組織生產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發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為其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的建立和維護需要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這種政治環境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威脅，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在市場中占據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這兩方面的人群，看起來彼此地位極其懸殊，可是它們一旦在反對市場體制的問題上結成聯盟，就會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政府對市場采取干預行動。這種行動表面上打著改進市場缺陷的招牌，實際上卻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而大眾不但不會抗議，甚至還要喝彩，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因此受到損害。”

　　我自己讀了這段話覺得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財經》年會：2006預測與戰略”上的講話 (《吳敬璉：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政府職能的轉變》2006年1月17日《財經》雜志)

　　從上述三段話來看，不要“向富人開槍”的一段話，最早出現在《財經》的“四人談”，并沒有“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然后出現在《中國青年報》。所謂反市場化“來自貧困人群”，出自《中國青年報》和《財經》，確實有差別。那么這個差別有多大呢?差別就在于吳教授是引用了《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一段話，這也就是吳教授所說的“后來《財經》雜志刊登了我的全文”。《中國青年報》把引用的話當做了吳教授自己說的話，這也就是吳教授所說的“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

　　現在，我們繼續分析。引用有兩種，一種是表示不同的觀點，引用之后進行批評。一種是引用之后，表示受到啟發。吳教授說：“我自己讀了這段話覺得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

　　那么“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在市場中占據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這一整段話，顯然是啟發了吳教授，而且很欣賞，否則，吳教授也不會把這段話“貢獻給諸位”。誰會把不贊賞的話“貢獻給諸位”呢?

　　我們請吳教授把話說清楚，對這段所謂“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話，究竟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如果不贊成，就可以完全否認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如果“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能說不贊成嗎?

　　那么，請問：我們究竟對吳教授引用的、并且“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那段話“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在市場中占據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應該怎樣理解?是理解為吳教授贊成呢?還是不贊成呢?如果不贊成，為什么又說：“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呢?

　　吳教授不是要建立“學術討論的規則”嗎，那就請自己先遵守規則，不要含糊其詞。

　　(二)不要別人扣帽子，自己卻給別人扣帽子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吳敬璉發表講話，提出在反思改革，認為：

　　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壟斷行業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

　　缺陷二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

　　缺陷三是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

　　缺陷四是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

　　然后，他說：經濟學家作為知識人，應該按照“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并且對這些見解是否符合學術規范獨立地負責。

　　吳敬璉認為，大眾對種種消極的現象廣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強烈不滿，而學界人士對這些消極現象產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讀。

　　對于學界存在的一些解讀，吳敬璉評價說，一些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展中一些問題的正當質疑，重新提出十幾年前已經提出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題。他們指稱過去20多年的中國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主導的，執行的是一條機會主義路線，或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路線”。吳敬璉說，這些人正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吳敬璉：有人正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2006年2月13日《中國青年報》)

　　我們要問：既然是學術討論，就應該允許不同意見存在，但是吳敬璉說：一些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展中一些問題的正當質疑，重新提出十幾年前已經提出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題。

　　從報刊的報道來看，我們還沒有看到哪位經濟學家和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這好象是在捕風捉影地扣帽子。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學術討論，還要開帽子鋪?這種上綱上線地壓制不同觀點的做法，讓人想起五大經濟學家批判吳敬璉的“賭場論”，吳教授只講了“像賭場”，結果被改成了“是賭場”。這種偷換概念的手法，能進行學術討論嗎?

　　我查了很多詞典，也找不到“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的解釋。批評什么觀點，就批評什么，為什么要加“老近衛軍”這個字眼，還是只許自己上綱上線地批評別人，容不得別人的觀點。

　　(三)反對壞的市場經濟不等于反對市場經濟

　　吳敬璉教授一直說有兩種市場經濟，一種是好的，一種是壞的，“市場經濟”是全稱概念，“好的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是特稱概念。因此反對“壞的市場經濟”并不等于反對“市場經濟”。廣大人民群眾對虛高醫療費、教育費、房價的批評，是反對“壞的市場經濟”，因為把醫療、教育等公益事業泛市場化，不符合當前國際上發達國家的慣例，房地產的虛高價格，不但普通百姓難以承受，而且造成了大量長期貸款，影響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更重要的是這“三高”影響了內需，造成了經濟的瓶頸。

　　吳敬璉大講法治，那么我們要問，“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什么不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批準，國有資產被一些地方政府賣掉?廣大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如何體現?賤賣國有資產，是不是違法?賤賣國有資產，是不是壞的市場經濟的表現?

　　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壞的市場經濟，正是為了要好的市場經濟。

　　最后，我要說的是：我對吳教授是很尊重的，實事求是地說，對吳教授在2000年發表在《南方周末》的《股市不能太黑》那篇文章，我至今記憶猶新。對于吳教授2001年在中央電視臺批評股市不規范的節目，我也記憶猶新。并且寫了不少文章說明“像賭場”與“是賭場”是不同的概念，關鍵是批評股市不規范。現在，我仍然認為，近幾年的股市下跌，與吳教授個人的觀點無關。應該反思的是A股市場為什么不規范。

　　最近兩年吳敬璉教授談話中的某些觀點，讓人感到云山霧罩。例如：吳敬璉教授與《金陵晚報》記者的談話說“通股股東處于優勢地位”，“非流通股東最終是誰呢，是全體人民。”這就混淆了概念，現在A股市場既有民營的，也有國營的。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是發起人的，不是全體人民的，如果說非流通股是全體人民的，那么民企的大股東愿意嗎?這豈不成了剝奪私人財產嗎?這符合法律嗎?所以只能說國有控股公司的國家股、國有法人股是全體人民的。另外，還有一些法人股已經被民企購買，也是購買者私人的。

　　吳教授所謂的“流通股股東處于優勢地位”，實際是把13億人民與3900萬(按深滬股市雙向開戶計算)股民對立起來，3900萬股民涉及到3900萬個家庭，1億多人，難道這1億多人就不是人民了嗎?難道3900萬股民買了流通股，他們就不是人民了嗎?從法理上說，3900萬股民是雙重股東，他們既是自己所持有的股票的股東，也是國有非流通股的股東，國有資產也有他們一份。

　　吳教授用“非流通股東最終是誰呢，是全體人民”，一方面剝奪了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的私人股權，另一方面又剝奪了3900萬股民對國有股的那一份權力。這在邏輯上是混亂的。

　　吳敬璉教授還說：“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這樣一個銀行讓投資者怎么信賴呢?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很容易情緒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過于情緒化，就容易出問題。要解決國有銀行的問題，就要仔細地把問題的癥結弄清楚。”(《吳敬璉不贊同國有銀行賤賣論稱國人容易情緒化》《新京報》2005年12月10日)

　　這里我們首先要說明，國有銀行上市之前已經過資產剝離，資本金不是零，其資產不僅僅是賬面的，而且對一個國家金融系統來說具有戰略意義。然后我們從A股與H股比較來看這個問題：如果在香港上市的銀行股沒有賤賣，那么A股市場銀行發行股票就是貴賣了，因為都是銀行股為什么內地發行價要高幾倍?如果內地發行價正合適，那么到香港發行就是賤賣了，為什么比內地發行價要低幾倍?

　　我們再請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一說，中石化A股發行價4.22元人民幣，H股發行價1.6元港幣。格差一倍半，究竟是H股賤賣，還是A股貴賣?當時的社保基金也是以4.22元人民幣進入的A股，被套了很長時間。現在社保基金雖然解套了，但是卻眼看著H股賺錢，這又是什么問題?

　　吳教授說“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那么A股與H股的第一個介入者，哪一個風險大?誰都知道H股的風險小，那么請吳教授說一說，為什么讓社保基金介入風險最大的A股，而風險小的H股留給國際投資者?吳教授不是天天講機會公平嗎?為什么社保基金與國際投資者的機會不公平?

　　吳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承銷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發行H股是1.60港幣，發A股4.22元人民幣，1.60與4.22中間的差價就形成了公司的資本公積金，這個公積金立即就被全體投資者所擁有，包括香港以及海外的投資者，使內地股民的資產被國際股東吞食。為什么吳教授2001年對內地投資者與國際投資者的機會不公平保持沉默?現在卻為國際投資者介入銀行股進行辯護，這是不是忽悠我們小老百姓!

　　還有，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受到美國某些國會議員的阻撓，為什么吳教授不說美國國會議員情緒化?卻一味指責中國“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難道美國人就沒有民族情結了?

　　我們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看一看這些報道：

　　據《華爾街日報》披露，雪佛龍已在國會活動，設法阻止中海油對優尼科提出的競購。而在雪佛龍的發動下，美國40余位國會議員已向布什總統遞交公開信，以國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名義，要求政府對中海油的并購計劃立即進行嚴格審查。(《優尼科推遲發布表決公告中海油收購案懸而未決》《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8日)

　　近日，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巨頭優尼科引起了美國新聞媒體的恐慌，他們大肆渲染中國經濟威脅論，害怕美國會淪為從屬國。《紐約時報》7月31日撰文指出，這些報道是短見而無知的，美國人不應害怕中國，反而應向中國學習。(《畏華論杞人憂天學中國才是正道》《國際金融報》2005年8月1日 )

　　其實，任何國家都要考慮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俄羅斯也是不允許中國的石油公司去收購尤甘斯的股票。為什么中國人就不需要考慮金融安全。誰都知道上市公司是公開信息的，特別是對大股東沒有秘密可言。

　　就在某些人指望國際投資者幫助中國的銀行進行改造時，媒體報道：

　　中國銀行早于今年8月份出售10%股權予蘇格蘭皇家銀行、美林及李嘉誠慈善基金等等，但有報道指，美林已暗地里將部分股份轉讓予兩家在港有辦事處的對沖基金，看來美林集團也不是什么戰略投資者，只不過的戰術投機者，賺了一把就跑，這與中國內地的券商沒有什么兩樣。

　　相比較而言，中國人士只說國有銀行被賤賣，還沒有什么“外國威脅論”卻被吳教授指責為中國“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學術討論，是不能用雙重標準的，為什么吳教授要指責“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難道美國人就沒有民族情結了?吳教授說“應該建立一個學術討論的規則，如果沒有這個規則的話，我是不準備參加討論的”，但是他又不斷發表談話，評論他所不同意的觀點，我們搞不清楚，吳教授是參加討論呢?還是不參加討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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