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紀念劉湘波兄
李風華
2011年3月24日 ,劉湘波因為車禍在天津去世,享年才43歲。
湘波是我的兄長,我的朋友,更是新鄉村建設的一個旗手。他有一個新鄉村建設領域人皆知曉的名字——劉老石。人們用各種名號紀念他:“中國大學生支農調研之父”、“農民之子”、“中國青年志愿者支農運動的一塊奠基石”、“ 2006中國最具行動能力三農人物”、“當代農村合作社運動的先驅”、……
我以為,湘波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
湘波兄1968年生在黑龍江,做過外貿,比如去俄羅斯做過倒賣生意。1997年來湖南師范大學讀倫理學的研究生,2000年畢業。我因為1999年入學,在他快畢業的時候,和他有過一些交往。并且很幸運的是,他為我做的媒,我非常感激他給我帶來的這個緣分。
湘波一生,改變了更多我想可以說是數以萬計的青年的命運。他還在湖南師范大學讀研的時候,就與幾位研究生創立了一個社團,叫“哲學與現實”沙龍。因為關注現實,針砭時弊,影響非常大,有幾次可以說轟動整個校園,甚至引起了校方的關注與干涉。后來,不得不改變方式,讓幾位本科同學出現組織一個倫理學沙龍,并且將這一影響擴展到社會上去。
這里引述鄧賽的描述:
他在湖南師大只待了短短的三年,1998年到2000年,卻掀起了一場思想的颶風,僅創辦哲學與現實沙龍一項就可以說空前絕后,從96級到99級,各個院系幾乎都有學生參加,每次討論活動,幾百人的階梯教室都被擠爆了,所討論的話題“從女生宿舍的柵欄應不應開打開”、“大學生應不應該逃課”等引發了激烈討論,在看似簡單的問題下面其實隱含了并不簡單的思考。沙龍的報紙一印就是數百份,在各個院系和各個宿舍廣為流傳,可以說,深入其中的人們,思維每天都在爆炸,血脈每天都在賁張。思考并關注現實就是這個沙龍最大的特點,但也正因為此,引發了校外諸多關注,在與校方多次交涉之后,結論是這個沙龍以某一課題的開始而開始,以這一課題的結束而結束。之后,大家重新創辦了《追日》報紙,再之后走出校門,走向了廣為廣闊的天地。
湘波影響了一大批湖南師范大學的“沙龍人”。一個朋友這樣寫道:
初見到湘波,他就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因此而徹底改變,我追隨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也慢慢懂得:人,除了關心自己,更要關愛社會,關注未來![①]
這次參加追悼會后,他與其他的沙龍人交流,才發現,原來湘波影響的不止是他一個。10多年后再回首,我以為,湘波影響青年人的,可以歸結為一點:獨立思考,跳出個人的得失來關心國家與社會。
我因為來師大較晚,與沙龍的接觸較少,到了沙龍的最后階段才接觸核心。當時湘波臨近畢業,其實希望我參與沙龍并且協助鄧賽、劉春梅等一些沙龍中的骨干繼續沙龍的事業。而我天性惰怠,又懶于組織協調,再加上沙龍中的原有骨干因為畢業求職而奔波,沙龍事實上就停下來了。
二
畢業之后,我們一家與湘波還一直保持聯系和接觸。
我02年來北京后,與湘波聯系上。他當時在《中國改革·農村版》雜志社任兼職編輯。地點是在北京交通大學附近。我曾去過兩次,聽他講農村的故事,如何辦雜志,如何北京、天津兩地奔波。深深地被打動。還有一次,我愛人來北京,一起去看望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請我們吃東北菜,那天留下的記憶是東北菜的慷慨份量。當時我們要了一個東北拉皮,直到今天,我看到拉皮都特別親切。
我住在承澤園的時候,他曾來過幾次。那時我家里,經常是幾個老友聚會吃飯的場所。因為來者大抵是單身漢,而我是已婚人士又沒有孩子。于是經常有空叫上一些朋友來吃飯。那時做飯也簡單,經常就是一個火鍋對付。買菜就按人頭算,一個人頭兩斤菜。到頭來把每個人肚子絕對都填飽。湘波那次來我們家吃飯的具體情形,我已經忘了。看到黎明的記敘,才勉強有印象。當時等了很久,才等到他。記得好象是當時他在地鐵中,發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不知是誰在地鐵中受了傷,他幫助處理了,所以擔擱了時間。
接下來,過了一些日子,我們幾位又去了他在北京西北部的中心看了看。對那里住所的簡陋有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對他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做這么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業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敬仰。這期間,我們時有往來,比如黎明過年回家前在家聚餐,比如替他交手機費。2006年的2月,他和嫂子帶上孩子看望當時已經懷孕的李安,中午就在承澤園旁的向陽屯餐館吃飯。還記得那時聞渠的模樣:安靜,漂亮的3歲小女孩。2006年我們生下女兒后,他特地和胡克祖夫婦從天津趕來看望。
2010年年底,嫂子借調到長沙工作,湘波帶孩子過來。與他及林華家、葉玉泉大哥家吃過一餐飯。當時我把自己的一本書《中國經濟崛起的10大秘密:讀懂中國模式》送給他。他翻了翻,說有些意思。并建議下次到北京多帶上幾本,在他中心搞一次討論。這就是我們與湘波的最后一面。
還想說說他那可愛而聰明的女兒聞渠。因為嫂子在長沙借調了一個月,孩子放假后也來到長沙,其間在我家小住了幾日。過了4年,聞渠已經長成一個聰明的小姑娘。她的識字能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才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幾乎沒有字能夠難倒她。這讓我們夫婦大感驚訝。問嫂子,說是因為受到湘波讀書的影響,從小就愛讀書。
三
湘波兄實實在在地改造社會。
他開創了一個社會運動——大學生支農。自2000年到天津教書起,他在大學就自發組織了大學生下鄉調查。根據湘波的概括,這次的大學生支農運動它歸屬于五四以來的第六代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它產生的背景是農村的衰敗和青年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生畢業群體)在城市里沒有出路,自身的生存遇到問題。這個運動有很多表現形式,有的來自民間,有的來自官方,有的結構完整,有的表現松散,偶爾為之。其中有官方的新的“三支一扶”,官方的大學生村官計劃;但是主導力量來源于民間。其中以大學生志愿者參與的新鄉村建設運動,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這 是這個時代的下鄉運動的主體。這個主體運動以大學生支農社團下鄉為主,如今參與學校約二百多個,二百家社團,十萬志愿者,影響波及面達到百萬學生,骨干分子達千人。國內主要的城市的大學都有類似的青年運動。[②]
作為一個最早的倡導者之一,湘波這樣描述他開始大學生支農計劃的初衷:
雖然2000年的農村村村抗爭,鄉鄉點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會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農村去關注他們,更不要說去調查。于是只好打著“農村文化旅游”的名頭,在校內招到了六個同學,到山西左權縣麻田鎮趙樹理寫《小二黑結婚》的地方。只有一個星期,也只是觀感式的做了一點調查,但是從此這些同學沒有辦法脫離農村了,其中四五個人在以后多次下鄉,并成為校內學生活動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學四年級還在下鄉,直到今天畢業近十年了,他們還和我保持著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從此心中有了農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這種試驗更多的還是對青年人信心的激勵,我相信這種方法的價值。當那些愚蠢的心理學家們期待用什么心理輔導員來把社會問題內化成心理問題,以此來解決學生跳樓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青年人其實已經被他們的學科和狹隘綁架了。從此,我決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帶到農村去,讓他們在對農村的關注中學習和體會自己的責任,讓青年人們在對社會的關注中超越自己狹隘的自我關注,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和農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以此達到升華。[③]
湘波帶動了許多有理想的大學生參加支農計劃,深入農村,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去組織農民去跳秧歌,去組織合作社,去切實推動生態農業,………支農計劃對中國的農村建設起到了切切實實的推動作用。湘波曾跟我說,當時政府的新農村建設,一些做法就是學習他們的。湘波是一個實干家,對于類似問題的看法非常中肯,比如他對大學生“村官”的政策實施出現村官無所事事的情形提出了建議:一要有成熟的試驗試點才行。前期要有培訓、中期要有跟蹤指導, 結束前要有后續安排。二則不可片面強調農村經濟發展,而應當發揮大學生們的優勢,農村組織制度的創新和文化改進;三要有促進的措施配套。[④]文字簡要,抓住問題核心,具有戰略眼光,同時操作性強。我讀過一些有關大學生村官的文章與論文,未見有如此簡要而能兼具戰略眼光與實操性能的文字有如此者。
湘波所領導的支農計劃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更有意義的,它是一個青年的自我救贖運動。這種自我救贖,所針對的是目下青年理想的喪失、個人主義的泛濫。湘波一篇文章中指出:
現有的教育指向是個人成功的,教育理想是“美女、靚車、豪宅”,獲得這一切的就是成功,在這種理念之下培養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幾乎都是帶有強烈的個人目標的,是為己的,哪個人說為了自己的發財以及幸福生活而奮斗是非常正常和受到贊賞的事情,但是如果哪個人說自己是為民族的、團體的,其實是很不正常的,非常令人猜測的。我們近二十年來的消極自由主義的教育、灌輸的偉大成績就是我們的知識精英已經幾乎完全原子化了,完全個人主義了,消極自由主義原則已經浸入他們的骨髓。但是,我們這樣一個民族,總是需要有千百萬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安危的人,去勇敢承擔民族和國家的使命,他們從哪里來呢?尤其是在如今整個世界局勢和國內局勢大格局已經重大逆轉的時候,沒有了大批去承擔歷史的人,我們的民族要走向哪里?[⑤]
支農計劃組織上萬次的大學生下鄉,組織青年公社。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在鄉下、在田間、在工廠中讀著自己的大學”。他們跑步、唱歌,讀書、爭論,他們下鄉調研,與農民結成深厚友誼;他們宣傳中央政策,撰寫調查報告,向有關部門提交相關建議;他們創辦農民夜校,評“十佳兒媳”;他們開展幫助成立了農村基層文藝隊,援建了農村圖書室和農村廣播站,成立了各種合作社;他們向社會各界宣傳鄉村建設的狀況,引發廣泛關注。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他們幫助了農民,也事實上改造了自己。他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逐漸改變原來的頹廢迷惘,而呈現出質樸、堅韌和積極向上的風貌。他為這些學生非常驕傲。他說:“我的團隊都是志愿者,他們用最低的報酬做著我們時代最壯麗的事業。”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克服分工所帶來的片面化。在階級社會中,分工與階級對抗,使得每個人局限在自身的領域中,或者成為局部的、片面的操作工人,而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以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知識階層則專門發展了管理、控制工廠與社會的技能。要克服這一與階級對立相聯系的片面發展,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每一個人都還應當盡可能學習和熟悉各種行業、技能。幾十年前,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學生應當“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湘波所踐行的這些舉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有助于青年的成長。他去世后,眾多的感人肺腑的文字中展現了湘波所領導的這一支農計劃對于青年的影響:
這幾天,一直沉浸在痛失老石的悲痛中,幾乎什么也做不成,一直止不住的流淚,也不敢打電話咨詢,怕“幫倒忙”,耽誤了大家寶貴的時間,想想自己真的很沒用,只知道哭,那種痛徹心腑的感覺讓我發現老石竟然對我的影響竟是如此之深!……我們每次下鄉都住在村里的老鄉們的家里,男生和女生都各自睡通鋪,有時還有老鄉們和男志愿者們為女志愿者們守夜“放哨”,保證女生們的安全,我們志愿者一直堅持和老鄉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若想化農民,必先農民化”…… 臨別時大家都發明了五花八門的留錢方式給老鄉,有很多時候被老鄉發現,追趕很長時間的鄉間土路,甚至一直追到火車站,也要把錢還給我們(村里到鎮上,再到縣城的交通非常不便,基本靠走)。還有的老鄉們根據中國改革雜志社農村版的地址把錢再郵寄到北京……被老鄉們稱為現代的“紅軍”。讓我們切身體會到何謂“魚水情”,純真激情的大學生和質樸善良的老百姓,號召新時代的大學生們向農村“反哺”,了解農村的現狀,農民的生活。大學生們從中重塑自我,反思生活的意義……那是我人生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⑥]
劉 老師何以讓如此多的青年、學生、農民以及社會各界的很多人所擁戴、敬愛和掛念,我覺得其中之一是因為他真正是一個大寫的人,純粹的人。為弱勢群體殫精竭慮,為三農,為理想,為正義和公平忙碌奔波,不知疲倦不圖回報地付出,老師真的很辛苦啊,他的真誠付出,他的專門為人,他的一片赤誠,他切切實實推動三農事業的發展、為青年學生的成長所做的一切都深深地感染、感動和激勵著和他接觸過的每一個人。[⑦]
是支農讓我介入了自己靈魂的深處,而又是劉老石開啟、指導了我們的支農活動,要是沒有劉老石,也許老杜、賈巖、楊雷不會去參加見培訓,也就不會開啟西安大學生大規模下鄉的歷程。沒有支農,我們的生活是多么的蒼白,沒有支農,我們的學習是多么幼稚,沒有支農,我們的生命是多么的膚淺。而全國的支農可能都離不開你日理萬機的指導。[⑧]
…………
無法一一列舉。湘波說:“青年們是用來成長的,老師卻是用來犧牲的,甚至這個時代都是用來犧牲的。”他終究犧牲在這為培養青年成長的這條道路上。他的去世,讓我們這些老朋友很傷悲。
一種普世價值的說法,以為生命平等,活著至上。其實,有些人死了就死了,若世間塵埃。有些人,還活著,還不如早死呢——誰讓他這樣對待底層呢?有的人還活著,也許是有意義的,但其意義,大抵屬于其家庭罷。唯有的人,他們的去世,讓千千萬萬的人傷悲,千千萬萬的人懷念。
當年創辦沙龍的胡克祖師兄這樣說:他雖然死了,可是有成千上萬的人記得他。他的追悼會和追思會,有無數人惦記。如果我們誰死了,又有誰會紀念呢?湘波君的同道李昌平在紀念湘波兄的文中說:
你走過無數的學校和鄉村,走了比長征更遠的路,建立了比共產黨更多的根據地,培養了比黃埔軍校更多的骨干。……你是當今鄉村建設的棋手!你做的比晏陽初、梁漱溟更多,當今中國,你是最值得尊敬的鄉村建設的踐行者。你不是教授、甚至副教授,但比無數的教授更有學問和成就,全國各地無數的學生敬仰你,追隨你;你從來不稱自己、更不接受別人稱你為專家,但你比無數的專家更有專研和方法,無數的農民尊敬你,邀請你。老石,你才是學生和農民心中貨真價實的專 家 教授![⑨]
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
湘波的逝世,讓我們感到泰山的沉重。
四
湘波是我們的兄長,是朋友。但絕不僅僅是朋友,他構成了我們生活中的追問者,追問我們生命的意義,昭示人生的理想。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活著意味著這個世界上生存下來并往上爬。
我曾經在工廠當過工人,深味這個世界的階層分化。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但是現實中的個人,又有誰會想到社會的解放呢?或者想到了,又能夠如何呢?隨波逐流,與世沉浮。我們所斤斤計較的,是多一些收入,是職稱的上臺階,是等級制中的較高階位。
可悲的是,絕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爬上去的。引述鄉建中心人才計劃的一個學員在社會底層生存的話:
這樣的時間每天都有4個小時浪費在擠車和等車上,真是一種莫大痛苦。其實更大的痛苦在于未來的彷徨和無知,屈指可數的收入和龐大的生活成本比較起來,永遠都看不到出頭之日,這個城市能給你的只是維持你最低的生存條件,所有的夢想和努力都會是泡影和徒勞。
在這個資本控制的社會,生存是第一生產力,活命才是硬道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那是資本家說的),每個人都只是掙扎在生存線上。談什么未來和理想,有什么前途和希望。[⑩]
世界如此殘酷,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選擇的機會,他們必定要沉淪下層。當然,少部人是有選擇的:因為種種因果,他們可以在社會階級分化完成之前,躋身于這個金字塔的中高層。
2000年,湘波兄碩士畢業時,他是有向上選擇的。10多年前,碩士畢業還是很吃香的。湘波去了高校,這算是一個較好的平臺。接下來,如果他愿意,他大可以像我們這般考博士,發論文,弄職稱。最后,憑教授混上吃穿不愁舒適閑逸的日子。若再上往走,揚個名,弄上領域的專家,然后到處賣講賣對策,可以說名利兼得,善其身更兼善天下。后面這種最高境界,是我輩高校老師所夢寐以求的。而以湘波兄的能力,如果說他做不到,誰能做到?
在可以向上的當口,湘波卻選擇了朝下。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總是強調個人追求一己幸福的權利。是的,個人權利真有那么重要嗎?當世界原子化,每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時候,其實就是彼此自由競爭,自由踐踏的時候。在這個自由的社會中,表面上大家都是自由的,表面上我們最多只需要政府維持自由秩序的時代,其實是弱勢群體,如小農、工人,如貧窮化的知識青年被自由地擠壓的時候。
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資本已經成為主導邏輯的人間世,湘波走入我們時代的地獄。
五
湘波走了,媒體說他是一個田埂上的理想主義者。
但是,湘波給我們這個世界所帶來的,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抽象的理想追求,更是一個社會階級的立場選擇問題。
這些年來,階級的分化、小農的破產,已經日益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強大。在資本的邏輯下,真正的階級開始出現。兩極分化不再是一個僅僅是停留在理論上,而且成為一個現實,一個極其牢固的現實。這其中,農村的農民——不,更準確地說是小農,因為農民早已經分化了——構成最弱勢的階級。
馬克思主義看到了小農在資本主義中的悲慘命運,并試圖扭轉這一格局。還在恩格斯的時候,他就提出了合作社的主張。此后,在理論和實踐上幫助小農,可以說也沒有誰能夠做得比列寧和毛澤東更多,更有成效。土地公有化、建立合作社、將教育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發展農村工業,縱觀數百年的社會運動史,還有那一種歷史實踐能夠比得上馬克思主義的農村實踐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雖然處于低潮,但是它必然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因為為底層的運動需要馬克思主義。
在資本的勢力日益擴張之際,農民的出路最終只有一條,組織起來,走合作社道路。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湘波也更為明確地指出當代農民的組織需要。他還在《中國改革·農村版》任編輯的時候,就明確引用毛澤東的話: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辦合作社。他挑了幾個當前合作社搞得很成功的例子,希望對廣大農村有所啟示。在實踐方面,湘波也走在了眾多人的前面。經他直接推動建立的合作組織試點已經達到30多個。2006年,在他推動下,全國各地七家優秀的合作社組成合作社聯盟,取名“國仁綠色聯盟”,推動生態農業合作社在全國范圍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經過幾年在農村的實踐,他摸索出一條用文藝隊與合作社共生共建的路子。
在建合作組織過程中,不斷有農民問我們,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組織,我們搞文藝隊干什么?后來農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藝隊和合作社互為補充。合作社借助文藝隊給自己擴大影響,增強凝聚力;而文藝隊則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經濟優勢,持續發展。像合作社這樣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為基礎的組織,雖然可以在現有的農村村社建立起來,其基礎卻相當脆弱,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信任和道德教育,只靠金錢和利益維系,用不了多久就會垮掉。合作社需要形成一種文化紐帶。[11]
劉老石組織農民的有效手段是“文化切入,精神培訓”。他的這一思路在許多地方獲得良好收效:
山東魚臺縣姜莊村曾經是著名的問題村,村子沖突很嚴重。當地村民為了反對稅費征收,曾經爆發了大規模的對抗,村民圍堵并扣留了來抓人的警車,也扣住了跟車來的鄉里工作人員和警察。從此,這個村成了死角村。雖然罷免了舊村長,但是村子卻成了無人管理的爛攤子,到處都是殘破不堪。
2004年5月,當地的幾個農民帶頭人接受了新鄉村建設的培訓,隨后新鄉建設工作人員大學生志愿者一道進入這個村,利用5天的時間,一邊對村民代表進行培訓,喊口號、唱歌,一邊幫助村民建立基本組織。此后不久,姜莊村的文藝演出隊和老年人協會就建起來了;暑假有一批支農志愿者到來,再次進行培訓,這樣,合作社也跟著辦了起來。不僅如此,當地還建立了文化大院,組織了近百人的秧歌隊,每天晚上到大院里去扭秧歌,唱歌、宣誓、喊口號,參與者大部分是婦女。合作社也開始了經濟活動,集體購買化肥農藥種子。暑假的后期,這里又舉辦了一次村民骨干的培訓,這次培訓后,婦女協會建起來了。婦女們自己組織起來,唱歌跳舞編排節目,學習文化課,還組織在一起開始了手工產品的編織;養兔協會等協會也建起來了,開始了集體購買兔種、集體技術服務的活動。現在,從精神生活、到經濟生活,再到文化生活都有了新的開始,整個村子洋溢在歌聲和笑聲中。
這種變化連當地的基層官員都始料未及,他們驚異并盛贊這個“刺頭村”的變化。他們自己也承認,這是用錢、用行政的力量很難以達到的。有人甚至說這是個”奇跡”。[12]
湖北房縣三岔村也是湘波試點的一個成功經驗。在九個月的時間里,他推動當地建立起了老年人協會、婦女協會、文藝隊,板栗協會、土雞協會、魔芋協會、養豬協會等協會,還建起了合作社,辦起了夜校,講授技術、衛生保健、法律政策知識,還辦起了廣播站、報紙。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湘波及所帶動的大學生的推動。[13]湘波認為,經驗在就在于利用文藝鼓動起農民的精神:
農村文化里有許多落后的東西,我們在這一點上是采取非常強硬的態度,絕對不容許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東西進入我們的合作社。成為我們的社員都要經過考核和審查,看有沒有黃賭毒的嗜好啦,是不是法輪功成員,有了這樣的入社機制,農民成為社員之后非常自尊自強,認為自己是這個村子里文化精英人群,是村子的一張臉。社員自己提出不學習的合作社是臨時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組織定期學習。前不久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的專家們來考察時,非常驚訝地發現文藝合作社的成員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現在進入這個合作社,還要考核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程度,程序還相當嚴格。我們作為旁觀者都覺得非常有意思。[14]
學習《毛澤東選集》這一“有意思”的自發事情說明了在農民的合作運動對于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文化的需求。湘波對此作了總結:
農民們把文化分成三種:灰色的、黃色的、紅色的。灰色的是指古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沒有好處,但是也沒有很大的壞處;黃色的就是色情文化,現在在農村開始泛濫;紅色的文化,就是有利于農村進步和農村文明的文化,這種文化有的是農民自己創造的,有的是經過對灰色的文化改造的。
我們要什么樣的文化呢?我們要紅色的文化。紅色的文化也應該是進步的文化,應該是合作的文化。這種文化體現出來的特點應該是本土的,進步的,生活化的,真實純樸的,體現群體合作的。本圭的要求是為了保持本地文化在時間上和地域上的適應性;而進步性、真實純樸性則是為了和舊文化和物利文化相對抗;它要求返回到本真生活中去,恢復農村的真實生活狀態;而群體合作性則更是體現出今天農村發展現實的要求。[15]
六
馬克思主義對現實的分析力量已經為中西方理論界所證明。我在讀博士的期間,基本上讀的全是西方政治學中有關社會契約論的書籍,至今我所發表的文章,大抵都是西方政治學的內容。而時代,卻總是向我們昭示階級分析的力量。確實,最近的中國學界,又有回歸到階級分析傳統的呼吁了。[16]
只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退回到解釋世界的書齋中去了,在西方是如此,中國也開始著這樣一個過程。包括我,一方面深深感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力量,與時同時,面對資本的現實邏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正如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書齋對資本主義的邏輯進行批判——也只是批判。有的甚至認為,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就是解釋世界的邏輯。[17]
但是,重要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馬克思如是說。我想給這句下一個轉語。其實,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或多或少都是對世界的改造。資本何嘗不也是改造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呢?為資本為虎作倀,也算得上是一種改造。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不僅僅是是實踐,而更在于立場的底層。湘波,就是這樣站在底層的立場上改造三農與知識青年。
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湘波也實現了對自身的改造與轉變。10多年前,我認識他時,他更多的接近于自由主義或者說民主主義者。所批判的鋒芒,大抵局限于政府的管制與腐敗。但此后,湘波愈來愈多地對于底層表達了關注,也更多地對于資本的警惕與防范。還記得有一次,湘波來我們暫寓在西北三環一個小區的住處,兩人聊起當代某些為資本家說話的經濟學家,都不免痛罵的情形。我想,在這一過程中,湘波已經從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但是,我無法肯定,因為湘波很少空談主義與理論。看到沈友軍師兄博客的話:“他很相信《資本論》的觀點,很反對資本主義,應該說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18]這印證了我一直的看法。
湘波去世后,我找來他的文章學習。我這才發現,他的文字如此明白、曉暢,對于問題的把握如此準確中肯,對策建議如此切實可行,而眼光又如此高遠——這讓我想起了《毛澤東選集》。我輩因為經過多年學術規范的訓練,已經習慣于那種偏離于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風,而長于歐化西化的句子與表述。而湘波,則真正地實踐著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風。這些征引一段他的一段講義:
我們的家鄉怎么會變得這樣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感覺到奇怪,大家想一想,我們的家鄉原來就是這樣的么?就是在十年前我們的村莊不是還是很好的么?那時很富裕,村里的好房子差不多都是那時候蓋起來的,那時家家有存款,戶戶有余糧。再往前看,毛主席那時候,我們剛剛解放,擺脫三座大山,我們還很窮,經常不夠吃,條件比現在也差遠了,但是我們就是憑著我們“戰天斗地”的勇氣,一點點地改變著家鄉的面貌,現在地溝渠、水壩、塘堰、道路,基本上都是那時候修成的。為什么今天我們條件改善了,生活好了,反倒是什么都干不成了?路壞了沒人修,水利設施壞了沒人管,油瓶倒了,只要不是自己家的就不扶。
水沒變,地也沒變,家鄉還是那個家鄉,但是為啥什么都不一樣了呢?
真正的不同是人變了。原來的社員想的是大家齊心合力,勁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今天呢?大家想的是怎么往自己家里拿;原來大家能夠團結一心戰勝困難,今天是實在不行就往城里跑;原來想的是依靠人民群眾自己排除萬難,爭取勝利,但是今天是依靠政府,依靠扶貧。[19]
這類文字是農民能夠懂的文字,也是戰斗的文字。文風一事雖小,但卻可以令人窺見作者的氣度與精神。
劉湘波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①] 莫宏雨:《緬懷湘波:不得不說的師大三年》,http://www.liuxiangbo.net/620.html, 2011-4-19 。
[②] 劉老石:《農村發展與青年知識分子鄉土回歸》,http://www.liuxiangbo.net/745.html, 2011-4-21 。
[③] 劉老石:《老師是用來犧牲的》,http://www.liuxiangbo.net/21.html#more-21, 2011-4-20 。
[④] 劉老石:《大學生“村官”的問題出路》,《山西農業(村委主任)》2007年第11期,第37頁。
[⑤] 劉老石:《走理想之路,過有意思生活》,姜令,馬雪俠,何志雄編:《走有理想的路上》,梁潄溟鄉村建設中心,
[⑥] 周心靜:《痛悼劉老石、紀念新鄉建:十年磨一劍,路途盼春天……》,http://www.liuxiangbo.net/1009.html, 2011-4-19
[⑦] 韓瑞榮:《您是我們心中的旗幟——追憶敬愛的劉老師》,http://www.liuxiangbo.net/844.html, 2011-4-19 。
[⑧] 王永:《緬懷老師老石》,http://www.liuxiangbo.net/468.html, 2011-4-19 。
[⑨] 李昌平:《老石,你永遠和我們同在!》,http://www.liuxiangbo.net/309.html, 2011-4-20 。
[⑩] 《走在有理想的路上》,第125頁。
[11] 劉老石:《鄉村文化重建的路徑選擇》,《中國鄉村發現》2007年第6期,第123頁。
[12] 劉老石:《農村的精神文化重建與新鄉村建設的開始》,http://www.liuxiangbo.net/530.html, 2011-4-20 。
[13] 《農民組織學習網絡對劉老石的追思會及挽言》,http://www.jtjj.org/article/article.php?articleid=3476, 2011-4-20 。
[14] 劉老石:《我們的農村文藝合作社》,《南方日報》 2005年9月12日 ,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rcc/fact2/200509120609.htm, 2011-4-20 。
[15] 劉老石:《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重建》,《開放時代》2006年第4期,第47頁。
[16] 如馮仕政:《重返階級分析?——論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轉換》,《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5期;《階級分析在中國的式微與回歸》
[17] 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85頁。
[18] 沈友軍:《湘波,懷念參加你的哲學與現實沙龍的日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007a5b0100rrll.html, 2011-4-20 。
[19] 劉老石:《我們為什么要建設新鄉村?》,http://www.liuxiangbo.net/673.html, 2011-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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