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高貴和智慧永遠不能攜手而行嗎？　　

當這些老將軍、老英雄絮絮叨叨的跟我談他們的歷史時，我總是只會淡淡的說，是嗎；當他們贊揚我的文字時，我也只會淡淡的說，是嗎，謝謝。但我內心總是為他們感到十分凄涼，我總是想到那幾句唐詩：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其實，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曾驅”何止“十萬師”，何止“征南”！他們為了“新中國”這樣一個理想，從南打到北，從北打到南，他們和人類歷史上最兇殘的日本軍隊浴血奮戰過，他們和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浴血奮戰過……，而且對于他們，這“浴血”二字，我們是完全可以從字面上去理解的。而如今，他們的理想成為疑問，竟來向我這個從未為自己的祖國流過血，只是寫了幾篇文字的書生來問道解惑，思之不禁黯然神傷……　　

——王小東　　

這個問題是因為最近關于《河殤》的爭論舊事重提而引發我想到的。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難想象當時《河殤》是怎樣的紅透了半邊天——不，應該說是紫透了整個天空。億萬知識分子、大學生，乃至各色人等，都為電視系列片《河殤》而熱血沸騰。似乎《河殤》撥開了中國五千年歷史的迷霧，似乎《河殤》撥正了中華民族自原始村落姜寨就一錯到底的航向（參見《河殤解說詞》），似乎《河殤》提供了解決中國一切問題——包括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科學技術……——最終的迷底和良方。而僅僅12年之后，不少人已經認為《河殤》已是一個不值得談論的話題。　　

《河殤》輸了。僅就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已淪為一個人們認為不值得談論的話題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它是輸了。12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是太短暫的一瞬，即使是以一個人短暫的一生來衡量，也不算太長。《河殤》的主題是在那里評說幾千年，同時當時的億萬中國人也相信它不僅能夠評說幾千年，甚至是正確地評說了幾千年，而它卻這么短的時間就完了，勝利者是默默無言的歷史。　　

本來，輸也可以輸得漂亮些，但《河殤》作者謝選駿在它播出12年后的最后一個敗筆卻使它輸得非常難看。這最后一個敗筆就是他的《給王小東的公開信》。在這封信中，謝選駿，《河殤》的作者，竟然自己公開宣稱電視系列片《河殤》所依據的《河殤分鏡頭稿》是“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隨便修改的”、“賣國的”《河殤》，公開宣稱《河殤》（文中凡單獨提到《河殤》，都是指已經成為歷史的電視系列片《河殤》）和自己“毫無關系”，要和《河殤》劃清界限。　　

我認為，這是對于當時億萬看了《河殤》而熱血沸騰的中國人的極為殘酷的嘲弄，或者說是愚弄，特別是其中有些人至今還保持著對于《河殤》的忠誠，而《河殤》的作者竟然自己把《河殤》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我認為這最后的敗筆確實暴露出一種智力的低下。作為《河殤》的第一個批判者，我雖然從未像其他人那樣崇拜過它的作者，但我也從未曾料到它的作者竟然會有如此愚蠢的敗筆。我甚至感到有點可憐：他雖非正人君子，但令人可憐的是他也太不會掩飾自己的卑劣了。世界上有些人比他卑劣得多，但比他會掩飾。　　

年輕人對這些事已毫無感覺。網上的一個帖子說：　　

“謝這幫人，風光的時候可都是和《河殤解說詞》一起風光的，怎么現在才要分家？敢情有好處是大家一塊撈，沒好處是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個謝，還不如沒就此事說話的蘇曉康、王魯湘呢。要我說，王小東也太在意了。這幫人現在沒錢吃飯，急了，借王小東的批評來炒自己的舊貨--而且還是私貨。什么《河殤第一稿》，看來看去還不是一個調調。按我的看法，文學水平還真不如后面的解說詞呢。丟人現眼到這份兒上，真是沒轍了。”　　

還有一些年輕朋友（其實也不算太年輕，有的也夠了30了）寫信或打電話來，也大致是說，這封《公開信》是要借我的名聲重新炒作《河殤》這個舊貨，叫我別上當。　　

我要告訴這些年輕的朋友，公正地說，《河殤》是用不著借我王小東的名聲來炒作自己的，你們這樣說，是因為你們不了解歷史。但我確實同意，《河殤》的作者“丟人現眼到這份兒上，真是沒轍了”。《河殤》的作者及其殘留的支持者們最多是造造什么“王小東給山本五十六張目”之類的謠，再用所謂的“流亡”來博取點同情分（其實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已經回過國，什么事情也沒有。他們的“流亡”，至少現在根本不是被迫的）。　　

可這里就引出了一個疑問，為什么這種“丟人現眼”，要德沒德，要才沒才的人當時卻會吸引那么多狂熱的追隨者呢？　　

記得12年前，我認為《河殤》并不正確的時候，竟然在周圍找不到任何一個有同樣想法的人。我當時曾對朋友說：“要么是我瘋了，要么是中國其他人都瘋了，反正總得有一邊是瘋了。”　　

我的那篇批評《河殤》的《激情的陰影》，是通過《北京青年報》記者楊平牽線，找到《中國青年報》記者黃鵬程（即秋田草）才得以發表的。即使是他們兩人，也不同意我的觀點，只不過作為私人朋友，愿意給我一個表達不同意見的機會。楊平還再三告誡我，《河殤》的作者都是些很了不起的人，要我找機會向他們表示敬意。我當時點頭稱是，只是在發覺他們完全不能容忍不同意見，并以自己所掌握的話語霸權對弱小無助的批評者進行肆意詆毀之后，我才表示，我今后將拒絕向他們表示任何敬意。　　

就是這么一伙人，拿著一套淺薄而嘩眾取寵的思想，在1980年代竟然主導了舉國上下的思想和話語，竟然能令億萬中國人熱血沸騰。1980年代的中國人真是傻到家了。然而，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中國人有著高貴的情操。正是因為有這種高貴的情操，他們才會被以《河殤》為代表的這伙偽理想主義者所愚弄。　　

1990年代以后的中國人就聰明多了。確實，在20世紀中，我們中國人的高貴情操一再地被愚弄，有再多的高貴情操也會被消耗枯竭，1980年代只不過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于是，高貴情操被消耗枯竭的中國人變聰明了，他們不再為任何理想主義的、高貴的東西所動，除了錢，再也不想思考，甚至看任何其他東西了。　　

然而，這種聰明就是中國人的出路嗎？我認為不是。對于我們這些草民來說，只認錢、只想賺錢，最后絕對是賺不到錢，絕對是錢全被別人搶走，這就是賺錢的辯證法！最近的幾年的經濟狀況，恐怕已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體會到了這一點。我們變聰明了，我們“務實”了，我們“理性”了，我們“中產階級”了，我們“優雅”了，我們再也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金錢之外的高貴的東西了。結果呢？從長遠看，我看我們這些變“聰明”的人只能坐以待斃了。　　

當然，中國人也還沒有全部變“聰明”。我發表了幾篇文字，竟然還會有人受感動，這使我有機會接觸到各階層的中國人。我現在來講講我所接觸到的一些中國上層人士，看看他們的出路如何。　　

我在一些會上，曾碰到一些白發蒼蒼的老將軍向我走來。他們困惑、他們迷惘，他們說從我的文字里找到了一些力量，可還是不夠，希望我多給他們講講……。人們都說我的文字還是有激情的，但我人不如文，我很不會當面表達自己的感情。當這些老將軍、老英雄絮絮叨叨地跟我談他們的歷史時，我總是只會淡淡的說，是嗎；當他們贊揚我的文字時，我也只會淡淡的說，是嗎，謝謝。但我內心總是為他們感到十分凄涼，我總是想到那幾句唐詩：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其實，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曾驅”何止“十萬師”，何止“征南”！他們為了“新中國”這樣一個理想，從南打到北，從北打到南，他們和人類歷史上最兇殘的日本軍隊浴血奮戰過，他們和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浴血奮戰過……，而且對于他們，這“浴血”二字，我們是完全可以從字面上去理解的。而如今，他們的理想成為疑問，竟來向我這個從未為自己的祖國流過血，只是寫了幾篇文字的書生來問道解惑，思之不禁黯然神傷。　　

當然，他們的子女是全“發”了。當今最“發”，而且“發”得最安全的，是為外國大跨國公司做事，利用自己父母的權力、關系或影響，替外國人在中國賺錢，每賺個一百塊，自己就能從中提個幾塊錢。錢來得極快，而且從程序上看，完全合法。當然，要修到這個境界，也不是一般的級別就能辦得到的。這些人過得很安逸，但有時大概是父母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還沒有完全消失，也還會關心關心中國的前途命運——當然，更年輕的一代也許過得就更安逸了，因為他們的父母都沒經過過浴血奮戰的那一段。他們也許會笑我是瞎操心，但我就是認為，難道我們中國的最高階層的貴族也僅僅滿足于替外國人打工掙仨瓜倆棗——就算是三百億瓜二百億棗——吃飽了操夠了混天黑嗎？難道他們的父母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高貴血統在他們身上就一點也不起作用嗎？　　

我曾對他們之中的有些人說，如果我能說了算，我就給你們修貝勒府、格格府，用國稅把你們全養起來，作為祖國對你們的父母的流血犧牲的報答。這也比你們現在這樣強。你們現在這樣，從國家說，你們賺這點錢國家不定得搭上多少倍讓外國人拿了去，從個人說，你們就不覺得你們給自己祖宗丟人現眼嗎！　　

就算我們不講理想主義、英雄主義，不講臉面，只講利益，這些上層階級的子弟也不見得就找到了最好的出路：外國人的工也不是這么好打的，跨國公司要你各為其主，外國主子一聲令下，互相之間就得打得頭破血流，弄不好還會禍及父母……；還有，這么多窮人盯著，你能睡安穩？……。最重要的是，如果這些人在外國人眼中還有一點什么價值，還有一點什么可牛的地方，那是因為中國還有一定的力量，如果中國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你在中國的血統再高貴，在外國人面前也是個五流的臭打工的。　　

錢多怎么了？在古羅馬，奴隸中也有闊佬，比大多數羅馬人還有錢，但一個羅馬無產者只要說一聲：“我是羅馬人”，一切都不用說了。在當今的美國呢？一個美籍中國人說：“我是美國人”，一個美　國老　太太回答：“你是美國公民，但不是美國人”，一切都不用說了。我認為，對于這些上層階級的子弟，這也不是出路。當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他們也許會笑我是瞎操心……。　　

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人，因變得聰明而丟棄了高貴。但這不是中國人的出路。我在想：難道高貴和智慧永遠不能攜手而行嗎？我們難道就不能在懷有高貴情操的同時，以自己的智慧不讓它被卑劣之徒所愚弄？　　

我想，我們應該能的。我們不應輕信別人，但應堅信這個世界上有高貴的東西。我們不再輕信別人，但我們卻應有勇氣和智慧與不完美、不值得完全信賴的別人攜手合作，為了高貴的事業。我在想，如果有真正高貴的事業，能在中國得到1980年代那些虛假的東西所得到的響應，中國會怎么樣？也許，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我寫這篇文章謹以之紀錄我最近有些起伏的情感，也許不符合邏輯，甚至不符合我一貫的思想。僅僅是一個個人情感的紀錄，兼之與好友交流，僅此而已。

附錄：

王小東：激情的陰影——評電視系列片《河蕩》（1988年）　　

文人的苦痛，多在世間變革時；為天下民生未來大計而發的苦痛，又多有著奔涌如潮的激情，閃著耀眼的光芒。電視片《河殤》便是如此。那種危亡在即的萬般驚恐與焦慮，那種回首往事悔恨交集的磋傷，化作一聲緊似一聲的呼號，催人警醒。這些年輕的文人，這群負重的靈魂，真是放聲歌唱于世紀將盡的荊棘鳥呵！
    然而，激情終究是激情。它的脆弱，并不在于短暫，而在于某種固有的缺陷，使之難以完成理性和科學的思考。
   《河蕩》對長城的議論，足以擊毀延續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長城從華夏精神之象征慘跌成帝王愚癡的蠢動。這或許是思想的進步。但是，當作者對長城進行再解釋時，卻出現了某種失誤。他將中國某些王朝閉關鎖國的政策和民眾封閉保守的心態與長城作了緊密聯系，并斷言，這一建筑活動的本身和這座建筑窒息了國人貿易交流的能力，使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融會遭到阻隔。
    這顯然與史實不符。自長城挺立之日始，千余年間，從未擋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甚至某些巨大的王朝都是城北的民族建立的。此其一。說到城廓，東西方并無質的區別，歐洲的歷史上，公國的城廓亦非稀罕之物，且只比長城更小，更封閉，為何沒能造就出同樣的國策民心?此其二。
    可見，文化的結果．難以用單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釋。尤其如此具體的聯系，更不好匆匆定論。
    《河蕩》中有種普遍傾向：即以西方的文化模式為標，測度中國的文化模式，以見得后者的愚昧與落后。這樣的選擇，自是鑒于今日西方的強盛與中國的貧弱，且聽上去總是言之鑿鑿、句句中的。
    這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文化觀。歷史的發展、文化的演變，并非為某種形而上力量所預定，而更近乎自然的結果，既如此，誰又能確定哪一種文化模式是標準的?常規的？以西方為本斥責東方，并不比以往以東方為本批判西方更聰明。對某種文化模式的批判力大多源于該模式自身的疾病。
    再者，泛泛的對比在獲得生動效果的同時，產生了邏輯的荒謬：中國之所以沒象西方那樣正是因為它和西方不一樣……。這已經進入了循環論證的圈套，成了無意義的同義語的反復。
    詩化的風格既是《河蕩》的重大特點亦是其致命傷。在《蔚藍色》一集中；作者嘲笑中國農民對黃土大地的癡癡戀情，而推崇西洋人勇于縱身于碧波萬頃之中的膽識。其中的詩意力量自不必多說，只是經不起微微的推敲。
    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或是西方列強對海外屬地的瓜分，其意無不在于土地和土地中的資源、土地上的勞力。設想：文明的西方人對那些尚在茹毛飲血或群居漁獵的土著人有何貿易可作？有的，無非是掠取與馴化，甚至是殺戮！蔚藍色的背后極少有我們今日向往的商品貿易，更多的是血與火。比較一下，一面是華人終老黃土的癡戀，一面是洋人遠涉重洋的掠取——對土地的渴望，孰更甚?
    至于說到華人寧死不移的固守和洋人不惜性命的進取，又是另一層的問題了。以黃色象征農業文明和以蔚藍色象征商業文明的方式并不能對此類問題作充分的解釋。詩化的方式充其量可表達情緒，并不表達洞見。
    飛揚的文采掩蓋了解釋方法的缺陷，鼓蕩的激情模糊了探究的視線。這是電視片《河蕩》的軟處，同時還暗含著更為深長的意味。
    前文的揭示，絕非在為傳統文化辯護，亦非說明只須增加歷史知識便可得到周全。問題的本質在于：人類迄今的認識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諸如“中國為何落后了”之類的疑問，因為黃河?龍?或長城?對土地的摯愛？還是東西方文化精神的差異?人們會就此永遠爭論下去，并會提出種種解釋。這本身多少總有警醒世人、啟發思維的功效。但我們往往忘記了它們僅僅是些猜測而已。從前文的揭示中可以看出，它們并不比以往的猜測更完善，但我們仍偏愛它們。我們偏愛某類猜測往往受情緒的支配，只不過是我們生活經歷與心境的反照，一旦時過境遷，我們又會偏愛另一種的。
    當今的中國知識界，有著一批學者熱衷文化學，并企圖從中尋得致使中國落后的原因。《河蕩》即是這些研究成果的普及。這是中國國情所致，迫使知識分子繞過批判現實的險灘，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學術環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謬；由于缺乏對現實的細致考察，而用“文化”之類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釋一切，恰如兩千年前的祖先用陰陽八卦來解釋萬物一樣的籠統——八十年代的學者竟在用他們深惡痛絕的傳統方法去撻伐傳統文化。這種荒謬同時又使人有一種悲哀：一群醫生圍繞著一位患肺病的人議論紛紛，爭論他的祖先的染色體是否有缺陷。為維護他的心理平衡而不指出其生活習慣中的不潔，也不開出抗生素抑制病勢……。即便病人的祖宗的染色體的確不良，那已是既成事實，無從改變。而我們卻對那些急需改變的現狀手足無措，仍舊沉溺于用情緒的沖動、文學的想象、藝術的靈感來代替審慎的科學思考。我們的社會也分不清外表的深奧與實質的充實，大抵只能為一些新穎雄辯的哲理詞句而喝彩。這樣的經歷，這經歷帶給中華民族的迷失與災難，還沒有受夠嗎？
   我們不想否定《河蕩》的進步意義，只是希望強烈的變革愿望能與審慎的科學態度相伴，否則，它將會演變為一種高級牢騷，罵罵祖宗、發發嘆息，如此而已。在現實的沖突面前，我們無需擔憂祖宗的染色體，無需用反傳統與繼承傳統來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我們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變與今日的關聯，也無法肯定今日的選擇于千年后有何利害。但我們必須行動，以有限的判斷力對我們能夠看清的局部、具體的事物有所作為，中國的新文化即在此間自然地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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