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個沒文化

　　劉先生一上來先作了背景的鋪墊，說“南方系媒體”用“文藝腔”在“含沙射影地想徹底否定重慶的做法”，“不能正確地判斷重慶模式的真正意義和價值”；而賀衛方則以“普世化”的法治精神，高屋建瓴地向重慶法律界表達了他的“道德判決”。

　　劉先生認定，賀衛方的“法治理想”其實“很可能只是賀教授自己的小圈子”的“法治理想”，“它與民眾和社會的法治理想是不同的”。什么是“賀衛方小圈子的法治理想”？什么又是“民眾和社會的法治理想”？我們帶著這兩個問題，先來看看劉先生是如何“拙劣誤讀”賀衛方的。

　　首先，劉先生提出：“賀衛方與南方系是一致的，即：故意把重慶的打黑除惡歪曲成'文革'。……文革是砸爛公檢法，群眾鬧革命。而當前重慶所作的一切，都在嚴格的法律框架內，按照公檢法的法律程序辦事”。問題來了：文革真的就是“砸爛公檢法”嗎？現在不“砸爛公檢法”就不是賀衛方說的“文革重演之感”了嗎？

　　這就是劉先生第一個“沒文化”的地方：賀衛方說的是“法治精神”，說的是“程序正義”；如果沒有“程序正義”，現在再怎么不“砸爛公檢法”，現在跟文革還是同一個本質；文革的“砸爛公檢法”和現在的“不分公檢法”確實是同個本質，那就是“人治”的本質。現在的“行政至上”和“運動式執法和司法”，同文革的“砸爛公檢法”只是“人治程度”的差別，不是“人治本質”的差別。

　　如果劉先生想說的是“現在只能這樣”，那我無話可說，可他說的是現在有所謂的“按照公檢法的法律程序辦事”。劉先生是外星人么？說這種話你自己信么？現實中的“程序不公”難道就是劉先生所說的“民眾和社會的法治理想”？我要提醒劉先生注意，我這里不是以“賀衛方小圈子的法治理想”來批評你，我是以你對現實的明顯和故意的誤讀來批評你。如果現實里沒有“程序不公”，賀衛方還用得著寫這封信嗎？你硬要說“現實好”我沒意見，我會尊重你自己對現實的立場。但現實存不存在“程序不公”是個“有沒有”的問題，不是個“好不好”的問題；不能因為你認為“現實好”，你就公然膽敢說現實里沒有“程序不公”。這就是劉先生第二個“沒文化”的地方。

　　其次，劉先生把賀衛方說的“當局發動群眾密告”，硬生生地定性為“他已經把自己與群眾對立起來，群眾對黑惡勢力堅決抵制、支持打擊的態度，……當群眾和政府走到一起，賀衛方們便要大力反對，……文強自己都沒有喊冤，賀教授又有什么證據替文強喊冤呢？”

　　這到底是“哪跟哪啊”？賀衛方批評的明明是“運動式執法和司法”及“程序不公”，怎么到了“文化評論人”那里，就變成了“與群眾對立”和“反對群眾和政府走到一起”了呢？群眾支持打黑除惡，政府就可以理所當然地一直“運動群眾”了嗎？如果“程序正義”被打了折扣，為什么就不能替文強或任何被告喊冤呢？“群眾運動”到底是劉先生的法治理想，還是劉先生認為的“民眾法治理想”，還是現實中那個真實存在的“民眾法治理想”呢？

　　再次，劉先生在暴露了自己對“程序正義”的糊涂認識之后，突然在李莊一案中的“證人出庭作證”問題上，說賀衛方誤導讀者、“故意裝作不知道”法律常識。劉先生援引了美國的“證人保護法”，說“為了讓證人出庭作證，政府以其他條件作為交換，所以，證人'出庭與否'，的確'取決于他或她的意愿'”。劉先生還以此嘲笑說：“賀衛方先生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還怎么做教授？”

　　在我看來，劉先生有意無意地曲解了美國“證人保護法”的含義。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是國際上通行的慣例，“證人保護法”的最終目的，只是為了保護證人安全以使其出庭作證；“政府提供的保護條件”的確會影響證人出庭作證的“意愿”，但不會影響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更重要的是，賀衛方依據的是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中的“法條”，不是美國“證人保護法”中的“法理”。中國的實際“法條”的確在“傳聞法則”、“非原始證人的作證資格”、“反詢問權”、“交叉詢問”、“證人資格豁免”、“證人保護”等方面，還可以根據“法理”進一步補充或完善。但以目前的“法條”，賀衛方說“請各位查一下刑事訴訟法，有沒有證人出庭與否取決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規則？”并沒有錯。劉先生對賀衛方的嘲笑反而表明自己對“法條”與“法理”的關系毫無認識，這是劉先生第三個“沒文化”的地方。

　　我在“人大常委無權修改代表法嗎？”一文中，曾批評過把“法理”當成“法條”來討論問題。令人感嘆的是，劉先生為了替現實辯護，也起用了把“法理”當成“法條”來討論問題做法，這說明，中國知識界在“混淆規范與實證”的問題上，已經到了何等不堪的地步。

　　2，六個強詞奪理

　　由于劉先生自己的“三個沒文化”，接下來他對賀衛方的另外六個方面的批評，就完全屬于強詞奪理、無中生有。

　　第一，劉先生說：“如果關起門來辦案、審理，賀衛方也許會說，那是獨斷專行；如果聽取很多法學專家的意見，與眾多法學專家討論，又被賀衛方說成是違背了審判獨立、程序正義，那么，到底應該關起門辦案，還是開門辦案？是否只是因為沒有咨詢賀衛方等'我們'的意見，就沒有了'程序正義'？”在這里，劉先生居然不懂“開門辦案”和“關門辦案”都可以沒有“程序正義”。

　　第二，劉先生說：“你有什么證據認定重慶的司法行為是'非法行為'？看看民眾對審判黑惡勢力的擁護，是否因為審判結果不合'你們'的意愿，就不符合你之所謂'我們'的法治理想？當賀教授在打黑除惡問題上，堅決地與民眾對立的時候，你的'我們'，莫非是同黑惡勢力一伙的？換個好聽點的說法，是否那些被南方系美化成'民營企業家'的黑惡勢力首要人物，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在這里，賀衛方強調“治本之策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義的相關制度”，劉先生卻公然否定存在“非法手段打擊犯罪”和“為一些非法行為背書”的現實，并繼續莫名其妙地把“與民眾對立”及“同黑惡勢力一伙”強加于賀衛方，其拙劣已到了“欲加之罪”的地步。

　　第三，劉先生說：“賀教授將'司法鬧劇'的出現歸結為'目前的體制'，他還是像南方系很多人一樣認為：只要是當前的體制，一切都是壞的。也許，賀教授所謂'我們'的法治理想，就是要改變'當前的體制'，從而，黑惡勢力和他們的保護傘都能在你的程序正義之下，把實質正義拋到九霄云外？我曾經說過：黑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的催生婆。賀教授是否要保護這個催生婆？”在這里，賀衛方“要改變當前的體制”也許是真的，但劉先生的“程序正義”保護“黑惡勢力”一說，實在只是又重復了自己的無知和野蠻，提“實質正義”就更是不知所云了。連“人治程度”與“人治本質”都分不清，連“有沒有”與“好不好”都分不清，連“法條”與“法理”都分不清，我們還能指望劉先生分清“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嗎？

　　第四，劉先生說：“凈化社會的觀念有什么不對？有什么危險？難道被黑社會搞得烏煙瘴氣才不危險？才是你說的'健康的社會'？才是你所說的'自由'？那么，民眾的自由又在哪里呢？按你所說，黑社會是否就是'人性的弱點'，該讓老百姓容忍？”在這里，賀衛方批評政府“凈化社會的觀念”，指的是不能“重秩序輕自由”，不能“以黑制黑”，根本與“容忍黑社會”是兩回事。

　　第五，劉先生說：“我理解賀衛方的意思是說，重慶黑社會的嚴重程度，是王立軍局長等人'聲稱'出來的，實際上沒那么嚴重，所以重慶打黑屬于擴大化。……你高瞻遠矚地指出'白社會'出了嚴重的問題，難道你沒有看到重慶公檢法對自身內部的蛀蟲大力清理的成果嗎？如果你認為'白社會'出了嚴重的問題，你又何必像南方系一樣，替文強喊冤呢？難道你是希望'白社會'的問題始終存在下去，以符合'我們'的法治理想？”在這里，劉先生開始說胡話了，賀衛方從頭到尾強調的“程序正義”變成了什么“打黑屬于擴大化”，賀衛方說“白社會”有問題變成了“何必替文強喊冤”和“符合賀的的法治理想”。《中國不高興》里的“忽悠病”又在這發作了。

　　第六，劉先生說：“賀衛方教授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或者說，太把賀教授心儀的'我們'當回事了。賀衛方沒有資格、沒有證據可以得出重慶的打黑除惡是'非法'的結論。賀衛方把重慶打黑除惡稱為'以黑制黑'，更是對國家法律的嚴重污蔑。”在這里，賀衛方說政府違反“程序正義”成了是“對國家法律的嚴重污蔑”，在劉先生看來，現實中存在的“程序不公”應該就是“對國家法律的嚴重歌頌”了吧？

　　3，簡短的結語：中國文化快崩潰了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劉仰先生上述這些“無聊細節”，目的只是為了印證我在“'”和“中國應該向日本學什么?”兩文里提出的觀點：中國文化已經快崩潰了，那些所謂的“文化人”已經只為了純粹的“立場”而不顧廉恥地蠻不講理了。你寫出這樣的文章來，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沒有文化；連你這樣的“文化人”都這么不講道理，你還指望誰相信你所捍衛的那些有權人真會講道理？

　　從“認理不認人”的角度講，如果當權者不斷有劉仰先生這樣不講道理的“文化人”出來辯護，中國的“程序正義”還能不是空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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