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從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話談起

－－論中國知識界奴化影射史學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　　

奴化影射史學是在閹割這個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的靈魂，力圖把青年一代培養成對一切強權都順從屈服的“奴青”，這些奴青在網上大肆宣揚“不講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國歷次的侵華戰爭，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華戰爭，都說成是因為中國“不講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于中國自己的歷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實想象”，就是：在東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如果當時的中國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結果將會如何如何好得多。公然為歐洲白種人在二戰后喪失了對于亞非有色人種的統治表示哀嘆，認為這是巨大的“遺憾”、“錯誤”。睜眼不見西方歷史學家都有記載的這樣一個事實：對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國人、法國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卻利用美洲大陸原本很少傳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點，故意送給他們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細菌戰的方式滅絕他們的種族。　　

為什么他們非要和民族主義過不去呢？更何況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中國農民，被欺壓得實在忍無可忍了，才憤而反抗，以自己的幾十、幾百條命去換人家的一條命，即使不智，亦屬可憐吧？　　

——王小東　　

人類自有語言以來，就有謊言。一位英國的生物學家曾經斷言：人類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腦量和如此之強的智力，多半不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勞動的結果，而是自有語言以來，一場從未間斷過的撒謊和反撒謊的人“腦軍備競賽的”結果。　　

謊言的存在是一點不奇怪的，自有語言以來就存在，甚至在有語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騙行為，今后也一定會繼續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齒冷的是，到了20世紀，撒謊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反撒謊的水平卻被降低得更多，出現了許許多多原本非常明顯、極易揭穿的謊言，卻有著無數智力正常、原本不應會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結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謊言橫行于市，有些還帶著極其輝煌的光環。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當正確地說過：20世紀形成了許多錯誤的知識。　　

即使到了21世紀，有些謊言被揭穿了，但還有更多的謊言至今也沒有出來一個揭穿它們的赤子。這種情況是對于人類智力的一個嘲弄。在人類已經進入太空，正在揭開生命到奧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襯得十分怪異。　　

今天，我想從揭穿具有世界影響的甘地的“非暴力運動”的神話入手，進而論述19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奴化影射史學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紀給人類的智力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恢復名譽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使印度走向獨立的神話　　

平心而論，甘地的神話絕非是邪惡的謊言，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一個善意的謊言。我之所以選擇它，是因為它的名氣大、影響廣，有著極其輝煌的光環，卻是一個單純從智力上來說、從史料上來說極其容易揭穿的神話。以此為例，可以看到我們人類的智力被意識形態優先降低到了一個什么地步。但僅此而已，從道義上和美感上，我還是很尊重這個神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印度獨立運動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況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脫離了印度獨立運動的實際領導層，真正的領導是尼赫魯，從他當時和后來的思想和行為，都很難說他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鑒于甘地的神話只是本文的一個引子，我想盡快地切入二戰中的印度獨立運動，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斷言，不在這里贅述史料了。　　

二戰一開始，尼赫魯等國大黨領導人就開出了只有讓印度獨立才參加英國的戰爭的條件，而甘地在這時表現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達了對于納粹德國的反感。只是在這樣的時候，在德、日法西斯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根本不是因為別的，英國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寶貴。1942年對于大英帝國是非常慘淡的日子，依靠美國的大量援助，英國本土才從德國的猛烈攻擊中幸存下來；而在遠東，香港已于1941年丟給日本了，緊接著馬來亞、新加坡、緬甸都丟掉了。整個印度次大陸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鉗形攻勢的會合中心，可印度國內卻不乏簞食壺漿以迎日師的情緒。　　

美國感到了印度局勢的嚴重危機。同樣，中國也感到了印度局勢的嚴重危機。1942年新年伊始蔣介石就給羅斯福總統拍發了緊急電報，說：“我本人為印度的軍事及政治狀況所震驚，一句話，局勢極其危險。如果英國政府不從根本上改變其對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給敵人，邀請他們馬上來占領。”這封電報堅定了羅斯福總統認為英國錯誤的殖民地政策對于盟軍作戰構成了巨大危險的信念，美國政府對英國施加了極為強大的壓力。在德、日兩大敵人的巨大軍事壓力和美、中兩大盟國的強大政治壓力下，固執反對給予印度獨立的丘吉爾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談戰后予以印度獨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應在戰后給予印度英聯邦自治領的地位，這在實際上就是獨立，因為印度可以隨時退出英聯邦。然而在一個問題上，英國政府未能達成與印度獨立運動的協議，那就是穆斯林居住地區的問題。“克里普斯方案”規定任何一個省也有權退出印度自治領，甘地和國大黨的其他成員都不接受這一條款，認為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慮到英國人欺負了印度人這么多年，我個人覺得甘地他們是有點乘人之危，得理不讓人。特別是此后的歷史事實是，印度最終沒能拿住巴基斯坦：從開始的一系列混亂和仇殺，直到今天印、巴兩國的世仇，都說明英國人的方案還是實事求是的。而這就開始了所謂“退出印度”運動。甘地和國大黨其他領導人入獄，甘地的妻子死在獄中。　　

那么，這個“退出印度”運動是非暴力的嗎？用中國學者尚勸余的概括，那就是“運動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線，但是很快便過渡到非武裝的暴力階段，最后演化成武裝的暴力。”我們可以想一想，這樣的一個“演化成武裝的暴力”的運動，雖然就本身來說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對德、日的戰事如此緊迫的情況下，它對于英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威脅，對于整個中美英盟軍就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到了1944年，英國不得不釋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并答應印度在戰后獨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來自于美國國務院，應該是沒有　袁偉時　教授所說的“狼奶”之嫌的。我認為，從這些史料，任何一個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會得出結論：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在促成印度獨立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國學者們在評論甘地的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的原因”時所津津樂道的“英國的民主憲政”及“英國人的文明”，也沒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極為強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國的壓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獨立運動也遠不是“非暴力”的。其實印度人是很明白這一點的，所以他們一直同情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行為。參與東京審判的印度法官帕爾寫了長篇著作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為帕爾在靖國神社立了紀念碑。　　

這里還要再提一下美國的作用，美國在印度的獨立中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肯定會說這是因為美國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國國務院提供的史料倒沒有老是唱如此的高調，一篇文章是這樣措詞的：“英國政府認識到，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美國是不會容忍英帝國在戰后仍舊存在的。”我認為，這樣的措詞講的還是實力政治、地緣政治，而不是高調。如果英國政府在戰后不肯就范會怎么樣？在印度，英國人是就范了的，那我們就看看其后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吧。以英、法、以三個國家的武力對付一個小小的埃及當然不成問題，可是這個世界早已變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已經興起了，蘇聯的態度是不用說的，美國在這個時候也從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機的結果也就定了：您怎么來的，還給我怎么回去。所以說，英國在戰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為非暴力主義對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熱愛和平，而是因為它的武力及綜合國力與兩個超級大國比，差得實在太遠了。如果說英國人有些什么其他的優秀品質的話，那就是他們確實比較理智，至少在印度的問題上，沒有像法國人在印度支那那樣，非要被人揍個鼻青臉腫之后才承認現實。　　

有些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公然為歐洲白種人在二戰后喪失了對于亞非有色人種的統治表示哀嘆，認為這是巨大的“遺憾”、“錯誤”。如一位叫王　從圣的　先生就聲稱：“殖民統治促使非洲社會實現跨越性發展”，“民族解放運動帶來不盡的政變、獨裁和貧窮”。是這樣嗎？就算是，這位　王從圣　先生也應該明白，這些“遺憾”、“錯誤”是美國崛起成為超級大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甘地的神話首先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但這個神話近二十幾年尤其在中國知識界得到了最為夸張的宣揚。除了宣揚甘地的神話本身之外，中國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于中國自己的歷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實想象”，就是：在東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如果當時的中國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結果將會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認為這些想象亦可歸于非暴力神話。　　

非暴力神話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畢竟，除了極少數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愛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的事實卻是：暴力在左右歷史進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生物學家告訴我們，甚至整個生物史，從地球上只有細菌的那個時代開始，就是一部戰爭史，一部軍備競賽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國的邊界多半是由戰爭決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戰爭決定的；　　

——世界上的財富分布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戰爭決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壟斷地位的“老字號”商業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奪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國際組織，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確的軍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要么其前身是軍事同盟，如聯合國，歐盟是個重要的例外，但其發起國在建立歐盟的前身“歐洲煤鋼聯合體”時，除德國外都已經加入了北約，都是軍事上的同盟國，德國則在幾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無數重要的科技發明都是為戰爭而開發，首先用于戰爭，大至互聯網，小至我們裝修房屋時使用的特種膠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圖多半是由戰爭決定的；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20世紀最后十年的歷史大變革是通過“和平演變”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卻仍然是兩方基本對等的毀滅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師范大學　倪樂雄　教授的話說：“暴力規則是一切規則的元規則”，而暢銷書作　家吳思　先生則將此稱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誤以為只有中國才是這樣的。　　

否定人類歷史這樣一個如此明顯的大輪廓，固然有其期盼人類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卻也不乏已經通過暴力取得優勢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來抗爭，而是相信西方人終究會仁慈地回應他們非暴力的吁求——當然，要想取得宣傳效果，一點實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確實也做了些許回應，我們可以承認這也算是人類社會的一點進步。　　

我們應該崇敬人類和平的善良愿望，我們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類進步了，以和平的手段爭取自己的權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們仍然有權知道歷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對于我們以及我們子孫今后的生活仍然至關重要。　　

引子到此為止，下面我要進入正題了。在進入正題之后我將主要拿　楊鵬　先生發表在《亞洲周刊》的文章《中國政治進入了十字路口》及　袁偉時　教授等說事。我感覺在這里有必要作幾句聲明：　　

第一，　楊鵬　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廢公，將該說什么就說什么；　楊鵬　先生在反駁我時亦不必客氣，盡量將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認為　楊鵬　先生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是代表了　袁偉時　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這是我的一個假設，如此假設不符合事實，則我敬請　袁偉時　教授和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指教，說明他們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楊文的觀點。　　

第三，不必說什么“對手不能回應”之類的話，對手的話語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都比我這類人大得多。　　

二、拿歷史來陪綁現實政治考慮的影射史學的非正義性　　

影射史學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現象，就像有了語言就有了謊言，我猜想，自人們做歷史紀錄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學。在整個20世紀，東西方兩大陣營進行了激烈的意識形態論戰，雙方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影射史學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國，影射史學在“文革”時期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見其荒謬。“文革”后，知識界一致聲討“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學，大刮“翻案風”成了一種時髦。這些“翻案風”都是打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旗號，指責中國這些年來的歷史學著作、歷史學教科書歪曲了真相。然而，等這些人出了手，我們卻發現，他們搞的也是影射史學，而且比對方有過之而無不及。暴力與非暴力的問題便是他們的著力點之一：他們打出了“反對暴力”的旗號。然而，你仔細看看就會發現，在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的矛盾沖突中，他們強調的是弱勢集團不應用暴力反抗強勢集團的暴力；在中國與外國的矛盾沖突中，他們強調的是中國不應使用暴力反抗外國對于中國的暴力侵略——以這樣兩個主題先行，然后任意裁剪歷史，以符合這兩個主題的需要，在很多時候甚至連邏輯都完全不顧了。　　

比如，　袁偉時　教授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中，閉口不談西方人自己的筆記中都有記載的遠在八國聯軍進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頭任意“獵殺”明明不是義和團的中國人，卻破口大罵義和團“反文明、反人類”。　袁偉時　教授也睜眼不見西方歷史學家都有記載的這樣一個事實：對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國人、法國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卻利用美洲大陸原本很少傳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點，故意送給他們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細菌戰的方式滅絕他們的種族——卻大談中國人當時只要不反抗，圓明園就不會被燒掉，遭兵禍和被屠殺就都可以免去。　　

有人說，歷史學家有權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談論歷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權從不同的角度認識、談論歷史，然而，當你的歷史觀完全歪曲了歷史的大輪廓，卻還在那里斥罵別人的歷史觀是“狼奶”什么的時候，你就跌落到了一個歷史學家或者說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專業乃至智力的最低標準線以下。不客氣地說，現在的這股影射史學、“翻案風”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這些最低標準線之下。　　

然而，為什么中國知識界能夠刮起這股“翻案風”呢？這當然首先是由于中國公眾長期以來已經厭倦了過于一言堂的、簡陋枯燥的官方史學，再加上主流媒體的大肆炒作，學術刊物、報紙、雜志、影視一齊追捧，所以一時間“翻案史學”大行其道，不少公眾真的相信“翻案史學”說的才是“歷史真實”。　　

原本這股“翻案風”是可以風行更長的時間，誤導更多的人的。可是，像　袁偉時　教授這樣的“翻案史學”完全罔顧歷史事實，甚至罔顧最起碼的邏輯，這就不僅僅是謊言了，而且是墮落為智力低下的謊言了。對于這樣智力低下的謊言，當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識形態劃線，主題先行，卻堅持聲稱那才是“歷史真實”。然而，有一部分至少還想愛惜一點自己在智力方面的名譽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承認　袁偉時　教授的歷史觀在學術上實在是站不住腳的，但是仍舊挺身衛袁，斥責指出　袁偉時　教授在歷史事實面前、在邏輯面前站不住腳的人“基本立場有問題”。這理由是什么呢？　楊鵬　先生發表在《亞洲周刊》　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國政治進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簡稱“楊文”）把這個理由說明白了：“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袁　先生回顧歷史，目的是為了推出他針對現實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我們與其將其看成對歷史教訓的總結，不如看成是對今天執政者的告誡。”我認為，　楊鵬　先生的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　袁偉時　教授的“歷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關鍵是他得出的“現實的結論”對不對。　袁偉時　教授以及他的許多支持者一開始時的氣是很壯的：“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歷史真實”沒有禁得起批評者兢兢業業的考證，甚至他的歷史學的邏輯都被批評者揭出了“低級錯誤”。楊文“識時務者為俊杰”，　從袁偉時　教授得出的“現實的結論”對不對的角度進行辯護，確實是比　袁偉時　教授的那些還要跟人家死纏“歷史真實”的擁躉們高明得多，也坦誠得多了。　　

　袁偉時　教授得出的“現實的結論”以及他“對今天執政者的告誡”到底對不對呢？我們可以爭論。在這里，我們先不妨假設　袁偉時　教授得出的“現實的結論”以及他對“今天執政者的告誡”是對的。即使這樣，　袁偉時　教授就有理由把歷史拉來為現實陪綁了嗎？只要“現實的結論”正確了，我們就可以隨意歪曲歷史，隨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學了嗎？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為什么呢？　　

第一，追求歷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終極的價值。不　管袁偉時　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學并非“歷史真實”——不僅不是“歷史真實”，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罵的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距離歷史真相更遠——他打的旗號仍舊是“歷史真實”，也就是說他至少還是明白大多數人是看重“真實”這一點的。像這種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的——即使有些道理我們今天還不能解釋。　　

第二，公眾有權知道歷史的真相，有權自己從歷史的真相得出“現實的結論”，所以，我們不應該在歷史真相上欺騙公眾，這是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而認為少數“精英”有權代替公眾得出正確的“現實的結論”，所以可以任意裁剪歷史的真相去引導公眾的想法，恰恰是專制主義、極權主義的想法。這就和楊文一直高舉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楊文從“現實的結論”以及“對今天執政者的告誡”是否正確的角度為　袁偉時　教授所作的辯護，是和自己高舉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們誰也不是上帝，誰也不知道未來一定就是什么樣子，所以我們必須從歷史真相中獲得教益，而不能為了有時而盡的現實需要任意裁剪歷史。像　袁偉時　教授以及前面所說的“翻案風”給我們灌輸的歷史觀，就算在應對當下的國際國內情況時確實正確，它也閹割了我們民族的智慧，萬一情況發生變化，我們就會無法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現實的結論”正確來為　袁偉時　教授的歷史觀辯護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網上和私下進行的這場辯論中，當“挺袁派”不得不承認　袁偉時　教授的觀點在“歷史真實”及邏輯上都站不住腳時，其后的辯護實際上就都是楊文的角度了。在這場辯論中，筆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與他們平時高舉的大旗很不一樣。本來筆者是不敢這樣說的，因為別人會立即給你扣上“誅心之論”的帽子。而　楊鵬　先生十分坦誠，把很多東西都端了出來，并發表在雜志上，使得筆者的敘述容易了許多，這一點會在后面的敘述中更清楚地顯示出來。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學的形成背景　　

拋除　袁偉時　教授的學術不談，以影射現實而論，他的歷史觀的問題或者說好處在哪里呢？　　

一些反對他的“紅色貴族”說得很直截了當：這種歷史觀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進而否定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因為共產黨是以暴力手段獲得政權的。一些擁護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當：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動搖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看到沒有？反對者和擁護者對于事實的認定是相同的，只不過價值判斷不同而已。　　

然而，這個事實認定是有問題的。楊文給了我們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壓迫者推翻壓迫者的暴力行動，今天的壓迫者是誰？誰有權誰就是壓迫者，這不是明擺的事嗎？今天的共產黨已是統治中國的執政黨，革命前的盟友已變成了今天的敵人，革命前的敵人已變成了今天的盟友。贊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澤東的暴力魂塞進民眾心里，就是鼓勵底層起兵造反，這么簡單的道理還用再說嗎？”筆者認為楊文在這個地方又說了實話：至少從動機上，　袁偉時　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學”，其目的并非是要和執政者集團過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們是想投執政者集團所好。所以，那些“紅色貴族”們不必動肝火，　袁偉時　教授他們未必真有這個膽子跟你們過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動搖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興，說不定　袁偉時　教授他們就是像楊文說的那樣，是在力圖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呢。　　

楊文又說：“《冰點》被停刊，網上左翼憤青們一遍歡騰，你以為他們姓‘左’，他們就一定愛你這個政權！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為了今后不發生暴力革命。這是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在排除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表達方式有點羞羞答答：“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等等，其實也是一個意思。從這些事情看，他們確實不僅僅是沒有膽子跟執政者集團過不去，他們甚至是在向執政者集團披肝瀝膽地泣血剖白自薦：千萬不要用“左翼憤青”們，他們并不真愛你們，用我們吧，我們才是真愛你們。筆者在這里確實要感　謝楊鵬　先生辯誣：有許多“自由派”堅持說“民族主義”或“左翼憤青”是為政府服務的“無恥小人”、“朝廷的鷹犬”，這次　楊鵬　先生說清楚了，根本不是這么回事，　袁偉時　教授他們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實仆人”。不過，楊文把　袁偉時　教授們說成是《紅樓夢》賈府被塞了一嘴馬糞的焦大，則是過謙了，如果非要拿《紅樓夢》的人物比附，則怎么也得是賈雨村吧。　　

其實，　袁偉時　教授他們真正有膽子與之過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義者”或“左翼憤青”。在這個地方筆者認為楊文有點不坦誠了：以　楊鵬　先生在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三個圈子里的圈內人的身份，應該很清楚：黨內并沒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　楊鵬　先生知道哪位是，請告訴大家一聲，俾使“民族主義者”或“左翼憤青”沒了飯轍、走投無路之際好去投奔一二），所謂“僧格林沁戰勝李鴻章”，“政權內部充滿著僧格林沁、載勛、剛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個實名，筆者倒想打聽一下，　朱　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夠不能夠收留幾個沒了飯轍、走投無路的‘民族主義者’或‘左翼憤青’）和有關部門決策者這類過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談就屬欺人了。　袁偉時　教授他們估計對于這一點也是門清，所以才真正有膽子與“民族主義者”或“左翼憤青”過不去。當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國人并不一定了解這個情況，真的以為與“民族主義者”或“左翼憤青”過不去就是與執政者集團過不去，使得那些門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撈到貌似與執政者集團過不去的好處，又不冒真正與執政者集團過不去的風險。　　

筆者有一段時間曾經百思不解：“自由派”說要“民主”、“自由”，民族主義者不是也表示贊同了嗎？“自由派”說要讓富人富起來，左翼如　鞏獻田　教授等可能稍微還攔了攔——但也肯定攔不住，民族主義者不是也沒攔嗎？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還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議筆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義到底在哪些地方傷害了‘自由派’。”筆者回答說：“我確實認認真真地反思過，誠誠懇懇地檢討過，最后不得不得出結論，這個問題要反過來問：‘那些人傷害民族主義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為什么　袁偉時　教授他們非要和民族主義過不去呢？更何況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中國農民，被欺壓得實在忍無可忍了，才憤而反抗，以自己的幾十、幾百條命去換人家的一條命，即使不智，亦屬可憐吧？他們早就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　袁偉時　教授他們吧？為什么　袁偉時　教授他們非要惡罵這些可憐的農民“反文明、反人類”呢？讀了異常坦誠的楊文之后，筆者想明白了：這路人當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這三個主依次為外國人、豪富階層、官僚，三個主的好處他們都要拿。但拿三份好處當然也有拿三份好處的些許難處。現在我來分析一下這里面有些曲折復雜的關系。　　

惡罵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乃至歷史上的義和團，對于外國的現實利益乃至歷史情結都是一種令人舒服的服務，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比如說，當今的西方人已經很少敢自己聲稱他們當年對中國的侵略是正當的了，但如果聽到一群中國人自己在這樣說，就總會一語不發卻笑容滿面。　　

豪富階層呢？首先他們希望中國的其他人都是他們的順民，其次他們擔心自己與西方國家的利益紐帶受到傷害，所以，惡罵“民族主義者”或“左翼憤青”也使他們受用。　　

外國人和豪富階層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這邊確實在這個問題上情況有些復雜：因為現在的執政黨確實有個革命黨的歷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紅色貴族”還是有點珍視那段歷史的，再加上不管你的動機如何，至少執政黨的高層恐怕確實會考慮一點“這樣罵暴力革命會不會影響到其執政的法統”這樣的雖然有點遙遠但尚非完全不現實的問題。所以，有時程度沒有拿捏好，就會出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這樣的得罪其實毋庸楊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執政者集團過不去的風險，特別是一般人直接接觸的并非執政黨的高層，而是中層官僚，中層官僚對于“執政的法統”這樣遙遠的問題未必關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對于有三個主的仆其實也沒多大關系：還有一、二兩個主頂著呢，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說不定還有更大的好處呢。所以，這樣的岔子其實還是有驚無險的——　黃紀蘇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沒這么便宜的悲壯吧”。　　

筆者認為，　和袁偉時　教授的歷史觀在一條線上的還有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　袁偉時　教授在評論《走向共和》時說：“幾年前，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鄭佳明　先生策劃這部片子的時候，就與我聯系過，希望得到我有關的論著。我把拙作《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增訂新版改名為：《帝國斜陽——晚清大變局》）和當時尚未發表的《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請他指正，也算是一種因緣吧”，“據說它所塑造的人物與我國教科書多年來灌輸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我想這既是對我國歷史教科書左毒未清的反彈，也體現了對民主、共和的向往”——當然　袁　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說是“太概念化了，沒有繼續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時卻以一種很奇怪的邏輯非常厭惡它。然而，在筆者看來，雖然這兩部電視連續劇的藝術成就都是不錯的，但其歷史觀都是一個，就是奴化影射史學。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這兩部電視連續劇不是“戲說”而是影射史學恐怕是不用多說的，它們的制作者也堅持說它們是“正劇”而不是“戲說”。可它們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學呢？說它們“奴化”是因為在筆者看來，它們不惜花大力氣裁剪歷史，又花大力氣作藝術渲染，除了作為娛樂片賺錢之外，說來說去其實就是想說一個事：上面圣明，總是對的，即使上面不對，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對，更壞事。這怎么還不是奴化影射史學？平心而論，這兩部電視連續劇在這個問題上比　袁偉時　教授的觀點還要極端。　李大同　先生說：“　袁　先生的文章不過提供了一些史學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結論，怎么就不能發表呢？當然，這顛覆了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但《走向共和》顛覆得更徹底呀，那不也在中央電視臺一套讓億萬人民觀看嗎？”也可以算筆者的這個判斷的一個旁證。為什么中國知識界，從學術到娛樂，會刮起這樣一陣奴化影射史學風呢？從筆者前面所說的“一仆三主”，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來說，中國知識界近一個時期刮起的影射史學風是奴化影射史學，而他們的“一仆三主”運作則是奴化影射史學的形成背景。　　

四、結語：以奴化影射史學培養奴青將危及國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筆者在前面說了，除了極少數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愛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國的狀況下，雖然各種各樣的不滿很多，甚至表現夸張的氣話很多，絕大多數人是理解國內穩定、國際和平的大局的重要性的。楊文說：“對內贊美暴力革命，對外煽動民族仇恨，其實是在給中國和共產黨的未來埋下意識形態地雷。改革以來，執政者集團對外表現出來的溫和理性的風格，在網上已常常被罵為軟弱賣國。有關部門站在極端民族主義一邊，這是在玩火。當年義和團沒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還有你大清王朝？”　　

這實在是很有點危言聳聽了，坦率地說，甚至有想借刀殺人之嫌，這就是　楊鵬　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與　楊　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幾個小青年口頭上批評一下內政外交，就算言語有失當、過頭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綱上線呢？然而，就算國內穩定、國際和平的大局確實需要一種非暴力的意識形態說法，筆者在前面已經論述了，無論你有多么充分的現實理由、善良動機，搞影射史學都是非正義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識形態說法建立在當下的情況之上，而不應把歷史拉來陪綁。而奴化影射史學，則連現實的理由、善良的動機都談不上。　　

未來的中國，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既是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理想，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而我們實在無法想象，照著奴化影射史學教育出來的人能夠實行什么“民主”與“自由”。奴化影射史學是在閹割這個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的靈魂，力圖把青年一代培養成對一切強權都順從屈服的“奴青”（筆者以為，與其要“奴青”，還不如要“憤青”），這些奴青在網上大肆宣揚“不講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國歷次的侵華戰爭，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華戰爭，都說成是因為中國“不講理”才挨的打。這就是　袁偉時　教授們的奴化影射史學培養出來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養出這樣奴青，其于當下的國內穩定、國際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國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萬代之大業則貽害無窮。楊文充滿了“對今天執政者的告誡”，筆者則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頒發給共和國元帥們的第二枚勛章叫做“獨立與自由勛章”。　　

楊文名為《中國政治進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誡：“《冰點》停刊事件提醒我們，黨內保守勢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國有可能走上一條政治強權與壟斷經濟結合、對內鎮壓對外強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路。”筆者則認為，如果中國不幸，選擇了奴化影射史學所代表的那種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則會是一條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筆者同時也堅持認為，雖然會有各種各樣的艱難曲折，以中華民族的集體智慧，走那樣一條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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