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全靠共產黨  幸福不忘毛澤東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兼駁斥茅于軾“毛澤東的政策絲毫也沒有改善貧苦人的生活條件”　　

熊  炬　　

茅于軾何許人也？1929年生，南京人，上海交大畢業，當過技術員、工程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1985年調中國社科院任研究員，1993年退休，與人合辦“天則經濟研究所”，2008年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共和國的《08憲章》上簽名。　　

他自己說：“我被打成右派，一點也不冤枉，我本來就是走資本主義。”　　

有人說他是叛徒、賣國賊、漢奸，拿外國人的錢，干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他公然回答說：“我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們的錢，拿誰的錢？政府的錢，我很難拿到。老百姓的錢，給兩三萬，靠這個根本活不了！”他是要拿大錢的，自以為榮，恬不知恥。在全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前夕，他跳起來出風頭，寫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喪心病狂惡毒攻擊毛主席，明目張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共和國，受到極少數丑類的的吹捧，激起了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憤怒譴責，幾十天內就有5萬多各界愛國人士的代表奮起千鈞棒，狠打白骨精，簽名公訴茅于軾。這個色厲內荏的反共反毛先鋒斗士，1個月以前還是那么不可一世，猖狂進攻，到6月15日就變了腔調，說什么他不希望“引起沖突”，說什么“我們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階級斗爭，而是理性思考”，不要“人斗人”，“千萬不要陷入內斗”，要“客觀冷靜思考”。你看，茅教授他多么“溫文爾雅”，其實，他一天也沒有停止他的階級斗爭，造謠斗人。一周前他又寫出了《對毛澤東的再認識》！認識什么呢？他說，毛澤東“整死了5000萬人”，毛澤東“為窮人是一種欺騙”，毛澤東“把中國變成了窮人國”，“是全世界最窮的窮國”，“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飽，餓肚子”，“他（毛主席、共產黨）的政策絲毫也沒有改善貧苦人的生活條件”。　　

看到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　　

本來我患冠心病，去年說過了80歲就不再動筆了。但看見這些非毛、反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言論，內心忍無可忍，還是撐著病體回答茅于軾。　　

我謹遵茅大教授的“教導”，客觀冷靜地思考，到底“毛澤東的政策”是否“絲毫也沒有改善貧苦人的生活條件”。我訪問了上百家人，90%以上的老百姓都說，“毛澤東時代的生活比解放前大有改善”。我自己也有切身感受，不怕出丑，就客觀地如實記述如下，供年輕同學和歷史學家參考。　　

我是重慶市墊江縣武安鄉人，今年81歲。祖輩3代赤貧，都是文盲。爺爺熊承福，當雇工，幫老板挑貨到湖北，饑寒交迫，死于途中。婆婆窮得連去收尸的路費也沒有，爺爺成了“溝渠餓殍”，溝死溝埋。解放后，我才寫了一首《哀祖父》，“赤貧如洗莊稼人，挑擔傭工過一生。累死他鄉尸未殮，生無房舍死無墳。”婆婆靠兩升米做“泡粑”，長街叫賣為生，1945年吃盡老本，餓死于武安后街；我向鄉親們磕頭乞討，才草草將其埋葬。父親逃債出遠門，家里斷炊。我小學未畢業就失學，隨母親赤腳步行上重慶。母親在海棠溪當傭人。我流浪重慶城，下野力、當童工，什么臟活累活都干過。15歲進墊江“光大”當學徒，議定3年，有飯吃，沒工錢。每天干十幾個小時，沒有星期天。那幾年，眼見老板勾結刮民黨官僚，囤積谷米，壟斷市場，抬高物價，巧取豪奪，不擇手段地剝削老百姓，驚心動魄！就象眼見1個吸血鬼一滴一滴把人血吸干，還要敲骨吸髓那么殘忍。面對人吃人的舊社會，痛心，悲觀，絕望。在黑暗中，幸喜認識了胡啟恒（中共地下黨員）、劉厚楢（新青社員）老師，他們鼓勵我不要灰心喪氣，要振作起來走高爾基的路。特別是萬縣的張德厚同志（建國后任北京師范學院學報總編），送了不少新書給我讀，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何其芳的《人民萬歲》、高爾基的《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還關起門來給我朗誦《列寧》、《好》，使我眼界大開，看見了光明，茅塞頓開，有了理想，有了信仰，有了希望，從此走上了跟共產黨干革命的道路。1949年“九二火災”后回墊江，12月初，在胡啟恒、劉厚楢老師領導下，迎接解放軍進城，參加了臨時治安委員會接管小組工作。縣人民政府成立后，參加了征糧、剿匪、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房屋和田地，這才過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我家3兄弟，我是老大，在舊社會失學，小學未畢業；二弟解放后中專畢業，三弟大學畢業。1956年，我與徐英（大學生）結婚，生一子一女。兒子大學畢業，高級工程師；女兒畢業于清華大學，電子軟件工程師；兒媳是市規劃局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孫女去年畢業于重慶大學，今年考錄為公務員，在主城區工作。我本人雖然小學未畢業，但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堅持自學，解放初黨號召工農干部向文化進軍，我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完成了大專文科學業，從事業余文藝創作，多次獲省文聯創作獎。1956年，調重慶人民出版社任文藝編輯；1964年，調重慶市曲藝團從事專業創作（國家二級編輯）；1983年被評為重慶市先進工作者，“五好文明家庭”。近20年，我“公職已退筆未休”，寫了幾百篇詩歌、散文、文藝評論作品，先后在《重慶日報》、《華夏詩報》、《文藝報》、《人民日報》、《銀河系》、美國《僑報》、《世界日報》、臺灣《立報》、《乾坤詩刊》、《海峽評論》等報刊發表，長詩《末代農奴歌》（百歲藏胞歌頌共產黨、毛主席）獲《中華詩詞》“世紀杯”全國大賽獎，北京電臺廣播。我這80年，深深感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廣大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大翻身大解放。這絕不是一句空話，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事實！解放前，我們武安鄉有上百戶姓熊的，都是雇農、貧下中農，沒有一家地主，90%是文盲。前年我參加修族譜，舊社會500年，武安熊氏只出了一個舉人；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出一個大學生，因為大家都窮，讀不起書，只有一人上中學。解放后，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熊氏家族逐漸脫貧，上中學、中專的達258人，大學畢業50人（含專家、工程師、教授、作家、高級教師等獲得國家高級專業職稱者11人）。有幾家變化特別大，例如熊狗兒（沒取名字），家住后街叫化院破房，衣不蔽體；解放后，他的大兒公費保送上北工大，二兒、三兒也上了大學，現在，老大是工程師，老二是主任醫生，老三是中學教師。我的堂侄兒熊懷書，解放前住窩棚，赤貧，結婚時連一床棉被也沒有，小兩口蓋的“秧氈被”（用廢秧草編的）；解放后，他的兒子熊仁平上了三醫大，現在大坪三醫大野戰研究院作研究員、師級、專家待遇，家庭美好幸福。熊懷書口口聲聲教育孩子不忘共產黨的恩情，世世代代跟黨走。我也是這樣教育子孫：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們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為窮苦百姓求解放的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雖然出現過“左”、右的偏差和錯誤，但主流是好的。黨內混進一些投機分子、貪官污吏、假黨員，敗壞了黨的名聲，但黨一直在反腐肅貪，特別是薄熙來書記到重慶以來，大力弘揚延安精神，唱紅打黑，雷厲風行，唱讀講傳，潛移默化，實踐“五個重慶”，卓有成效；“三進三同”，體驗民情，在慶祝建黨90周年，更加密切了黨群關系。黨風端正，民風好轉，邪氣下降，正氣上升，社會主義建設日新月異，重慶正在起變化，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幾千萬人大唱紅歌，懷念毛澤東時代，是對毛時代的肯定……再努力幾十年，實現共同富裕，人民生活將更加美好，共產主義大有希望。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幾億窮苦勞動人民的大翻身，也就沒有我——一個童工的今天！我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洪流大潮中的一滴小水珠，我的親身經歷，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出太陽的光輝：共產黨真正好，社會主義實在好，毛澤東時代是我最幸福的時代！毛主席政策的實施，大大改善了廣大人民的生活（個別大地主、官僚資本家除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誰也抹殺不了！茅于軾說：“無論個人或政府，如果經常說謊，最后會受到謊言的報復。”我看他就經常說謊，說毛澤東的政策“沒有絲毫改善貧苦人的生活條件”就是彌天大謊。我81歲了，不會說假話；茅于軾也是80出頭的人，他感到他的生活條件沒有改善，那是他一家的事，不要拿普天下貧苦人說事，那種低級欺騙太愚蠢了！　　

茅于軾說毛澤東時代“絲毫也沒有改善貧苦人的生活條件”，明明是謊言，為何還要在互聯網上公布欺騙天下人？這是因為：一是反共反毛的任何武器都用過了，無詞了，急不擇言；二是要討好帝國主義，以此討賞錢，編造謊言自欺欺人；三是向戈培爾學習，以為謊言重復千遍就會變成真理。騙80歲的人不行，騙小孩子還是行的。茅于軾，你太虛偽、太惡毒、太可笑、太無賴了！不知是什么人把你捧為經濟學教授，實在是臟班子！你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扯謊騙人，莫此為甚！你無德、無能，無恥之極，看你橫行到何時！億萬人民已經行動起來，遲早會將你和你的同伙、主子掃進歷史垃圾堆！　　

在舉國慶祝中國共產黨建立90周年的時候，我感到半喜半憂。喜的是全國億萬人民異囗同聲高呼“共產黨萬歲”，跟共產黨走，許多愛國同胞，仁人志士和尚未蛻化變質變修的共產黨人在紅色網站上發表文章，反帝批修，保衛毛澤東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憂的是為什么像李銳、袁騰飛、辛子陵這類反黨反毛反動透頂的人，還讓他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招謠撞騙、干著白蟻蟲的勾當，而像茅于軾這樣自稱被準確打成右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漢奸至今還在招搖過市……誰在庇護他們，縱容他們，為什么還不開除辛子陵等人的黨籍？公理何在？黨紀何在？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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