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之困昭示階級理論升級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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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一群專家們在成“名”成“家”之后,還真把自己當成了大家,但他們在認識到自己“有知”的同時,卻沒有發現自己的“無知”。
在客觀世界面前,每個人都是一個摸象的瞎子,差別只是在于摸的面積大小不同而已,而只有認識到自己是個瞎子,才能心里亮堂起來,進而尊重別人的見解。
由于社會分工造成的視野的局限,一些知識分子在某個專業領域取得一定的成績之后,往往喜歡從某一專業和局部出發去看全局性的問題,因而常常會得出錯誤的認識。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不懂政治,紛紛主張對國有經濟私有化;而如今,賀衛方又代表法學專家開始對重慶的唱紅打黑行動心存疑慮。
他的一封《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盡管洋洋灑灑,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權不應該比法大”,應該承認,這句話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所以,這封信才有了一定的傳播力。
要向知識分子們詮釋這個問題,中國當前這群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是力不能及的,因為他們大都是在運用舊知識解釋新知識,其結果不是把人搞清楚,而是把人搞糊涂,他們不是掌握辯證法思維閱讀宇宙天地古往今來這本無字的天書,而是鉆到有字的書本中背誦記憶馬克思主義的語句知識,屬于理論界的教條主義者。
他們寫文著書常常以尋章摘句旁征博引為能事——從知識到知識、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就是忘記了從理論到實際,因此,別指望這些馬克思主義專業的專家教授們能夠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
2
要解答賀衛方之困,必須運用我在《智本論》闡述的精神生產方式的系統理論,按照這一理論,精神生產方式由腦力勞動所主導,其生產資料是共有共享的信息和知識資源,而人腦則是人人都有的勞動器官,私有制因此喪失用武之地,因此精神生產方式的本質即是精神的共產主義!
認識到這種生產方式之后,我們就能發現整個人類社會階級斗爭的發展狀況——那就是由于生產資料從可以被獨占的物質資料向著不能被獨占的精神資料轉變,人類的勞動也正在從體力勞動向著腦力勞動轉移過渡。
而階級斗爭也因為這種精神生產方式的出現而得到了根本改變——由于腦力勞動可以創造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等無形資產,無產階級也就搖身一變而成為無形資產階級,就像義丐徐超為汶川大地震捐款而一舉成名就成為明星而不再是乞丐一樣,他的名譽權和肖像權就構成了他的無形資產。
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時代,正是智慧文明時代的前夜,而智慧文明,正是精神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和中國的先哲們所夢想的大同世界。
認識到這一未來趨勢,我們才能發現,整個人類社會正處于一個物質生產向精神生產轉移、工業文明向智慧文明過渡的變革時期,階級斗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人類已經迎來一個階級消滅的新時代,而資本主義也走過了高潮而步入末期,淪為投機資本主義。
但是,階級的滅亡絕不是碾死一只螞蟻,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順利與否就要看精神生產方式在全世界的發展程度,如果發展的好,窮人紛紛靠腦力勞動致富,實現共同富裕;如果發展不好,則矛盾還有可能爆發,演化成全球軍事戰爭和沖突,甚至會爆發世界大戰。
3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六十年間,尤其是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時期,雖然階級斗爭出現了緩和,但隨著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后,又演化成貧富矛盾。
當然,這個貧富矛盾并不是中國所獨有,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貧富矛盾都廣泛存在,不只存在于國家和民族內部,也存在于國家和國家、民族和民族之間,從而成為整個世界的貧富矛盾。
貧富矛盾前進一步就是共同富裕,后退一步就是階級斗爭,其中的關鍵就在于能否自覺發展精神生產方式,讓另一部分人也富裕起來,進而在中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實現共同富裕。
因為這種精神生產方式首先要將智本置于最高地位,而資本則退居二線,這等于是讓資本主動下臺,由于西方發達國家都是被資本統治了的國家,他們不會或很難自覺發展這種削弱資本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因此,這一為中國乃至全人類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重任就責無旁貸的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膀上。
而認識到精神生產方式之后,我們才會發現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作為全世界僅存不多的社會主義政權,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時期的一塊重要的紅色根據地,無論是“三個代表”還是“和諧社會”,無不是踏著時代的節拍前行。
盡管,中國社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而不是倒退中的問題,能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風吹雨打之下,在充滿遏制和敵視的國際環境中,將這塊紅色陣地牢牢堅守到今天,就是一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勝利,我為中華民族能擁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黨而驕傲。因為只有擁有一個這樣的紅色政權,精神生產方式也就是共產主義才能得到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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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足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
中國的一大群知識分子既不能俯瞰全球以觀中國,也不能聯系歷史以洞悉未來,他們只是站在某個角度、某個局部、某個時期看待某個問題,他們很少有人運用聯系的運動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整個人類社會,于是也就得不到正確的全面的認識。
在整個人類的階級斗爭徹底消滅之前,在全人類的貧富矛盾沒有轉變為共同富裕之前,在全世界沒有徹底消滅戰爭而步入大同社會之前,中國共產黨必須握緊槍桿子、筆桿子和錢袋子,必要時刻還可以用階級專政的武器給予那些蓄意破壞的敵對勢力以迎頭痛擊。
這不僅是維護整個中華民族的安定團結,不僅是維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也是未來精神生產方式得以貫徹發展的保證,是實現共同富裕和共產主義的政治保障,是為天下開太平的基本前提。
人類歷史上每逢社會變革前夜,總有那些落后的腐朽勢力企圖維護舊的統治,因而新與舊的矛盾斗爭也異常激烈,而在智慧文明時代來臨的前夜,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落后勢力也將暴露猙獰,在變化莫測的漫漫征程中,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是中國的鎮國法寶。
盡管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會在客觀上導致權比法大,但這正好可以確保黨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力,可以確保未來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實施和執行,不要指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自覺追求共同富裕,他們的政府不是控制資本而是被資本控制,被資本控制的政府所追求的只是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全球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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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我們自己的黨內和國內,也存在著腐朽的落后的勢力,譬如官僚主義、權貴作風和精英意識,在一定的時期內,這些思想行為上的不良風氣都需要尋找對策加以抵制和克服。
但不要妄想從根本上改變權大于法,因為未來的中國需要的是進一步的集權而不是分權,只有集權才能應付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否則,就會產生用舉手表決來指揮打仗的鬧劇。
中國需要的只是監督權力,讓權力遵循正確的軌道,而這既需要官員自身的思想覺悟,又有賴于全社會公民意識的覺醒,那些在公開場合大罵腐敗而私底下卻又巴結權貴的奴才們也是滋生助長腐敗的一大土壤。
民主不是突變而來的,而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在強敵環伺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既要確保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安全,還要在國際社會不斷周旋;既要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找到突圍崛起的道路,還要防止滑入“右”的陷阱、落入“左”的深坑。
盡管充滿了激流險灘,但這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必經之路,也是全人類走向共產主義實現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中華民族為人類做出的最大貢獻不是輸出高科技,而是提供一整套為天下開太平的思想、道德和智慧的精神價值體系,為人類開啟智慧文明的新紀元,實現全球共產主義!
全人類只有實現了世界的大民主之后,才能在各個國家實行真正的民主;只有全世界消滅了階級實現共同富裕之后,才能將權力約束在法律之下;只有全人類紛紛從利益的奴才解放為真正的人之后,也才有真正的人權。
只要戰爭的經濟根源沒有徹底消滅,只要世界上還存在恃強凌弱弱肉強食,存在口袋和腦袋的不平等,而所謂的和平就只能是戰爭的間歇。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太平時代,但千萬別以為整個社會已經天下太平了。
在全球化時代,任何脫離整個世界的大格局而只看中國這個局部的思想都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管窺之見,不管是經濟學家還是法學家,不管是國內的名人名流還是國外的權威和大師,如果你不能心懷天下,不具備俯瞰全球、雄視未來的眼界和境界,不站在世界大多數低收入群體、草根民眾等弱勢群體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我都會高舉著我的《智本論》向你們示威!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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