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節,每年如期而至, 遙想歷史,1919年五月四日那些學生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灑下自己的一腔熱血,在那個混亂的年代里,那些未入世的學生用自己并不社會的理解思維也不是老道的政治方式,僅憑自己對于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危局和一個民族日益況下的情景發出了自己最為簡單的聲音,”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時間荏苒,九十年之后我們這代青年該如何看待那段歷史,該如何看待我們可愛的中國,又該如何承擔社會責任,追憶九十年前我們,是否能找到答案。
如果我們把時間稍微多一點的看看我們的國家.社會和政治.稍微在花點時間細細的體會一下這些現實存在,在與我們的父輩進行簡單的交流,我們會驚異的發現中國近三十年來發生了太多改變,在以市場經濟為發展模式的前提下,整個國家無論在經濟體系還是政治體系都存在著嚴重的分裂局面,更別說和普通人更為接近的社會體系了,筆者看來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好壞都最終將在社會體系中表現出來,而社會體系的好壞則有兩個重要要指標,第一是和諧指數,第二是幸福指數。并且這兩個指標又和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有著密切關聯。
那么作為當代青年,我們應該干些什么呢,我們的上一代或兩代人無疑已經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我們這一帶青年人不應再是純粹的追求經濟增長而是經濟的有效和公平的分配。事實上經濟發展只有最終實現公平分配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只有經濟成果實現全民享有才能在基礎上實現政治和社會體系的有序建設和實施。
這些年來《烏有之鄉》網站上左翼與右翼的爭斗可謂劍拔弩張,殺氣騰騰,真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結局預警。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國有制改革也已經進入深水區,而這一現象直接導致的結果是私有化越來越嚴重,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于是屬于毛派分子們大聲疾呼:“狼來了。”可是沒人呼應,除了他們這些人外.整個社會已經把這樣的存在形成了常態,如我父輩,代表著數億農民根本不會意識到他們有著怎樣的權利,他們在社會中盡管受到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是因為制度也不是因為等級只是因為的們的無能沒有本事,這是我父輩們理解的邏輯,于是他們把這樣的邏輯又傳給他們的子女,有自己的生存狀態作為現實案例,于是教育在父輩們看來是翻身的方式,他們寧愿自己受罪一生也要為他們的子女提供竟可能學習條件,這在農村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事實上在城市里也是如此,教育成為了一代代人形成等級的條件.整個社會充滿著競爭,
尤其是在近三十年來這樣的競爭以一種無序的方式進行著,競爭的結果是既得利益者開始用自己手中的權利企圖進一步改變本來就是不平等的游戲規則,建國以來的經濟體制被改變得面貌全非,公有制經濟徒有虛名,用那些紅色學者的話來說這些既得利益者已經開始我們的國家經濟全西化,這些年來有企圖在政治上西化,將西方的“普世價值”說的盡善盡美.
無論是左翼和右翼分子之間的爭論到底為了什么,其前提都是以公民利益和權力為前提的,誰都沒有否認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前提.在更大程度上來說紅色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是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切實利益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他們是堅定的毛派分子.那么以現實為存在,我們又會選擇什么呢,政治上的理論和現實中的經濟形式是否是對立的,換句話說,毛澤東時代以什么樣的方式能有現在經濟的發展<盡管這樣的發展結果在可預見范圍內是不合理的>,或者是現在的經濟方式能否保持毛澤東時代的那種體制.我無法判斷.不過現在重慶市在進行這一嘗試,我們青年應該給予關注,
說了這么多其實我想表達的是,我們當代青年所面臨的社會壞境變了,不像九十年前的那一代青年,他們面臨著顯而易見的國家畏懼和外國野心.我們這一代多少有些像溫水中的青蛙,國家經濟在迅速發展,國際聲望越來越高,可是我們的整個社會內部卻存在越來越多的問題,整個社會框架壓力越來越大,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開始走向風口浪尖,九十年前的青年所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問題從而影響到內部問題,我們這一代恰恰相反,有內部問題影響到外部問題,通常這樣的形式更為危險,盡管我們現在生活在和平年代可整個社會越來越凸顯的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至于這些問題表現在那里,我想在表面上的各種問題大家已經知曉,不用我多說.
我想說的是,作為當代親年,我們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是我們,面臨著什么問題而是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思維或者說是怎樣的價值掛念去看待這些問題,這是關鍵這屆關系到我們看問題的方向和解決問題的結果.
無論這是社會發展問題還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我們都不可能在結果后再做判斷,作為當代青年我想還是我們自己去尋找這撲朔迷離背后的真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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