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我正式辭職——辭去了天津這個大學的教職，這距離我成為大學老師剛好十年。

很難說清楚這種辭職的感受，一方面，我深愛著這個崗位，我每個學期都要和幾百個青年人打交道，我竭盡我的能力把理想、知識和做人的準則傳遞給他們，像澆完水的園丁，看著他們在一點點的改變，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

我是2000年7月份作為引進人才正式到這個學校的，那時的學校還是一個簡樸但是溫馨的學院，社科部只有20多個人，但是氣氛還算好。于是我可以滿懷激動地準備著每一節課。不久我到另外一個院系做兼職輔導員，分工是負責學生活動，這是一項令人興奮的工作。憑借我對大學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是我宣布了一條新政策，即每個愿意做社團的同學只要是愿意都可以隨時成立社團、組織活動，我將給予必要的協助。于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二十多個學生社團成立了，其中包括調研社、時事政治研究會、朱镕基研究社，也包括大話西游協會、羽毛球協會，雨后春筍。后來有幾個社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狂瘋演講口才協會，學員們會站在人流如織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復的高聲詠頌、大聲演講，會在圖書館前的臺子上高呼人生信條，會到每一個宿舍中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的真誠。另一個至今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社團是新希望農村發展促進會，從2000年冬天開始下鄉調查支農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如今這個社團已經成為全國二百家社團中的創始者和楷模。我堅信，學生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做好青年人自己的事情，他們的朝氣和激情將會讓他們脫穎而出，他們的美好人生和品格也會在與社會和現實的交互中獲得升華。沒有激情的人生不屬于青年人，對人的管理只能是順應和因勢利導而不能壓制。

雖然蓬勃的學生活動使得這個學校煥發了從來沒有的生機，至今十年還無人能及，雖然有人據此提出“學生社團是未來學生工作的基點”的理論。但是伴隨著同學們的熱情迸發，還是讓很多人感到擔憂，先是埋怨，后是壓制。一年以后，我如期結束了我的輔導員工作，社團的蓬勃也就曇花一現，留下來的是幾個堅韌不屈的學生社團和一批激情的青年人。

從此，我成為專職的公共課老師，我給學生講政治經濟學。也和全國幾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樣，他們同樣用睡覺和逃課來對付我的上課。面對著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須改變他們，我必須要領著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務應該就是改變目前此類學科最令人惡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對現實，空話套話連篇。我發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讓青年們向現實看一天，多從現實中獲得一份道理。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追隨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個著名的農村問題專家，從此我開始和農村結下了不解之緣。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每年的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長假，我都會帶領一隊學生到農村去，調查也好，體驗也好，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獲得認識，學會善意。

雖然2000年的農村村村抗爭，鄉鄉點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會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農村去關注他們，更不要說去調查。于是只好打著“農村文化旅游”的名頭，在校內招到了六個同學，到山西左權縣麻田鎮趙樹理寫《小二黑結婚》的地方。只有一個星期，也只是觀感式的做了一點調查，但是從此這些同學沒有辦法脫離農村了，其中四五個人在以后多次下鄉，并成為校內學生活動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學四年級還在下鄉，直到今天畢業近十年了，他們還和我保持著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從此心中有了農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這種試驗更多的還是對青年人信心的激勵，我相信這種方法的價值。當那些愚蠢的心理學家們期待用什么心理輔導員來把社會問題內化成心理問題，以此來解決學生跳樓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青年人其實已經被他們的學科和狹隘綁架了。從此，我決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帶到農村去，讓他們在對農村的關注中學習和體會自己的責任，讓青年人們在對社會的關注中超越自己狹隘的自我關注，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和農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以此達到升華。

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這個學校里，無法獲得視野有限的社會科學老師和狹隘的領導層的支持。于是我投奔當時一個著名的媒體（也是研究機構）做兼職工作人員，在這里，我開始把青年人到農村去的工作推廣到北京各個高校，后來又進一步推廣到全國各地，此后的歲月里，這幾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兩手中托著不同的弱勢群體，一邊是在衰敗的農村中亟待幫助的農民，另一邊是在就業壓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學生。我的任務是讓他們結合起來，讓農村獲得些許幫助，讓大學生們認識到現實，從而跨越自我和社會的鴻溝。

青年人的熱情和渴求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在短短的一兩年中，到農村的學生社團一下子擴大到80多個，下鄉成了理想青年的一種時尚追求，幾乎在各地的團隊中吸納的都是所在學校的理想青年，各校的支農團體也一下子成了進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國。青年的這種理想選擇不是偶然的，我更相信他們是對我們窒息的大學和沉淪的物欲的反叛。

沒有哪個有想法的青年人不對大學生中越來越多的人沉迷于打游戲、談戀愛，逃課、抄襲成風感到迷惑，沒有哪個青年人不對講課內容的空洞無物、講課老師的死氣沉沉感到絕望。激情四射的青年們竟然成了就業、考研和英語四級及新東方的奴隸，如此他們怎么能夠不“郁悶”？在我們的這個時代，在我們的校園里，所謂的先進理論和理想竟然是倡導青年人去發財和找個好工作；而那些聲名遠播的人生導師們竟然是以倡導青年人更加自我和自利，以及打破人的底線和廉恥為基本立意而嘩眾取寵，如此又有哪個有頭腦的青年們不痛苦、不背叛？年輕的心注定要追尋高遠博大與正義良知，而他們卻被閉鎖在擁擠不堪、瘴氣飄浮的狹小校園中，每天被教誨著成為自私自利的豬彘。請問，青年人如何不背叛，青年人如何不在痛苦的煎熬中逃避甚至跳樓？

一個驚人的事件就發生在我的身邊。我所在的天津的這個學校的支農社團得到進步青年的積極擁護，影響全國，但是卻受到團委某些人的壓制，不給注冊，不許活動，不許招生，不給經費。這些同學實在無奈，就干脆自己寫了招生海報掛了出去，但是姓杜的團委負責人竟然把他們的海報撕掉，同學們憤怒已極，同該人大吵，并且找校方理論，校長躲避，他們就在在校長辦公室門前整天等待。又將所有的信息發到網上，引起了巨大關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點找同學們道歉，并且同意同學們的各項要求。校方低估了學生捍衛真理的勇氣，同學們也沒有想到學校會如此的懦弱和不堪一擊，其實當初他們這樣做僅僅是決定魚死網破，作死一拼而已。

但是能夠為了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抗爭的有幾人？多數都在命令和壓制中沉默了，這種壓制的沉默注定會形成消極的對抗或者逃避。

但是，這件對抗事件對我而言導引出的一個結局是，有關官員猜測這件這個學校從來沒有的事情的幕后和我相關（意即由我主使，他們不相信學生會有如此的決心和能力。其實我幾乎就是一無所知）。他們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也不考慮青年人的成長要求。他們只想找回自己的面子。

我當然知道他們的本性，也不屑于去辯駁，更無法去證明，我如何和一個強大的體制對抗呢？我決心以后小心做人就是了。

我并非是個特立獨行的另類，相反我是一直尋求各種方法能夠把我在校外的經驗認識和工作成果引入到這個學校的。我先后多次給學校幾個領導寫信和建議，建議他們能夠順應大學生的成長要求，成立大學生人文素質研究機構。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反應。后來我又提出成立農村問題研究機構，我認為農村問題日益嚴重和亟需解決，我們學校的研究基礎薄弱，如果能夠從農村開始無論是對老師的研究還是對新領域拓展，都會有幫助。尤其是對那些青年教師。這個建議得到了同行的認可，有些人開始和我一起下鄉調研，有些人開始向農村研究轉向，但是卻被當時的主管領導和院負責人視為異類。我當時誠摯的要求，我說我做農村問題行動研究多年，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多個試驗點，積累了相當的資料，而我們的老師卻苦于沒有研究方向，科研教學沒有出路。我可以無償的把這些拿來讓我們的老師使用，可以讓這些老師向這個方向投入精力，由此帶起一個良好的研究和學習氛圍，這也符合老師們的意愿，同時我們的老師也可以給更多的青年學生做指導，這是兩好的事情。考慮到學校的經費的困難，甚至我可以幫助聯系研究資金。但是得到的答復是不行，沒有任何理由。

四次如此的建議之后，2008年我寫了最后一封信，我說，如果早在四年前就按照我的建議建立相應的機構，今天我們會有多大的成績，會有多少科研論文發表，會有多少老師受益，會有多少同學受益，我實在不明白如此的好事為什么不做？幾年之后我已身心俱疲，無力再做這件事，所以我是最后一次向你們校領導提建議，建議你們能夠認真考慮我的報告。我把寫好的信和建議送給了每個領導和我們的院系負責人。我知道他們不會給予答復，他們也確實沒有任何反應。但是極具諷刺的是那個院負責人卻從此自己搞起了農村問題，并且發了幾篇文章。最后，我注意到他掙扎了多年終于評上了教授，他評教授的幾乎是唯一的一篇有點分量的文章就是關于農村的。（請原諒我們學校的教授的水平，這個人的職務科技空間看看是書記。）

我明白，想要在我們這個學校里弄出點什么動向來是絕對沒有可能了。從此我沒有給他們寫過任何建議，也不再對他們抱有任何希望。我把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的大學生支農的運動中，指導和帶領他們浩浩蕩蕩的到農村去，調查、扶貧、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動文化發展。這個運動不僅僅鍛煉了成千上萬的青年人，也同時推動了農村問題的關注和新農村建設的概念認同，也得到了某重要中央領導的寫信支持。由此已經沒有什么事情能夠擋住這場優秀的青年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贖的運動了。

對于我個人而言，有如此多的優秀青年為伴，我把它作為人生的榮幸。我們推動了第一家真正的青年公社，讓那些青年人結伴而來，終身奮斗。

但是如果你認為我由此會不務正業，甚至影響了教學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我自認為我是這個國家最盡職的老師中的一個。我可以不關心學校的改變，但是我必須認真上我的課，我必須對得起這些青年人。我設計的課程是以青年成長為核心，實踐和讀書為兩翼。在可能的場景下，我都會把告訴青年們如何做人、如何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如何肩負時代使命作為講課的主題，他們會很信服我說的要做好人的“說教”，他們也會非常信服我告訴他們的要抓緊時間決定人生走向的建議；我給他們建立了讀書小組，推薦他們按照興趣方向去讀書，我給指導；我幾乎每堂課都會介紹最新發生的事情和評論，總會有人說是從我的口中得知最新的中央政策和世界動向。

至今引以為豪的事情是，我上實踐課的方式的創新。我把他們分成三人小組，讓他們去調查食堂里賣飯的小妹妹，門前站崗的保安，后院賣雞蛋灌餅的阿姨，或者是他們年級的師兄和師妹。他們把調查結果寫成報告交給我作為他們的作業。我驚異于我的創新會得到絕大部分同學的擁護和感激，并由此推動了實踐教學的幾乎是唯一的無成本高效能的改進。

我做的這些得不到這個學院主管領導的認同甚至變相排擠是正常的，我從來也就沒有想得到這些智力水平不高、政治素質不夠的官混子們的認可。但是我堅信我做的這些會有益于青年人。所以當若干年后，還有多年前的學生從馬路的對面跑過來和我打招呼并自動介紹自己是我從前哪個班的學生的時候，當很多青年人離校多年還跑來聽聽我的課的時候，當班級里的青年人跑來跟我商量決心離開大學選擇新的人生的時候，我知道這是對我最好的回報了。我可以不在乎下了火車不吃飯就給他們去上課，也可以不厭其煩的為他們尋找最好的教學材料而奔波，但我在乎他們的收獲，在乎他們的成長。

很多青年人的成長是戲劇性的，很多事情的荒誕卻是超出戲劇的。一個小女孩突然跑過來找我要參加下鄉和培訓，那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小女孩，看起來很單純。我當然很高興，他此后來了幾次，很積極和很主動。但是后來突然消失了，大約一年后，這個女孩突然發了一個郵件來，她說，她非常感激我。他本來是學校有關領導派來調查我動向的“臥底”，可能給予的條件是給她類似研究生保送的“待遇”。但是當她參加了我們的培訓和下鄉后，她發現我們講的道理、做的事情都是對的。回校后和校領導說，我不打算做研究生了，我打算和他們一起下鄉幫助農民。學校領導自然詫異萬分，軟勸硬說。最后這個女孩自己考上了北京另外一個學校的研究生。當沒有學校的壓力后，她給我們寫信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呵呵，理想對優秀青年們的吸引力遠遠大于物利和壓力。

事實上，我在校內的一次大學生的思想教育研討會上，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今天“兩課”教學和青年工作有兩個外部條件是要認真考慮的，第一個就是世界金融、經濟大危機后，原來青年們中以美國為主導的對資本主義的美好向往已經打碎了，也就是說自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資本主義的迷信已經不再吸引青年人了,我在課堂隨機調查時發現確實如此；另一個是國內和諧社會的提出，使得過去唯經濟唯GDP的有失人性的發展觀受到徹底抨擊，這是個了不得的事情。原來青年人中誰提公平正義就會被輔導員關注或者談話，但是在今天確是同和諧社會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覺悟高的表現。由于整體政策環境的變化，使得同樣的工作其實質卻已發生了轉化。

由此青年們從自身本性出發注意到并且熱烈歡迎這個時代的最新變化，青年們追隨自己的本性，天生認同公平和正義。這樣無論從外還是青年的內心都應該推動青年們追隨于這個變化。我們做思想工作的應該意識到這個巨大的變化，并相信青年們會追尋著這個理想之光向前走。所以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勇氣讓青年追求理想，積極拓展，相信青年們會堅定的和大方向站在一起。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部門和各個大學還在因循著九十年代以來的工作傳統，對青年學生管卡壓，生怕青年們惹出什么麻煩，甚至有意識的管控，或者鼓勵和相信庸俗不堪的學生官僚去壓制大多數學生，進而導致學生的無望和跳樓。這樣做的結果是，本來應該成為青年靈魂塑造者的老師和做青年工作的人，非但不能引領青年們，相反卻走向了廣大青年學生和中央政策的對立面。這個階層由此就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兩難境地。而與此同時，由于主管部門的保守，使得廣大老師也不能放手讓青年們率性發揮、認真思考，而是說假話編空話，把“兩課”的老師們也推入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如此看來，需要的不是青年們的改變，不是對老師們的變相壓制，而是管理層的解放思想。

到了2009年底我已經決定辭職了。其實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在學校里做學生社團的指導工作了，我怕給學生社團帶來不利。幾年前，當學生社團來請我當他們的指導老師的時候，學校的有關領導就來設阻，甚至以不給資金相威脅。我也并不在意他們幾個干部合謀不許我評職稱，我當時就告訴他們，我早已視他們給的名利如糞土，我只在乎國家命運。之所以最后決定辭職，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課堂，不許我給學生以調查的方式布置作業（他們要求我和他們一樣放個錄像片權當上了實踐課，同時也要求我隨便留個什么題目讓學生到網上蕩一篇文章作為作業）。我明確告訴他們這是讓我由人退回到猴子狀態，這違反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則，我不可以如此不負責任。此后，因為我批評教務部門思想僵化，課程改進不利，他們竟然派人以聽課的名義騷擾課堂，甚至找個理由來報復我。我“不對”的地方是，讓他們每次都找不到報復的理由，他們很生氣又很丟臉面（呵呵，我本來就是個不愿意給“腦殘”的人面子的人）。

此后，我自動競選了“教工代表”，我希望這個職位能夠為青年教師多爭取一些說話的機會。我由此公開批評了學校有關部門和主要領導。我不知道這樣做會帶來什么，但是我知道沒有帶來多少像樣的正面變化。可能算個變化的是，當我理直氣壯的退回他們借著開會的名義發來的高檔皮包之后，第二次開會他們就乖乖地只發來了個塑料袋。

我知道我的辭職沒有最終信守要為老師們說話并且改變他們排課和坐車難的承諾。所以，在拖延到了聘期的最后一天，上完了最后一次課，批改完最后一次考試卷子，認真的核對了每一個人的成績并確認無誤后，我最后遞交了一份給領導們的信，要求他們能夠認真對待老師們的要求，改進行政部門的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公開信）。然后，離開了辦公室。回頭再望望灰蒙蒙的教學樓，我在心底里說，再見了，同學們；再見了，××大學。但愿你的未來會更好，但愿青年們的未來會更好。

在想象中，對于他們的所作所為我似乎應該會非常的憤怒，他們也似乎擔心我會找他們的麻煩，但是其實我心靜如水。我已經習慣了他們的狹隘和他們怯懦的嘴臉。是的，身處一個多難的時代，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哪有理由獨享安樂，而不同這個民族同甘共苦呢？更何況你還是一個老師？

但是我疑惑的是面對著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們，管理部門還有多少時日抱殘守缺，我們還有多少狠心讓青年們一批批的倒下？

青年們是用來成長的，老師卻是用來犧牲的，甚至這個時代都是用來犧牲的。是的，沒有犧牲哪有成長呢？但愿在一棵老樹旁能夠長出滿懷希望的春天來。

流石

2010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