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要發(fā)展、人民要進步”，這是歷史潮流，也是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本質力量。

有些人總是對左派有不正確的攻擊，對現(xiàn)實的批判就意味著是固步自封、政治整人，壓制知識分子。認為當今“改革開放”的自由發(fā)展正是中國排位靠前的根本動力。

中國的《憲法》不是一個人、幾個人寫出的，她是歷史經(jīng)驗和政治智慧的體現(xiàn)。關鍵是中國的憲法并沒有形成憲法力量，只是黨派左右下的“政治圖章”，好多“實踐”是摸著石頭過河，缺少德國哲學那樣的指導價值和力量。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訂，到制憲民主的實際效果，中國人民的司法意識、法治觀念和制憲精神是極其落后的。

中國在偉大的第一代領袖離世后，到底腳下的路線怎么走？這不僅僅是權力的支配、分配的問題，更是理想、路線的問題。一些到國外走一圈的人感到，中國與西方發(fā)達社會差距更大了，必須跟上潮流，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和科技力量，不能再以政治斗爭統(tǒng)領社會運動。這些要求是正常的。關鍵是，如何運用社會主義優(yōu)勢，發(fā)揮人民民主的能量，堅持嚴格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宗旨，消除自由主義對社會的污染。鄧小平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兩個基本點”。但是，當社會、黨出現(xiàn)一系列的偏差后，為什么不再回歸“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動員，反而一直沿著私有化的道路、僅僅依靠少數(shù)人的法治遏制腐敗和資本主義泛濫。這就不是一個發(fā)展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真正象葉利欽那樣將中國引向帝國主義附庸、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污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了。

第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黨國家領導人，為什么講求人民民主專政，這絕不是一個幌子、招牌，可以讓百姓賣命，然后領導人成為新一朝代皇帝那樣的事情。毛澤東、周恩來舍小家為大家，正如列寧是大海，彼得大帝是一滴水一樣。從人的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境界的人物。人民民主專政正是要中國擺脫傳統(tǒng)的“黃氏周期”，通過人民民主發(fā)揮人民自主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平等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志，超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體制的排擠和泥坑。

中國面臨的危險有帝國主義的包圍和資本主義體制的泥坑，一個是外面的；一個是體制內的。兩個、雙重的兩極分化走向，必將形成對于中國、中國人民極為不利的局面。

“裸官”問題之所以引起社會關注，就因為這些人“赤條條來回無牽掛”，在國內當官能撈就撈，能貪就貪，一看風頭不對，就腳底下抹油溜之大吉，跑到外國夫妻團聚、合家歡樂了。把自己貪污來的錢和各種非法所得，存到外國銀行去支援“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把自己的老婆、兒女、孫子、孫女送到“資本主義國家”，享受那里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這種兩面派嘴臉、雙重人格，在他們身上表現(xiàn)得可以說是淋漓盡致了。這些人在黨和國家各種要害部門都掌有實權，掌握著國家秘密，當他們的親屬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時，他們代表中國與這些國家從事政治經(jīng)濟外交活動時，豈能秉公辦事、鐵面無私？只能留下一堆亂攤子和一個個黑窟窿，讓國家政府來收拾殘局。

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腐敗的根源。帝國主義用自由的軟實力配合數(shù)百年積累的統(tǒng)治硬實力，威逼利誘，分裂其他國家民族，分而治之，各個擊破。中國沒有堅定的科學共產(chǎn)主義路線和堅定的政治意志，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獨立于資本主義體制的欣欣向榮的新體系、新系統(tǒng)嗎？

這是中國領導人需要明白，向第一代領導集體學習的問題。這不僅僅是生存權的生死斗爭，更是凝聚力量的撥正人類方向問題。做奴隸不能算是“戰(zhàn)略”，做奴才不是共產(chǎn)黨人。毛澤東思想戰(zhàn)無不勝的根本在于人民戰(zhàn)爭的策略，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發(fā)動全面的人民革命將資本主義體制“這尊泥菩薩”淹沒在世界人民覺悟的汪洋大海中。共產(chǎn)主義運動正是歷史的潮流。中國必須順應潮流。

恩格斯說：“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相信科學共產(chǎn)主義具有推動歷史前進的真理力量，那么中國就必須再一次向毛澤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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