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暢銷小說中對科學的反思
西方很多的文學作品,在追求可讀性、暢銷結果的同時,對于科學問題的探討、反思非常具有啟發性。
這些關于科學的反思,其影響和意義往往很大,因為文學作品這種載體有著十分廣泛的傳播作用。
將一些科學前沿的理念以公眾更可接受的文學方式去傳播,讓人們思考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事情,其實是更有借鑒意義的。
談到小說與科學的問題,首先涉及到文學家,而文學家經常是很有一些先見之明的,很多的文學作品里對于科學問題的探討、反思和說法非常具有啟發性,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這些關于科學的反思,其影響和意義往往是很大的,因為文學作品這種載體有著十分廣泛的傳播作用。
就目前來看,國內涉及到科學問題的有關作家確實很少,這個問題本身又值得我們思考和探討。當然不排除有個別出色的例子,比如張之路寫的少兒科幻小說《非法智慧》,就有一些對科學反思的意味,但是更多的還是科幻小說的形式。而西方的一些小說則表現出了比較強的敏感度,甚至于暢銷小說也是如此。關鍵的問題,是用什么視角來閱讀和解讀這些作品。
《美麗新世界》和《1984》
如果從較早時期來看,上個世紀30年代就曾經有一部值得關注的經典作品,叫做《美麗新世界》,作者是赫胥黎,他的爺爺老赫胥黎,就是那位在達爾文進化論飽受爭議時為其辯護的著名人物。這個小赫胥黎在作品中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探討了科學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另一種影響,甚至設想在某個社會中對生育技術的濫用,很有些類似于今天廣受爭論的生物技術。
在小說中,作者利用當時的科學技術知識來設想,把人從胚胎開始就分成不同的階層來培養,比如說精英階層、勞動階層,在其培養過程中貫穿了各種技術手段,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人有著不同的培養方式。當然為了避免不同的社會結構帶來的沖突,這個社會還要保持文化專制。比如說,一些傳統文化像莎士比亞的戲劇等都被列為禁書,人們要讀規定的作品,甚至于提供某種類似于毒品的東西,讓大家休閑娛樂。
在后來的情節發展中,有個“野蠻人”闖入,在他看來這個社會反而是有問題的,雖然表面上幸福、安定,但是人已經不再像人,因為一個有生老病死、變丑權利的個體才是人,但是這個社會的人都對自己的階層特別滿足,因為他們在胚胎成長過程中就應用了技術手段,并隨時把新技術融入、貫穿進去,固定人的成長模式,作家恰恰要反思的是兩種東西:一種是社會體制,一種就是利用科學手段對體制的保證。
另外一本思想有些類似、時間上稍晚的作品,就是非常著名的《1984》。通常,人們不會把它算作跟科學有關的書,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說的類別里面,這本書的作者奧威爾,在1948年設想了一個集權社會發展到1984年的情況。這部書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很大,當然首先的影響也是來自作者對于集權政治社會體制的反思;但是回過頭來再想一想,其實這部小說對于那樣一個社會的技術支撐條件的描述,是涉及到了大量跟科學技術有關的東西的,甚至于帶有了某種科幻的意味。
比如說,人時時處處都受到監視,所有的地方沒有自由、沒有隱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間里都要躲著監視器。1948年科學技術并不是很發達,作品中設想的那種監視電幕,很像現在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作家對一種社會政治結構變化進行思考的時候,運用了很有預見性的科學技術手段,甚至是當時并不存在的技術,可見作家的這種想象力和科學技術的思考和價值判斷是非常值得后人重視的。
克萊頓的系列作品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人們的意識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一些作家秉行的是對于科學的描述,甚至以科學家的科學研究為主要的敘事對象的作品,也有了更深刻的表現,涉及領域也更寬泛,比如醫學等等。如果說最熟悉的話題,就要屬美國著名的暢銷小說家克萊頓的一系列作品了。
克萊頓的小說非常好看,他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被改編成好萊塢電影了,其影響可見一斑。他在作品中對于科學題材有持續一貫的討論,在公眾領域當中也許最有名的就是《侏羅紀公園》了,被改編成電影之后,其影響力超出了小說本身。后來這個系列又出了《失落的世界》,也改編成電影。但是電影和小說的創作是不一樣的,電影由于時間有限、手法不同,很多思想性的東西在電影里是被隱去的,不那么鮮明。
在寬泛的意義上,有人把《侏羅紀公園》、《失落的世界》這一系列小說歸入到廣義的科學幻想小說,但我覺得這些還不是典型的科幻小說,我更愿意以《星球大戰》之類的作品作為典型的科幻小說的代表,它們的幻想性、奇幻性要更強一些。而克萊頓的著作,更像一種商業暢銷小說。
盡管如此,如果仔細地去閱讀《侏羅紀公園》小說文本的話,會發現這部小說對科學的寓意和反思是相當深刻的,只不過更多的是化在字里行間、化在故事的背后。
克萊頓學過考古人類學、醫學,有很好的科學背景,他敘述的小說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點,并不像很多幻想小說那樣純粹是非邏輯跳躍的幻想。他談論的某種科學技術可能并不是現實中已經實現了的,但是通過他的想象和論述,又給人一種可信的感覺:盡管今天在技術手段上還沒有辦法徹底實現,但未來在邏輯上是有可能出現、實現的。
比如,在侏羅紀公園這個以人工復制恐龍為特點的主題公園場景中,運用現代科學手段,把恐龍給制造出來,這有很強的異想天開的成分,但似乎也有一種內在的道理可言。但這仍不是最重要的,他寫這個故事要告訴讀者什么呢?更多的人把它作為一個驚險電影來看,看到了事故:恐龍后來走出了公園、傷害了游客,而小說原文有一種非常清晰的意識,即在講人和自然的關系,侏羅紀公園實際上是用人工方式創造的一個自然界,但這個自然界是不可能穩定的,人們原以為可以控制新的自然,但作者認為這只是一種幻想,并且把這種幻想放回到科學的邏輯里。
這本書中,作者利用了一些科學前沿的內容,最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論。有人說這部作品所傳播的混沌理論的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
小說中還塑造了一位可以視為作者代言人的數學家,叫馬爾柯姆,是專門研究混沌理論的。在作品中他預言,重新制造恐龍的這個系統肯定是要出問題的。實際上,從近代科學創立的時代開始,人類有一種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哲學家培根曾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人們一直有一種所謂人類中心的觀念,對人類自己的能力有種夸大的想象,認為人可以控制自然、改造自然。這種認識是近代科學創立以來特別是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所持有的一種主流看法。后來因為出現了很多問題,人們開始反思:“我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在《侏羅紀公園》和《失落的世界》里,作者正是把這樣一種人類能力的局限放了進去。其實很多事情是相通的,比如國內近期關于建壩問題的爭論等,而克萊頓在其小說中,又確實是以阿斯旺水壩為例來說明其立場的。
近年來,國內也有一系列關于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的爭論,某些人也以“科學”的立場對一些環保人士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但是關于文學作品,似乎還沒有看到有人對于《侏羅紀公園》這樣的作品進行政治化的批判,其實,要真正仔細看,這些小說里面蘊含的那些理念與許多環保人士的觀點恰恰是類似的。
前幾年,克萊頓還出過一本小說叫做《獵物》,它的特點是抓住了20世紀末、21世紀更前沿的世界三大科學主題:納米研究、基因工程、信息技術。他把這些東西放在一起,構思了在邏輯上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一個科學發展和應用的故事。
現在我們不遺余力地發展前沿科技,并得到了社會的大力支持。但一些學者后來通過對利益模式的研究,知道了科學界也是充滿了各種利益沖突。有一位人類學家把我們今天爭論的轉基因技術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公司從事的轉基因研究,這種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團的商業模式,認為這類研究應該受到嚴格控制。另一種,是面向公眾的轉基因技術,這跟商業模式不同,可能能解決公眾面臨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技術又面臨著許多的困難。
克萊頓小說中所描述的恰恰是第一類的技術發展。他把故事放在一個開發新的納米發動機材料的背景下:公司的新材料研究遇到了一些困難,于是項目組不得不采取措施,把研究的東西給釋放出來,沒想到這些釋放出的東西變成了一種智能的納米集群。這就類似病毒被擴散,因為這種納米集群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它們在荒野、沙漠上大量繁殖,對于環境、人、動物都有一種毀滅性的威脅。
克萊頓的小說從可讀性來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全球也很暢銷,據說全球總銷量超過一億冊,但是他的小說背后所體現的觀念和思想更值得關注:最前沿的科學技術可能還會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其實我們現實中也不是沒聽說過,以往的科學家在作研究時,也不是沒有過這種憂慮。在科學研究中,人們的控制力永遠都可能是有問題的,那么我們就會面臨抉擇,需要謹慎對待這些問題。而克萊頓的作品,正是在其故事所帶有的反思中體現了這樣一種社會責任感。
丹·布朗的作品
另一個可以提及的作家近年來也非常走紅,那就是《達·芬奇密碼》的作者丹·布朗,《達·芬奇密碼》因為拍成了電影,更使得丹·布朗的名聲大振。這本書當然跟科學有關,比如密碼學、符號學。除此之外,他的另外幾部作品其實也都是跟科學有關的,而且都具有反思的特點,比如說《數字城堡》、《騙局》、《天使與魔鬼》。
《數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碼、信息、超級電腦的問題,也有恐怖分子,以及政府電腦的研制信息系統的開發等等內容,但關鍵在于它還是通過像政府研制萬能解密機等情節,去關注人們在今天技術發達情況下人類隱私何在的問題。
在這部小說里,政府出于反恐的目的,試圖研制可以查看所有人的郵件、信息的萬能解密機。表面上敘述的是政府部門和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的驚險情節,用的是典型的商業故事的包裝。但作者卻把科學技術和人、社會及倫理的發展的沖突,以及對科學技術應有的控制的問題體現出來了。
在《騙局》這本書里,講的是在美國的總統大選的時候,出于權力爭奪的需要,航天局制造了一個彌天大謊,出于政治目的而在科研中由政府部門來作偽的故事。面對這樣的作偽,公眾又該如何去判斷呢?
在公眾理解科學和科學傳播領域中,公眾參與的問題是一個近年來越來越受關注的問題。這個領域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最早期的時候流行的缺失模型,認為公眾一無所知,科學家需要去給公眾灌輸科學知識;后來研究者們逐漸認識到,缺失模型并不一定合適,公眾也有公眾的道理,從而逐漸發展出一種對話的、民主的、參與的模型。但即使在最理想的條件下,仍然有一個大的沖突,就是公眾能夠在什么程度上理解離他們很遠的科學領域發生的事情,這個也構成了一種巨大的張力和討論的困難。而這又是我們所應該深思的問題。
其實在丹·布朗另外的書里,最有意味的是《天使與魔鬼》,這本書把敘述的焦點放在一個科學與宗教的對立之中,涉及恐怖分子、梵蒂岡教會。構成恐怖威脅的技術手段同樣來自科學的前沿領域,作者設想在地球上以某種方式制造出反物質,反物質跟正常的物質一相遇就會爆炸,以此作為最有威脅力的手段,與教會的換屆等攪在一起,構成了故事的支撐。
但是,科學與宗教這種人類另外一種文化的沖突,才是此部小說的核心立足點。在此作品中,作者并沒有直接闡述自己的觀點,也沒有明確地支持科學或宗教任何一方,而是站在一個更為超脫的立場來看問題,但是他還是引入了很多的其他代言人的說法。比如說,書中的一個重要的主人公——教皇內侍,危急時刻在很多信徒面前的一個長篇演講就非常有意思。在通俗的暢銷小說里突然出現那么嚴肅的、長篇大論的、很學術性的關于意識形態的、人類心靈世界、宗教與科學的關系的演講,作者確實是藝高人膽大,但是放在那里反而是水到渠成,很自然。把故事交代到這個地步,人們開始覺得可以去理解、可以去關心這件事情。
這樣,此小說就在提醒人們關注:僅靠科學,人們是否能夠很理想地生存?宗教也是一種人類文化的需求,科學在能夠滿足我們所有的物質前提下,是否同時也能滿足我們的精神需求?當我們掌握了一種非常先進的具有威力的技術的時候,我們的道德是否也已經進化到了相應的足以能夠控制、把握這樣一種技術發展的程度?
期待國內文學作品
關注科學
在西方暢銷小說里頭,追求可讀性、暢銷結果的同時,一些優秀的讀物確實具備了一種很前沿的意識,有一種跟學術界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哲學、歷史、人文的研究相通的傾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在文學中的一種折射和反映。有時候,這些小說的作者們還會有一些獨立的、更加超前的思考,這些思考出于一種責任感,將一些理念以公眾更可接受的文學方式去傳播,讓人們思考與我們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事情,其實是更有借鑒意義的。
前面列舉了幾部有代表性的商業性暢銷小說,當然,這樣的例子還可以找出更多,而且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一點的話,還發現一些純文學的作品也有這樣的特點,比如像已經有中譯本的《羚羊與秧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作家的創作中,就很少能看到對于科學技術有這種相對敏感的把握和思考。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即使在國際上,這樣一些觀點跟科學家陣營也還存在一些沖突,由于科學家長期以來從事的是科學,更多關注的是什么東西能做出來,而科學知識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這些東西如何被應用,以及是否應該被應用。
作為一個作家來說,本身更應該有一種人文的立場、一種反思、一種關懷,來注意到我們這個社會發展的前景,這樣才能使其作品更有意義。從上述的眾多作品中的思考來看,作家完全可以具備這樣一種能力。當然要達到這種能力并不容易,因為寫這些東西,除了人文的修養之外,對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也并不容易。
至少我們看到這樣一些例子,作為文學家,他們的職業敏感完全有可能對科學的問題進行反思,他們甚至能以自己獨特的立場,超前地給出另外的一種也許是非主流的思考。學界有一個名詞,叫做科學主義,大致指試圖以近代西方主流的科學思維方式來解釋一切,來解釋我們的生活,并認為這樣一種方案可以推廣到各個領域來應用。
在近年來國內的一些爭論里面,科學主義有時竟被人當做非常好的詞匯來用。其實這個詞在國際背景下本來是個貶義詞。科學只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形式,而且還有一種向多元化方向拓展的可能。其實在我們的社會生活里,除了科學以外,也有很多科學所不能夠替代的其他的東西,在這樣一個時代,有很多我們無法回避的來自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包括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對之,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是一味盲目地、推波助瀾地去追隨?還是保持另外一種相對冷靜反思的立場來看待,兩種情形顯然大不一樣。因而,我們自然期望在國內的作品里頭,能夠逐漸出現一些既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又有這樣深刻的思想性的暢銷文學作品。
(實習記者李娜根據作者5月18日在魯迅文學院的講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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