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勢力才是真正的余毒
        ——謹以此文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現在的極右勢力想不費力的詆毀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政策、一個同仇敵愾的行為，一開口，就是文革余毒。這里的文革特指的是發生在中國1966——1976年間的無產階級文革。自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無產階級文革被資產階級文革所替代以后，無產階級文革就成了詆毀任何人的法寶。群眾一反貪腐——文革作風，群眾一愛國——文革余孽，重慶打黑——文革遺風，群眾一上訴茅于軾——文革歸來等等。
      咒罵文革、詆毀文革成為保護貪腐官員、黑惡勢力、漢奸賣國賊們的一樣百試百爽的法寶。沒有人敢說自己就是文革作風，就是文革的支持者，沒有人敢說就是應該按照文革的做法去行動。為什么？因為1981年中共中央定性文革是十年浩劫，2011年剛剛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P971）中明確寫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共產黨自己都承認了，還有錯么，還容其他平民百姓、一般群眾任意置喙做評判么？！面對黨史的記載，容不得我們開口。但是，在謊言滿天飛、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年代，我們對誰都不要相信，所以，我們要質問，對文革的定性是絕對的真理么？這是萬能的上帝的御批么？這是千年不變的定論么？
      小時候，看到印到書上的就以為真理，以后有了報紙，看到報紙上的就是真言。后來，明白這是通過人印上的，而且現在書上的錯誤司空見慣，不只是錯別字，連道理也是錯的。報紙上、電視上的謊話就更是如潮水一樣，還有多少人信奉他們呢？
      中國有句古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科沒有定論的，就是理科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的定理，其實也是變化的。歐幾里得幾何只是形而上的直線，實際上這樣的直線只要延長，就必然是曲線，直線只是我們想象的東西，只是曲線在非常局限狀態下的近似。而到了黎曼幾何那里，曲線就是自然的，而且是包含直線的。所以，曲線才是更大范圍的真理。甚至我們熟悉的常數其實也是變化的，比如三角形的內角和。在平面的三角形里，內角和是固定的180°，但是在曲面里，內角和是變動的，隨著曲度的變化，內角和也是變化的。在物理學上，牛頓定理的發現只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一個特殊情況，是適用于低于光速99.9999999%（即大約每秒300米）以下的近似情況，也就是說，牛頓定理的適用范圍只占按照速度范圍（零到30萬千米每秒）的百萬分之一，只是我們人類所接觸的速度大部分在非常慢的速度里，才會更多的認為牛頓定理的真理性，一旦愛因斯坦出世，將視野放在光速上，牛頓的絕對時空的謬誤就顯現了，相對論就誕生了。
       因此說，世上的真理因為人類自身的非常局限性，只能是通過特殊認識一般，而很難實現通過一般認識特殊，但特殊總是容易被忽視，所以，世人雖多，能夠認識真理的人很少。而認識真理的一個歧途是近現代隨著經驗主義的興起，認為人類要相信或否定一個事物，必須通過實驗室驗證或否定，結果實驗室儼然成為驗證真理與否的唯一方法——這是多么的荒謬：第一、實驗室的時間和空間都是不夠的；第二、世間是以有和無存在的，實驗室里只能測到有、有和無的比值，而從來都測不到無。無只能通過能測到的有、有和無的比值來推算出來。也就是說，無沒法通過人類的直接測量得到。這就是實驗室里的局限性。這也是經驗主義者的局限性。而哲學家康德早已明確的指出：經驗雖然告訴我們某物是如此這般的狀況，但并不能告訴我們它不能是另外的狀況。
      經驗主義的局限性，不能阻擋人類追求真理的腳步，理性主義將必然出現。其實經驗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落后于理性主義的。但是近先代出現的一些儀器，將很多原來不能觀測的變成了能夠觀測的，結果經驗主義大大超越理性主義，甚至否定理性主義，尤其是物理學上的量子理論中的不確定性原理，公然聲稱：沒有測量就沒有真相。這是何等的自負和荒謬啊！量子力學測到的仍然是有，而沒法測量到無。
      自然科學是如此，社會科學同樣是如此。否定是容易的，但否定之否定是難得的，人們習慣于否定，但不習慣于否定之否定。鋸斷一棵生長了幾十年的樹木只需要幾十分鐘，毀滅一個幾十年的國家只需要幾年（戈爾巴喬夫用6年多毀滅了存在了70多年的蘇聯）。否定文革只需要一張嘴幾分鐘就夠了，但否定之否定文革就需要千萬張嘴用幾十年的時間還不行。
      我們首先看看文革是怎么回事？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群眾運動，不是時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毛澤東通過各級政府機關、黨委機關層層發動，而是毛澤東和廣大的群眾一起對各級政府機關、黨委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受沖擊最大的是各級政府官員、老干部、五類分子。所以，文革是毛澤東和人民群眾對政府機關對各級干部對五類分子的一次革命，是對未來中國出現修正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次提前大演習，是保證人民群眾敢于起來造官僚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的反的實踐和信心的演練，是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歷練。文革也有錯誤，第一、打擊面太廣；第二、當時的官僚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漢奸叛徒并不太嚴重；第三、對人民群眾的要求太高。所以，文革的副作用和后果都被人作為浩劫定性了。所以，文革適用于修正主義表現充分、漢奸叛徒猖獗、帝國主義叫囂的時候。而眼下的中國，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修正主義，茅于軾、袁騰飛等漢奸異常猖獗的時候，希拉里號稱中國死定了的叫囂，都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證明了當年不成熟的文革時機到現在已經非常成熟了。這樣的機會，不是我們每個中國人所期盼的，但是在被走資派將中國的資源揮霍殆盡，將中國的外匯獻給美歐，將中國的人民視為屁民的時候，內部貪腐盛行、強拆自焚不斷、官民對立、黑惡勢力充斥官府的時候，對外喪權辱國的時候，我們還在像個被賣身還要倒貼的女人一樣叫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我和他的（中美）的結合。我們知道這樣下去的結果即救不了自己，也阻止不了那個男人丟棄甚至摧毀你的行動。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有錯誤的，但這不是全面否定文革的理由。后來者沒有資格。第一、因為后來者是無法脫離開他們在文革中的待遇而形成客觀的立場的；第二、后來者也沒有形成更高的哲學論斷來否定文革，經濟建設為中心、白貓黑貓論，是機會主義。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替換階級斗爭為中心，不能證明階級斗爭消失，也不能證明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永遠的真理；第三、后來者的解放思想，是將人的斗爭意識轉化成了物質意識。這并不能否定斗爭意識的錯誤，更不能證明物質意識的正確。這也需要時間的檢驗。第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標準，而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真的標準。實踐是一個過程，是包含時間的勞動過程，按照黑格爾的定義，真理是思維和對象的一致。用一個包含有勞動的時間（實踐），檢驗思維和對象是否一致，簡化一下，就是用時間來檢驗思維和對象是否一致，根據我們及一切人的經驗，在過去的時間里，思維和對象有時候時一致的，有時候時不一致的，所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完全不符合過去都會犯錯的經驗，也不符合未來還會犯錯的理性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沒有資格做決斷，因為既不能保證他們有毛澤東的理解能力，他們也沒有毛澤東的實踐經歷，所以，他們無法理解毛澤東的超前眼光則是必然的。他們沒法理解毛澤東，就沒法對毛澤東的行為作出準確的斷語，他們理解不到毛澤東的做法是超前的，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做法的評判就成為拘泥于具體現象拘泥于特定時間的非常狹隘的斷言。專家教授學者看到的更多的是有，即使是否定，也是有（黑格爾《邏輯學》：否定也是實有不是應有的抽象的無。），他們看不到毛澤東思想里的無。有在這個時空中是錯的，但不能就說有在那個時空中就是錯的。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就是適用于未來的時空中，適用于還未發生的有——無之中的。
        我們看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文革的評價:
       
        1、由于國民經濟的劇烈動蕩和發展緩慢，加上因計劃生育工作受到影響而導致人口劇增，1976年全國總人口達到9.37億，比1966年的7.45億增加近1.92億。（《中國共產黨歷史》下冊P969）
        2、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在這十年中，我國在經濟上也取得一定進展，在國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中國共產黨歷史》下冊P971）
        這里不需要很多的辯證思維，只要看看他們直白的描述就可以得到明顯的矛盾。他們（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將文革十年中人口劇增的原因歸結為國民經濟的劇烈震蕩和發展緩慢，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們用了“由于”“加上”“而導致”這樣的連詞，無疑在國民經濟的劇烈震蕩和發展緩慢、計劃生育、人口劇增之間在他們的思維里是因果關系的。按照這個因果關系，1937年到1947年之間的國民經濟發展更加緩慢，動蕩更加劇烈，計劃生育工作因為根本沒有實行過所以根本不會受到影響，那么那十年的人口增長應該更加劇增，但事實是4萬萬同胞，經過十年，還是4萬萬同胞。同樣的因果關系，結論截然相反，這必然會是至少有一個是錯的，或者都錯，或者還有隱瞞的東西。我們情不自禁的這么想，2000年來誰著史。因為人的自私性，誰著史都是為自己解脫。那2000年來著史的首先是知識分子。評判文革的人也是，在文革中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是受打擊的。我們從這里可以恍然大悟，評判文革的知識分子，是符合人性的第一性的——自私性，這也符合當今的世界潮流，為了這個自私性，他們寧可使用荒謬絕倫的因果關系來解說歷史。因為，我們就不得不懷疑，這樣的結論，不是客觀真理，不符合唯物辯證法，甚至都不符合自由主義的形而上學，因為他沒法應用到其他地方；當然也不符合普世價值，因為這里沒有自由、平等、民主、博愛、憲政、普選、多黨等等，全面徹底否定文革的知識分子將話語權給壟斷了。
       文革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在1980年代，我相信任何人都會相信的，但到了2010年代，還這么說，就會讓人懷疑了。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成書于2010年12月，也就是說，他們在當下仍然如此評價文革的理論，這就需要再思考一下了。從毛澤東評判蘇聯在赫魯曉夫時代（1953年9月7日 - 1964年10月14日）步入修正主義，到蘇聯解體僅僅38年的時間，而蘇聯終結者一號人物戈爾巴喬夫和赫魯曉夫有著相同的作風：對外好大喜功，對內貶低別人，自負和自卑融為一體。毛澤東在蘇聯的命運上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預測對了，對中國的預測也應該是對的。
       還有，一個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十年，我國經濟為什么還能取得一定進展，還能在國防和外交上取得突破性進展。這更讓人不懂了。蔣介石政府的理論和實踐在1945年至1949年之間，沒有史學家評論是完全錯誤的，但只用了4年，蔣介石政權就土崩瓦解了。何況，在1945至1948年之間，蔣介石政權在哪個方面都是強大于中國共產黨的。為什么呢？為什么？難道說蔣介石政府的理論和實踐的錯誤還不夠徹底，還不夠完全，以至于沒法實現在經濟、國防和外交上取得突破性進展。這真是讓人匪夷所思。難道，我們又是沒有知識、沒有見識、沒有常識、沒有理性、沒有出過國的下崗職工歪曲了原文的意思？！
       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經典的說過：我眼里只有清華的教授，我只回應了教授的批評。
       因為在相同或類似條件下，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所以，我們懷疑得出結論的推理過程不夠普世，我們也懷疑做結論的專家教授不夠公共，因此，我們可以自信地提出我們自己的推理過程，而不要太在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因為必然的局限性而做出的已有的結論，從而用另外的視角得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文革余毒？誰才是真正的封建余毒？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右派們所稱或所擔心的文革余毒和封建余毒是什么？是經濟停頓、固步自封、國破家亡、戰火燒身、打擊官僚、政治腐敗、唱紅打黑、群眾路線等等。
       首先，極右分子是不擔心國破家亡、戰火燒身的，他們不會將分裂一個國家當做禍國殃民的大事，而是他們始終不渝的追求自由的必然結果，他們信奉的是平等只能靠聯邦主義得到生存，信奉的是為了自由寧愿他的國家貧窮、弱小、無足輕重（阿克頓《自由史論》P21）比如，最近力挺茅于軾的美國人方紹偉，在他寫的《茅于軾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錯在哪？》一文中，明確地寫到：“自由主義者也許要徹底否定的就是中國的"大一統"，但是，自由主義的"自治、民主、聯邦"即便能否定"大一統"，也根本不足以否定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他們也許可以在個人和制度的層面上否定毛澤東，但他們根本不可能在文化的層面上否定毛澤東。"大一統"不是一個政治理念，它是一個文化信念，是一旦否定就不再是自己的天性。”說的夠明白了，美國人方紹偉就是要用自由主義終結中國的大一統，不僅從個人和制度上終結，而且要在文化上終結，也就是說，不僅從肉體上終結，而且要從精神上終結，不僅終結我們的現在，也終結我們的未來，絲毫不讓我們有任何起死回生的機會。美國人方紹偉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都認為中國死定了，而且永無翻身之時。盡管他們有自負的外因和內應，但我還是不由自主的蔑視他們，視他們為草芥一般。美國人有分裂中國的欲望，那是可以理解的，中國越分裂，他們越容易控制中國，而中國的極右分子，比如茅于軾，他們為什么會甘愿做方紹偉敢說不敢做的事情呢？這就要從重新理解文革余毒和封建余毒開始說起。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文革的完全徹底的否定的斷言雖然有其局限性，也是因為文革本身有弊端。這個弊端就是極端化，這里的極端化包含有兩個內容：第一、極端民主化。在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這么寫到：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而不能實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這個評價首先是在批評毛澤東，因為大民主和造反有理都是毛澤東提倡并且推動的。那些批判文革而追求民主并且反對毛澤東的人，要看仔細了，文革是民主，是大民主，是毛澤東提倡并推動的。有人也許會說，這是暴民政治，不是民主。那我們按照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托克維爾的論斷來評價民主與多數暴政的關系：1、民主政府的本質，在于多數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七章），文革中是符合這條的，多數對政府機關實行統治；2、民主會導致多數的暴政（《論美國的民主》第七章）。所以，不論是視文革是暴民政治，還是群眾運動，他都是民主的一種形式。我們不能說憲法賦予的民主才是民主，而毛澤東發動的民主就不是民主。因為憲法絕不是自動生成的，也是人制定的。同時根據相對論原理，在不同的慣性系里面，物理定律是一致的，所以，民主在憲法賦予下，還是毛澤東發動下，其概念和演變都是一致的。在美國，民主也可以演變成暴政，在古希臘也可以，比如，蘇格拉底就是死在民主（多數代表全部原則）之下的。民主本身就有度，過度就是暴政，就是極端民主化。而信奉民主的人士應該清楚民主的威力，而不能一邊信奉民主，一邊咒罵文革，一邊崇拜美國的霸權，一邊咒罵中國的文革，這是非常可笑和無知的。蘇格拉底是民主人士的榜樣，他安然的接受民主給他帶來的死亡通知書。那些一邊咒罵文革，一邊追求民主的人是假民主、假自由，是煽動和利用多數人對文革的仇視情緒，來實現他們的多數的暴政，實現他們吃里爬外、禍國殃民的行動。
第二、極左行為。左右沒有原罪，極端了就有罪了。無論是極右還是極左，都會是大罪惡。左右是什么？西方人將左視為激進、變革、進步；右為保守、守舊、妥協。而中國自古就有對左右的分析，左屬陽，右屬陰。陽代表向上、變化、光明、積極等等，按照程度有少陽、陽明、太陽；而右代表向下、穩定、陰暗、保守等等，按照程度分為少陰、厥陰、太陰。結合現代社會學，我們將左右重新歸納了一下，為：左陽在社會學里可以代表平等，右陰代表自由，左右、陰陽、自由和平等都是矛盾的統一體，都是對立統一的，兩者都是同出而異名，不能分離，陰陽分離，則生命歸西，左右分離，則社會必然動蕩；自由和平等分離，則意識形態必然亂套。要左右依存，不能偏向一面，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小的偏向會造成小的傷害，極度偏向就會造成極度危害。所以，左和右都有個程度的問題，以前對于左和右的分類不太清楚，我們根據經驗，將左和右重新細分了一下，左、右各分為五級。左以平等為起點，分為左傾思想、左傾盲動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左傾拼命主義、極左；右以自由為起點，分為右傾思想、右傾逃跑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賣國主義、極右。上面的分類我們看到了，防左和防右，主要防的是后三種。更主要的是后面兩種，特別是極左和極右很危險的。上面的分類，其實還很不完善，因為上面的分類是對外說的。任何事情出了左右，還有內外之分。而極左和極右都十分明顯，就是他們都不分內外，但表現特征不同，極左視內外都是敵人，極右視內外全是朋友。極左將敵人擴大化，將好人也視為敵人，文革有極左現象，而極右將內外的敵人視為朋友，比如將美國視為友軍、將貪腐視為必然，將強拆視為合法，將賣國視為愛國等等。目前的中國有極右現象。
所以，文革遺毒目前來看，不會出現在認同文革一些做法的左派，第一、左派認同文革，不是全盤接受文革，對文革中的極左行為要拋棄，是批判地繼承，是否定之否定；第二、左派認同文革，是批判當下的極右現象的藥方；第三、左派維護中國的穩定，是為了和平，而不是推翻政權，是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持久和平穩定和發展，而絕沒有推翻政權的意思；第四、左派擁護毛澤東，認同并批評走資派、支持當下的中共中央，是最大的愛國行為，只是對當下的政府某些行為不滿，尤其是對賣國、黑惡勢力、官民對立、貪腐、對外政策等等不滿。所以，左派沒有走向可能引起社會動蕩的極端民主化、極端自由化、極端仇視黨、仇視國家、仇視人民的極端行為，而是要政府、黨、國家站在更大多數的民眾一邊，對一些損害民眾損害國家的行為進行糾正。
      極右勢力向往極端民主化、向往極端自由化，向往用黑惡勢力治理中國，向往用美國來治理中國，所以，極右勢力才是最大的文革遺毒，他們曾經經歷過文革，經歷過極端民主化引起的動蕩，但他們仍然要利用美國的極端自由化，極端民主化，再來讓中國動蕩不安。這不僅是極右勢力的個人企圖，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極右勢力和美國的結合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他們對重慶的唱紅打黑極度仇視，對美國的普世價值極度歡迎，他們希望看到轟轟烈烈的中國內亂，從而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

       除了文革余毒，還有封建余毒。極右勢力的目標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實現中華聯邦共和國。其實，聯邦制是中國幾千年前的把戲，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不是聯邦制么！在以后的歲月里，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元明對抗、明清對抗，等等不都是分裂的聯邦么！這些時候的中國，無一不是戰亂不斷，生靈涂炭，人口負增長等等。所以，實現聯邦制才是封建余毒的思想。而文革余毒和封建余毒都被極右勢力據為己有，因此，中國的亂局必然來自于極右勢力，甚至包括一般的右派，因為他們要的是極端自由化，極端民主化，要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要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清除這些極端化的余毒，必然要靠左翼力量，要靠愛國的愛好和平的愛好民主集中制的左翼力量。

綜上所述，要走極端民主化、極端自由化的右派，尤其是極右勢力，特別是有海外資金支持的右派，才是真正的封建余毒、文革余毒，中國要穩定，必須要清除這些余毒。只要清除了這些勢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必然會走向更加和諧更加穩定的發展途徑！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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