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辛子陵的五大謊言與歷史真相（下）　　

——讀辛氏的《“百年中國歷史真相”叢書前言》　　

三、“以秦始皇自居，以‘焚書坑儒’為樂”　　

辛子陵炮制的第三大謊言，也就是為毛澤東羅織的第三條罪狀是：　　

“以秦始皇自居，以‘焚書坑儒’為樂，1957年策劃陰謀，先是動員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黨整風，向黨提意見，言者無罪，后又以言定罪，將55萬愛國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這里，辛子陵故意把中共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說成是為其后搞反右運動的一個預謀，并由此斷言毛澤東是“以‘焚書坑儒’為樂”的暴君秦始皇。這顯然又是一個大謊言。　　

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這樣一段評述：　　

“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研究歷史真相，有以下兩點是不容忽視的。　　

第一，1957年的反右斗爭，確實事出有因。　　

前面已有敘述，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發生后，引起中共上層的極大的重視。在波匈事件影響下，中國社會的動亂局面有擴大趨勢。現實的問題促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和斗爭作了深入的理性的思考，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系統的認識。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其中特別提到，各地出現亂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群關系問題，是各級領導的官僚主義造成的。　　

同年4月，為了實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念，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緩和黨群關系和干群矛盾，克服干部隊伍中“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風氣，中共中央決定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目的是讓“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毛澤東：《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4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于發出關于整風的指示文件。在文件下發的當天，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就開展整風運動征詢意見。參加談話會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黨外人士共44人。毛澤東發表談話，重點在于鼓勵非黨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一場轟轟烈烈的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了。　　

自1957年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后召開了13次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中央統戰部與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與此同時，國務院各部門、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繼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征求他們的意見。　　

對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的情況，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當時都及時地向毛澤東和中央常委作了匯報。據李維漢回憶，當匯報到第３次或第４次時（大約５月中旬），什么“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的態度開始有了變化，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　　

毛澤東原先以為，經過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是不多了；舊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雖然大多還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是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已不會對政權構成威脅；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黨內，在執政黨本身；只要通過整風，改變執政黨的作風和形象，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權就會鞏固，就會發展。然而，開門整風的客觀現實情況，卻大大出乎他的所料。　　

那么，是哪些現實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疑慮，從而改變初衷了呢？　　

1、民主黨派中有些頭面人物，確實在鳴放中講了不少“出格”的言論。　　

在鳴放的第一階段，情況還屬于正常。對于鳴放中的一些過激言論，毛澤東仍持比較肯定態度。如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就是一個口無遮攔、情緒激昂，言辭激烈的典型。在4月27日的一次座談會上：　　

他把黨員向黨組織的匯報與國民黨特務行為混為一談，說“我對于年輕黨員的看法，就同在重慶時對國民黨特務的看法一樣。特別是對正在爭取入黨爭取轉正的人有戒心”；　　

又說，把“不好的思想行為，總說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這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老祖宗無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幾曾教人貪污，損人利己，惟利是圖？我從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覺得有什么錯。張子善、劉青山、高崗也不代表無產階級”；　　

“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改造兩字，和勞動改造聯在一起。有了錯才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于任何黨員，有什么要改？”　　

在4月29日的座談會上，他又對大學的現狀表示強烈不滿：　　

“學校里至今沒有建立起學術風氣，衙門習氣比解放前還濃厚”；　　

“教授沒有地位。留哪個畢業生做助手是由人事處決定的，全憑政治水平，入選的機會，黨員比團員大，團員比群眾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為，愛國，百分之百擁護政府，政治就夠條件”；　　

“中國知識分子有氣節傳統，不會阿諛諂媚。現在‘氣節’兩字不時興了，說是封建的。三反時，凡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輩子努力培養了多少學生，也全給批判掉了，說是為蔣介石服務”。（以上引文均參見龔育之：《中宣部里看傅鷹》“新浪讀書”網，2008年1月22日）　　

對傅鷹這樣的言論，毛澤東看后的評價是：“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　　

但到了5月中旬，情況發生了變化。　　

據毛澤東秘書林克5月12日的日記記載：　　

“毛主席在同我談話時說，目前全國已經爭鳴和齊放起來，知識界爭得最響。民主黨派不那么響，工商界最先神氣，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陳銘樞等人發言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民主黨派某些人及資產階級某些人的鳴放，并不增加他們長期存在、共同監督的資本，相反某些言論會使它[他]們在群眾中喪失威信，這樣就不是長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張奚若談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澤東感到鳴放中有兩個“危險”傾向：“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有所表露”。從核查被點名的這幾個人當時的言論，主要的有：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和“輪流坐莊”論；羅隆基的建立“平反委員會”，要求給予民主黨派以“平等、獨立、自由”；儲安平要求改變“黨天下”等言論；陳銘樞要求改變學校黨委制的言論；等等。　　

為此，毛澤東對鳴放提出了三個“限度”，限度就是不能火燒房子。批評應該：一有利于人民民主專政；二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黨的領導，三個限度的核心是黨的領導。　　

2、國內確實存在不穩定的因素。　　

在波匈事件影響下，早在1957年3月就有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游行請愿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北京鋼鐵學院的食堂等幾個地方，甚至出現了公開的標語：“反對目前社會制度！”“我們要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處于悲慘的情況中，青年們行動起來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爭！”等。　　

進入5月以后，隨著整風運動的發展，整風鳴放中的一些過激言論進一步得到傳播，并在知識界以及大學生中產生了“共鳴”，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學運風潮上。據5月的《內部參考》（新華社發行）刊載：　　

內蒙豐鎮中學應屆初中畢業生鬧事，700多學生集體罷課，還有一部分人“整隊到大街游行，演說、呼口號，企圖取得群眾的同情和支持”；　　

湖北醫學院因要求改善校舍、設備等條件，發生全校性的停課風潮，矛頭直指中共湖北省委；　　

天津第四十七中學部分應屆初中畢業生成立了“秘密組織并串連其他學校”，“印制傳單，散布錯誤論調，積極拉攏同學，準備游行”；　　

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學生連續給國務院總理和交通部發電報，鬧事的情況有繼續發展的趨勢；　　

陜西地區高等學校在鳴放過程中不斷發生各種風波和鬧事事件，學校領導“處于緊張被動狀態，‘四面作戰’，招架不住”，情況嚴重的有西安航空學院、西安建筑學院、西安動力學院、交通大學、陜西師范學院等。　　

青年學生具有思維敏捷而又容易感情沖動的特點，因此，在鳴放和學潮中經過他們嘴里出來的意見，已遠非教授們的“意見”可比。　　

共青團中央大學工作部曾把當時大學生鳴放中的言論進行了收集、整理和分類，從中可以發現確實不乏非常激烈之詞：　　

“建國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憲法上賦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概無保障。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全體人民，黨即國家，黨即法律”；　　

“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產黨打的，不能由共產黨一黨獨斷和壟斷，必須各政黨競選”；　　

“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于人民代表大會之下，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馬克思主義好比圣經，各地黨委書記好比教區主教”；　　

“文王殺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殺了七十萬！簡直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共產黨和過去封建王朝一樣，整個黨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　　

“整風主要應整老和尚：整風的根本問題在于黨中央，關鍵要整黨中央”。（以上材料均轉引、參見“鳳凰網”歷史專稿：《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斗爭的思想歷程》2009年03月30日）　　

學運風潮的發展趨向確實令人擔憂，特別是學生們停課、請愿、自發組織小團體等行為影響到社會，且有與社會騷動融為一體的趨勢，從而構成了對共產黨統治和社會安定的威脅。　　

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更擔心：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煽動性言論，與當時這些已波及全國的學運風潮匯合起來，再影響到社會，屆時就將是“天下大亂”，會真正危及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就會“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了。這就是從“整風”向“反右”發展的不可忽視的歷史背景。　　

第二，“反右”斗爭擴大化是怎樣造成的？　　

反右斗爭，事出有因。但并不等于發動這場運動是正確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右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歷史悲劇，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它對中國的愛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設，都是一個極大的傷害，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說實在，當時民主黨派中真正具有政治野心的資產階級政客，或者說真正的具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動機的右派分子，畢竟只是一小撮，他們根本不可能動搖當時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因此，對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可以進行必要的政治批判，把他們批臭批倒，最后予以適當處理（撤職罷官）；至于對知識界和學生中的一些極端言論，總體上說都是受當時國內外反共逆流思潮的影響，可以自上而下地開展一場思想教育運動，但沒有必要給具體的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如果當時能牢牢把握住這樣一個原則，就不會造成“反右”擴大化的悲劇。　　

然而，歷史并沒有像我們今天判斷的那樣發展，卻發生了“反右”擴大化的悲劇。這里邊除了有毛澤東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把握有誤外，恰恰又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這一悲劇的發生又具有歷史發展內在必然性的一面。　　

人們如果能嚴肅地正視歷史，那就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　　

毛澤東自1945年在延安同黃炎培窯洞懇談（史稱“窯洞對”）以來，就其個人來講，他確實已有想打破中國幾千年歷史形成的“興勃亡忽”王朝周期律的自覺；并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體黨員提出了警告。但1949年建國以后的現實表明，對中共整個執政黨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他們是沒有這一自覺的。相反，他們正“享受”著“打江山，坐江山”這一古老政治傳統的特權，更有人還熱衷于對這一特權的狂熱追求。　　

毛澤東正視革命勝利后由共產黨人“坐江山”這一客觀現實，除了對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腐敗典型進行無情的嚴懲外，更多的只能對自己的同志們進行苦口婆心的正面教育和諄諄的勸誡：　　

“我們的同志應當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靠正確，不靠資格”；一定要“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毛澤東：《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又說：　　

“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然而，教育不是萬能的。毛澤東對黨員干部的教育，終究不可能從根本上遏制各級領導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歪風。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事件證明：已經取得的人民政權仍有喪失的危險。這種危險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民大眾對執政黨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一旦這種情緒蔓延和膨脹起來，并被國際階級敵人所利用，就會進而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由此，毛澤東認為，主要問題出在共產黨內，并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務就是調整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就需要采用民主的方式開展整風運動，以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毛澤東的整風主張，雖然在中央高層得到認同，但卻遭到了黨內多數干部的反感和抵制。　　

就在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傳達后，很多干部就表現出憂慮和懷疑。他們“怕天下大亂；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怕放了毒草，群眾會中毒”。干部中大多數人“是原則上通了，也認為中央的方針、政策完全正確，表示擁護。但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與本單位和自己有直接關系的具體問題時，就不通了”。還有極少數人“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認為“革命幾十年都沒叫人監督，現在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說，“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現在更囂張了，不把他們整下去總不甘心”。　　

據湖北省委報告，講話傳達后，“有些黨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領導干部）大吃一驚，他們懷疑人民內部是否存在著矛盾，他們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認為人民群眾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　　

另據山西省委報告，講話在各級干部傳達后，“爭辯之多，是空前的”。他們提出，如此強調擴大民主“是否會助長極端民主化？”“現在已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再要擴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認為“鬧事沒好人，好人不鬧事”，“不承認鬧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個別人提出，“這次毛主席報告的精神是否右傾了”，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替民主人士、知識分子、資本家和過去的地主、富農說的話太多了，而替勞動人民說的話太少了”。“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剝削家庭，他們畢業后都將當干部，難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復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嗎？究竟還要不要專政？誰專誰的政呢？這真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上述情況，在黑龍江、廣西、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委的報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農村，基層干部的懷疑、抵觸和反對的情緒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質問:“這個報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傳達錯了”。有人說:“過去聽了傳達毛主席關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聽這個報告實在聽不進去”，甚至認為“毛主席這個報告太右傾了”。有的支部書記說:合理提意見的是內部矛盾，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敵我矛盾。還有人認為，成份好的人鬧事是內部矛盾，富農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鬧事就是敵我矛盾。由于感到“黨給群眾撐腰，不給干部留臉”，不少基層黨員干部工作消極，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黨。　　

（以上引文及材料均轉引自鳳凰網歷史專稿：《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斗爭的思想歷程》）　　

對廣大的共產黨干部來說，可以說是自上而下，他們原本就存在著嚴重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他們喜歡講階級斗爭，講專政，喜歡做官當老爺；當然不喜歡反對官僚主義，不喜歡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盡管由于其在黨內的崇高威望，他可以取得中央高層的支持，發動一場整風運動；但一旦形勢有變，如在“鳴放”中出現動搖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激言論的政治傾向時，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天下，就必然會形成全黨一致對外“反擊”的形勢（這時即使毛澤東想不搞反右運動也是不可能的！）。這樣，整風運動向“反右”運動的轉變就成為歷史的一種必然，“反右”運動的擴大化也就成為一種很自然的事。事實上，所有在基層各單位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基本上都是僅僅因為“得罪”了基層領導的緣故，說白了，是“得罪”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官老爺。據說，毛澤東原先曾打算“劃”5千個左右的右派分子（參見朱長超：《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爺爺》），可是“反右領導小組”負責人鄧小平與各級領導卻“劃”了55萬多人！　　

“反右”運動，本質上就是對整風運動的一種“反動”，是中共黨內整個官僚體制對新生人民民主監督制度嘗試的一種“反動”，它決不是毛澤東個人所能完全左右的。　　

四、“提倡個人崇拜，鞏固終身制的執政地位”　　

辛子陵炮制的第四大謊言，也就是為毛澤東羅織的第四條罪狀是：　　

“提倡個人崇拜，鞏固終身制的執政地位，以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名義，通過‘文化大革命’，消滅和打擊黨內民主派，改變民主共和國的性質，重用自己的親屬，建立家天下。”　　

在辛氏羅織的這條“罪狀”里，其實包含著三個內容：“提倡個人崇拜”；“改變民主共和國性質”（消滅“民主派”不過是改變共和國性質的條件）；“建立家天下”。如此說來，毛澤東就成了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和溥儀了！　　

可惜，歷史真相不是憑辛子陵一個人可以任意編造的。　　

第一，毛澤東“提倡”過個人崇拜嗎？　　

沒有！要不然，辛子陵必然會舉出許多實例來大肆宣揚、攻擊，可是他一條也沒舉出來。然而，我們恰恰可以舉出毛澤東反對搞個人崇拜的史實來：　　

1、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當時中國革命面臨勝利，毛澤東在黨內威望如日中天，也正是在他的提議下，全會作出了關于不給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名稱，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并列的六項決定。　　

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成了黨的決定，從此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好傳統。君不見全國有多少條中山路？唯獨沒有一條毛澤東路（在國外才有）。中國共產黨的這一規定，也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乃至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個首創，它對反對個人崇拜，創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如果毛澤東是一個“提倡”個人崇拜的人，那他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提倡”嗎？　　

2、“文革”革期間，就在林彪“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別有用心地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批了林彪。說：“‘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1970年12月《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　　

3、在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針對會上出現由陳伯達選編散發的稱天才的小冊子，毛澤東立即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它從理論上批了“天才”論，這也就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源頭上否定了搞個人崇拜的合法性：　　

“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個人崇拜，歸根到底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它是人們對杰出人物的一種肯定與褒獎，是任何時代都會出現的。可以這樣說，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曾經容忍過這一現象的存在，甚或還利用過這一社會現象，但那僅僅是一種政治斗爭的需要。這與辛子陵所講的所謂“提倡”個人崇拜，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　　

第二，關于“改變共和國性質”問題。　　

“改變共和國性質”是什么意思？　　

辛子陵沒有明說，但他的“言下之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毛澤東以“文革”為“借口”，打倒了劉少奇等“民主派”，目的就是為了要建立“封建專制王國”（共和國的對立面）。　　

面對辛子陵紅口白牙的謊言，人們只要正視一下歷史真相就可清楚。　　

首先，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國家？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的第一條寫得很明白：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本質實際上有兩條：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經濟上，公有制為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憲法中所講的“工人階級領導”，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實現的。我國這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毛澤東時代建立與完善的；而“社會主義制度”，又是在毛澤東時代通過三大改造而實現的。　　

其次，請問：在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以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改變過嗎？工農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動搖過嗎？沒有！　　

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變了沒有？沒有！　　

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沒有？沒有！　　

在辛子陵以前，好像從來沒有什么人在這個國家性質問題上提出過疑問。可以這樣說，終毛澤東一生，他的所有的活動，幾乎都是在為創建和鞏固這一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制度而奮斗！他從來沒有去推翻、動搖過這一社會制度，只有在不斷強化。顯然，辛子陵羅織的這一“改變共和國性質”的“罪狀”，純屬子虛烏有。　　

辛子陵攻擊毛澤東在“改變共和國性質”，實在是昏了頭，攻錯了方向。凡是思維正常的人都是不會相信的。因為，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可以說，他的每一項重大斗爭，有哪一項不是在為維護和鞏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努力？即使某些做法有些過頭。　　

第三，所謂“建立家天下”。　　

辛子陵污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是假，真正的目的是為了“重用自己的親屬，建立家天下。”　　

其實，辛氏的“家天下”之說，本是其《紅太陽的隕落》中的濫調，這次在《前言》里再提，不過是老調重彈，想搞“謠言千遍，便成真理”的“反毛”戰術。　　

可惜歷史不是靠臆斷、杜撰的，而是要以客觀的史實為依據的。歷史研究只能依據已經發生了事實說話，而不是憑假設和主觀推斷。對此，本人在《且看叛徒辛子陵的丑惡嘴臉》一文中早有駁斥：　　

在中國革命史上，事實明明白白地擺著，毛澤東先后培養過三個接班人，他們是：劉少奇、林彪、華國鋒，這三個接班人中沒有一個是毛澤東的親屬。可是為了攻擊毛澤東，辛氏偏說這些都是表象，真相是毛澤東搞“家天下”，要安排了自己的老婆江青和侄兒毛遠新。

辛子陵的大膽枉斷是這樣的：為搞“家天下”，“毛澤東要廢劉少奇，立江青或毛遠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打接班人這副牌，將劉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鄧小平又打倒鄧小平，選一個‘最沒有能力’的華國鋒，給華的密詔是‘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找江青。’其最終目的是要把班交給江青。”（《紅太陽的隕落》第4頁）

辛氏咬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論，一次一次的‘偉大戰略部署’，一場一場的政治運動，一套一套的陰謀詭計，把自己的真實意圖隱藏起來，把全黨全軍和十億人民‘運動’起來，暈頭轉向地跟著他走”，“就是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傳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駕的時候不失時機的接班。”（《紅太陽的隕落》第4頁）

然而，主觀臆斷終究替代不了歷史真實。按照辛氏的這種邏輯，毛澤東不成了一個“能事先安排”歷史發展過程每個細節的人，這不真的成了神？（而且這樣做有必要嗎？既然毛是“獨裁暴君”，他為何不能一歩到位把江青扶上臺，自己“監國”幫她穩住大局；相反，他為何要屢批“四人邦”？甚至連個政治局常委也沒讓江青當）既然毛澤東也是一個凡人，那么人們就有理由懷疑：辛子陵是不是得了“狂想癥”？還是因為他想借著反毛“成名”而想瘋了？以致竟會編造出這類胡言亂語的“昏話”！　　

五、“公然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　　

辛子陵炮制的第五大謊言，也就是為毛澤東羅織的第五條罪狀：　　

“公然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國務活動達十年之久，操縱紅衛兵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以私刑將其關押迫害致死；將共和國元帥彭德懷、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關押迫害致死。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　　

從學術觀點看問題，文化大革命該不該發動？怎樣看待和評價文化大革命？這在世界范圍研究文革史的人們中，都客觀地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肯定的，否定的。這種分歧將會長期存在并一直論爭下去，可能會延續一萬年。就像對秦始皇的評價一樣，人們會各執一端：擁護的人會認為他是“千古一帝”；反對的人會認為是“暴君”一個。然而不管持什么觀點，立論總得有史實依據，決不能憑空胡謅。可是辛子陵卻喜歡胡謅，炮制謊言。　　

仔細解讀辛氏的第五大謊言，具體的又可分為三條：毛澤東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害死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元帥彭德懷、賀龍和政治局常委陶鑄；毛澤東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個人發動的嗎？發動“文革”就是“違憲”？　　

不錯，發動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毛澤東的主張，但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完全說成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這是不符合史實的。　　

客觀史實是：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發動的。　　

“文革”是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發布為起始的。而史實表明，這個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發至全國各級黨組織而開始的。　　

如果文革的進一步開展以《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為標志，那么，這個文件是1966年8月8日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文件同樣通過正當程序，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至全國各級黨組織而進行的。　　

盡管《五·一六通知》和“文革”綱領性文件《十六條》，都是在毛澤東主席的主持下起草與通過的，但它改變不了“文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動由各級黨組織領導進行的客觀事實。　　

另外，“文革”又是由億萬群眾積極參與的政治運動。　　

歷史唯物主義承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并不認為個人可以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意愿而隨心所欲。正如恩格斯說得好：　　

“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只有當杰出人物的動機同千百萬群眾的意愿相一致時，群眾才可能真正行動起來，領袖人物才可能在歷史上真正發揮作用。　　

在筆者看來，“文革”所以能夠成為具有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政治運動，除了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發動和領導（特別是有毛澤東個人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和影響力）外，本質上是解放十七年來累積起來的廣大人民群眾與各級領導（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再加上運動初期的第二次“反右”運動（俗稱的“資反路線”）所造成的矛盾的總爆發。缺了上述的任何一個因素，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起來。　　

至于文化大革命“違憲”問題，那也有個“怎么看”的問題，也即站在什么樣的立場看問題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是成功還是失敗，就其性質來講，說到底是一場大規模的劇烈的政治斗爭。既然是一場政治斗爭，你說它是“一場革命”也好，或說它是“一場內亂”也好，那就都屬于“非常事件”，而不屬于“常態事件”。“文革”十年既然是處在“非常時期”，那么這段時期的社會秩序就不是用常規《憲法》所能規范的。　　

更何況，《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是這樣寫的：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當毛澤東和黨中央意識到：那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我們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被顛覆的危險時，根據《憲法》所賦與的“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那么，發動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正是為了捍衛《憲法》的一種非常措施嗎？　　

第二，關于“打倒、害死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元帥彭德懷、賀龍和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問題。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要求，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　　

目的是要“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斗爭的方式，是“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然而，“文革”作為一場史無前例“反修、防修”的大演習，作為有億萬群眾參與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其矛盾與斗爭的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交織，走資派的挑動，自上而下兩大派的形成，直至全面內戰、武斗，個人和集團私心私利的膨脹，對毛澤東思想搞實用主義，等等。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整個運動的發展并不都是毛澤東主觀上所能全部預料與掌控的。　　

文化大革命開展后，劉少奇作為中國頭號“走資派”被打倒，一大批領導干部和文化人跟著挨整，遭到批斗，這些都是事實。但是，劉、彭、賀、陶等人的死，是不是毛澤東所“操縱”？且是“以私刑將其關押迫害致死”？這些都得用證據說話。因為毛澤東歷來在黨內政治斗爭中主張轉變立場，反對從肉體上剝奪人的生命。　　

“文革”結束至今已有整整35年了！特別是四人幫被粉碎以后，“文革”內幕基本清楚了。可是，至少對這幾個人的“迫害”，確實沒有發現有毛澤東有意“操縱”、有意把這幾個人“迫害致死”的證據。　　

劉少奇被打倒，確實與毛澤東有直接關系。因為是1966年8月8日毛的一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在全國公開了他同劉的矛盾；隨后，在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作出決定，（全會閉幕會上，劉少奇在常委中排名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選舉后，劉自己表態，愿承擔所有責任，并請求辭去常委、國家主席等所有職務）實際上讓劉少奇靠了邊。但憑此斷言：是毛澤東“以私刑將其關押迫害致死”，則是沒有根據的。對此，只要看一下作家孫興盛對王光美采訪中的談話就清楚了。孫曾經單刀直入地問過：　　

“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　　

“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并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他還有針對地說：‘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很關心照顧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干部，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后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那么，劉少的命運究竟是誰造成的呢？王光美認為，“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謝富治他們一伙”的陷害，整死劉少奇是林彪奪權的一個步驟。（引文及詳情見孫興盛：《王光美及其子女回憶：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至于彭德懷、賀龍和陶鑄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并最后病死，這中間確實有諸多種復雜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林彪一伙的陷害，這是很明白的；再怎么講，也不能把帳全算在毛澤東一個人頭上。事實上，“文革”中毛澤東還確實保過賀龍、陶鑄。　　

1966年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澤東曾把林彪送來的吳法憲誣告信交給了賀龍。賀龍看后問道：“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毛澤東說：“有什么好談的？”“你不要怕，我當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斗爭狠，能聯系群眾。”　　

但后來林彪抓住武漢市第二十中學教員晏章炎寫的一封誣陷信，批轉給江青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調查”，最后落個“叛變投敵未遂”罪名上報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葉群在軍委工作會議上提出對賀龍的“歷史問題”立案審查。1968年，專案組以賀龍“投敵叛變”結論并上報中共中央，最后迫使毛澤東“棄保”。　　

陶鑄問題也是如此。由于陶鑄對劉鄧的態度不夠鮮明，引起江青、林彪的不滿。1966年12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文革小組”借機對陶鑄發動突然襲擊，王力、康生、江青等攻擊陶鑄用生產壓革命。面對文革小組的壓力，毛澤東還是要保陶鑄。12月29日，毛澤東找陶鑄談話，說道：“江青這個人啊，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并要他去找林彪當面談談。但以后又接著發生了“換頭術”事件：　　

八屆十一中全會后，新華社將要發一組國家領導人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就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并詢問新華社有什么辦法？新華社同志后來搞了一個技術性處理。將一幀照片上某個同志的頭像隱去，將鄧小平頭像移補過來。事后林彪、江青乘機大做文章，這“換頭術”事件很快見諸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一下子群情嘩然，“打倒陶鑄”的呼聲一片。事態發展到這般田地，使得毛澤東亦就無話可說。　　

第三，關于“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　　

辛子陵為了妖魔化毛澤東，竭力散布政治謠言，胡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根據是什么？只是道聽途說，卻拿不出一個可靠的史實依據。　　

其實稍作理性思考，就可知道，此話純屬虛妄。上世紀60年代“文革”時期，全國是8億人口。“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意味著8個人當中有1個人挨過“整”；每40個人就有1個人被“整”死！　　

文化大革命雖在全國范圍展開，但應該說主要是發生在城市里（特別是在大中學校、文化單位和機關等上層建筑領域），農村里“文革”的規模遠非城市可比，主要是斗斗死老虎——四類分子。當時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很低，至少7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　　

如此說來，在城市里，這被“整”與被“整”死的人的比例自然要遠高于全國平均值。保守點估計，如果由于農村人口在全國人口中占有75%以上的這個現實，那么，文革中城市中挨“整”的人比全國平均值高一倍甚至更多，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以城市挨“整”的人比全國平均值高一倍計算，那么，文革時期城市里就會有1/4的人挨過“整”，就會有1/20的人被“整”死！　　

那么，再請你調查一下，“文革”時期，在你的周圍親朋好友當中，是不是每4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挨了“整”？是不是每2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被“整”死了？　　

“文革時期”筆者在上海N區一所中學（“文革”重災區，區委書記抓運動的“點”）當教師，運動開始本人即被打成“反黨”分子，被批斗隔離，屬于挨“整”人之列。據本人所知，當時全校共有教職員工約140人，“文革”十年中先后挨過批斗，被隔離審查、進過“牛棚”的共有13人，占學校總人數的1/10（十分之一），其中有一人在“審查”中自殺，即被“整”死的，占學校總人數的1/140（一百四十分之一）。（須知當時這所學校是全區運動的“重點”，是區委書記親自蹲點的，除區委書記外，另有5個“文化工作隊”成員，有區公安局副局長、區教委部長、區教育局長、區共青團學生部部長和和街道黨委書記組成，其典型性和重要性可想而知）　　

結論是：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文革“重災區”——區領導蹲點的中學里，挨“整”的人也沒有超過1/10，死的人也沒有超過1/140！（事實上多數學校并沒有死人！）　　

當時中國所有的人都是分屬于每個基層單位的，運動重點單位如此，非運動重點單位挨“整”的人當然不可能超過它，只可能比它少很多很多，有的單位甚至基本上沒有——這也就是說，不可能有這么多人挨“整”與自殺。既然如此，那么，不管按怎樣的比例推算，又怎么可能會產生出“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的結果呢？這不是大謊言又是什么？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文革”中挨“整”的人，極大部分是運動初期“資反路線”受害者，自殺死人也大多在這運動初期。他們都是當權派為轉移運動大方向，通過“拋材料”，有組織地整人的結果，他們并不是毛澤東所要“整”的對象，這筆帳根本不能算在他的頭上。直到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運動才真正沖擊到各級當權派——“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形勢才發生了改變。　　

可見，辛子陵誣陷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之說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大謊言！　　

歷史是不可篡改的。辛子陵和一切輕慢歷史的小丑，終將被歷史砸得粉身碎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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