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30日　，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所表明的一些觀點非常重要。　　

“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　　

“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　　

“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里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一、   核武的政治意義　　

幾十年來，日本人臥薪嘗膽、韜光養晦、養精蓄銳，雄霸天下之心不死，時刻扛著大和民族主義的旗幟，圖謀著東山再起。　　

歷史正在證明的是，日本大和民族是一個頑強而能屈能伸的民族。二戰以前，日本國成為亞洲第一強國，這條吞象之蛇從一個小小島國，擴張延伸其軍事實力控制范圍至幾乎整個東亞，先后侵略占領了馬來西亞、菲律賓、關島、所羅門群島、威克島、香港、緬甸、越南、新加坡、老撾、印尼、柬埔寨、巴比亞新幾內亞等國家和地區，連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十數倍于其國的大國也畏懼并屢敗。幾十年后的今日，日商縱橫世界，日貨行銷世界，日本的許多大公司扎根立足于全世界的每一個重要城市，日本人的影響力遍及全球，日本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他們在各種科技項目方面遠遠的超越了我們，他們有了名為自衛隊實為軍隊的國家武裝力量，他們有了大量名為商用實為核原料供應源的核電站，在日本人的內心和靈魂的深處，都時刻圖謀著制造大和民族曾深受其害但卻最為想要、必欲得之的核武。　　

誰曾記得當年日本戰敗后的慘象？毛澤東在世，也會驚訝于今日日本的繁榮、輝煌和各方面發展的實際成就。　　

二戰后幾十年所證明的是，發憤圖強的日本人一直在“揮淚雪恥”。　　

與中國形成顯著差異的是，2011年日本地震，多數死難者并非死于地震，而是死于海嘯。在比2008年中國四川地震更大震級的條件下，居民，尤其是學生被倒塌的房屋壓死的情況比之四川地震，可令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羞愧于世人及后代子孫。尤為形成反差的是，與中國四川當初一震即塌的教學樓相反，日本學生的校舍和教學樓，在地震期間，卻被作為居民安全避難所。　　

日本人對下一代的關愛，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們致以最為誠摯的敬意。不是嗎？希望都在下一代。　　

地震之后，孤寡老殘俱在，卻失去了下一代的中國人，還沒有學會反思嗎？沒有了下一代，希望在哪里？國家的希望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美國世界新聞網3月17日抱怨，福島核電廠周邊災民是最不幸的。一些援助機構都不愿意靠核電廠太近，福島地區災民缺糧，沒人冒險送糧；災民想逃離，沒車、沒汽油走不了。——同為核危機，日本政府竟是這樣慘無人道？切爾諾貝利核危機，當時的蘇聯政府迅速派出車輛和軍隊將數十公里范圍內的居民遷送出危險區域，日本政府難道要讓災民在原地等死？日本政府能否控制事態發展？是否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保障消除危機急劇擴大化的可能性？　　

與前蘇聯所不同的是，前蘇聯是一個明示于世界的有核國家，而日本卻不是。為繼續保持其幾十年來掩蓋雄心、遮人耳目、韜光養晦的本色，日本必須控制事態的發展，破釜沉舟的去做，不惜一切代價的去做，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作為中國人，誰都應該想到建國領袖毛澤東對于中華民族的卓越貢獻。　　

毛澤東對于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巨大的，其中最為巨大的貢獻之一，即為發展核武。　　

二戰末期，兩顆美造原子彈投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日本國平民傷亡慘重，旋即降服。　　

二戰中，美國首先中立，各國大戰，豈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后來者居上了。二戰后，美國積極推進世界的單極化，欲望一美統治全球，很快建立一美獨大的全球政治秩序。所謂全球化，實質即為美式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全球化總是伴隨著打著民主旗號的陰謀政變和亦難掩蓋其猙獰面目的大大小小的實質侵略戰爭。幾十年來，美國打朝鮮、黎巴嫩、古巴、多米尼加、剛果、老撾、越南、格林納達、也門、利比亞、伊朗、洪都拉斯、巴拉馬、伊拉克、南聯盟、蘇丹等等，幾乎為所欲為，這可謂落后就要挨打！可是，美國敢打蘇聯嗎？敢打中國嗎？　　

不敢。為什么不敢？因為我們有核武。這才是我們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是毛澤東長遠戰略眼光的體現。剛開始，我們沒有核武，但我們跟蘇聯屬于無產階級同一陣線，我們有蘇聯老大哥罩著。可是，在毛澤東看來，一個數億人口的民族，總這么仰人鼻息的活著，也不是長遠辦法。后來，毛澤東還是決定要獨立發展我們自己的核武。為什么？很快，人們就明白了。蘇聯也是靠不住的，蘇聯一樣搞霸權主義，蘇聯以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之名搞實質霸權主義。幾十年后，人們就更加明白。蘇聯不是垮掉了嗎？要靠蘇聯，現在誰來保護我們？　　

1989年，內起外應的陰謀政變不成，若當時美國要聯合各國出兵我國，我國也只好挨打。那個時候，勝敗難料。在政治上，毛澤東留下老本，除了經濟方面無數其價未貨幣化和數量化的國企，還有毛澤東留給共產黨的一呼百應的政治影響力，有毛澤東留給共產黨的良好聲譽和威信，一旦面臨外侵，全國各族人民都會團結起來，一致抗外。一晃又是二十余年，毛澤東留下的老本，現在幾乎吃完了，國企垮的垮、賣的賣，幾乎都被折騰光了，剩下幾個龐然大物，難見其分曉到底是控制在人民的手里，還是控制在誰的手里，其所作所為所體現的，皆為企業本身的經濟利益，甚至是在體現國外資本家的利益，幾大巨型國企其數年海外分紅即遠遠超越二十年國內股市全部上市企業分紅總額；尤其悲哀的是，就連共產黨的信譽，也被敗壞了。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官官相護，官商勾結，搶地奪產，囤積居奇。網絡哄傳，帶路黨現身。何謂帶路黨？要美國出兵中國，非但拒絕抗敵，還要為敵所用，幫忙帶路。帶路黨是百分之百的賣國賊賣國還引以為榮，還自以為是幫助解放中國。認真一想，當下中國貧富分化、兩極對立，早已經背離了毛澤東等人建黨之初的理想目標，要現在美國出兵中國，歡欣雀躍的帶路黨還真不少。　　

如果不是顧忌于核武，美國勝券在握，早已經出兵了。　　

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前夜，是屬于整個地球的春秋戰國，一個群雄爭霸的時代。　　

全球資本主義并不是資本家共同統治全世界，這不過是那些亞洲資本家的幻想而已。全球資本主義的實質是猶太、歐美族裔的資本家統治全世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世界控制在歐美族裔手中，資本共治和資本家聯合，都不過是幻覺。全球資本主義仍然是民族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　　

如果全球化，真的是一種純粹的全球資產階級大聯合，日本為什么妄想發展核武？因為所謂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仍是民族主義被悄然奉行的世界，是一個正在從政治民族主義過渡到經濟民族主義的世界。沒有核武的民族，就不會有在全球經濟利益份額的分配上談判的資格，而只有被殘酷掠奪或埋頭貢獻。　　

全球化資本主義統治集團對于作為各國軍權掌握者的政黨，其態度，往往就像當初國民黨對共產黨，就像共產黨對各地占山為王的土匪，必欲納于其統治框架之下方才放心。　　

陰謀政變和武力征服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統治集團收服作為各國軍權掌握者的政黨的主要方式。　　

在全球化的大勢之下，掌握各國軍權的政黨，已經成為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唯一力量。　　

武力對于那些有了核武的國家是沒有撼動主要政黨政治地位的任何意義的。　　

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將核武放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中來分析核武的政治意義，比如二戰末期，若是日本人率先制造出原子彈，那么二戰后的地球歷史，必將重新改寫，日本必然取代美國，成為二戰后全球政治經濟利益配置的優先者。二戰的勝敗格局，決定了二戰后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利益配額。　　

只有強大的暴力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政治經濟利益分配的真正談判依據。　　

核武，是國家和民族生存所必要的戰略資源。沒有核武，就只能依附于人，茍活于世。　　

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政治意義　　

假設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從外部被顛覆，如美國出兵中國，且中國戰敗，后果是什么？是以全球化為名的新的經濟殖民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全面勝利，是全球資本主義。　　

所謂資本主義，不過是一種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失衡并趨于崩潰的利益配置模式。而所謂全球化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其終極目的就是全球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少數人豪奢放縱、飛揚跋扈而多數人依附性生存的世界。這是一個有史以來最為黑暗的、殘酷的、悲哀的世界。全球資本主義，就是地球人的末路。《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父子臨刑之時，李斯遺言其子：“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李斯故鄉，今河南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真應了《論語·泰伯》中的話，“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數百年來，地球人享受了智力的優越性和科技發展的好處，同時利用科技大肆揮霍地球資源。到今天，地球人奪取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間，幾乎吞噬了整個地球，像癌細胞一樣在地球上瘋狂繁衍、生長。癌細胞在無限制生長的同時，也在殺死個體生命，當個體死亡的時候，癌細胞豈能存活？在地球人到達全球資本主義的末路之時，人們也將有李斯末路之感。　　

罪惡，在世間絕不可能長久。只有天長地久，而人，是短暫的。悲哀！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動物、植物、土地、權力、人本身，都成為被物化的商業要素。人類逐漸開始脫離這個世界并對立于這個世界。人類生活的目標變得越發虛幻，人類的欲望越來越大。這個世界的植物和動物，它們的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的同時，人類數量和人類欲望在不斷膨脹。人類在性質上變異為自然界生長出來的癌細胞。有人參與的爭權奪利的階段，開始從人與植物、動物競爭的階段過渡到人與人競爭的階段。資本主義原本是私有制，但已經不再是私有制，而不過是一種瘋狂而不被以為瘋狂的利益配置的模式。張揚的人類正在加速揮霍地球。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已經完全失去應有的生活目標和賴以長久維持人類自身的思考能力。從知識改變命運的時代到資本決定命運的時代，人工智能發展的極限未至，即近全面取代人腦。隨著科技的進步，尤其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進，這個星球的絕大多數人都將成為于統治者無益的、多余的人口。不斷制造著的商品在生產的過程中和被消費后產生出來的污染不斷累積，甚至能夠依賴于戰爭、破壞、浪費以持續的生產、服務、消費的循環模式完全無法滿足真實就業需求，現有的資本主義存續模式正逼近崩潰的極限，也將不再被容忍。攜帶著低端武器血肉拼搏的戰爭將不再是爭權奪利的人類自相殘殺的唯一途徑，無需軍隊參與卻可屠戮億萬的各種高科技手段將層出不窮。歷史上，人與自然不是和諧共處的，現在和未來，人與人不會是和諧共處的。一切的所謂道德、良心、惻隱之心，都將成為過去的詞匯，因為這些詞匯不再適應于已經到來或正在到來的時代。　　

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是一個悔恨的人類回不到其起源之初的時代，是一個人類自我毀滅的時代。　　

《圣哲四傳·孔子》中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類豈能將天下據為己有？資本主義將一切資本化和私有化、將自然知識和自然的造物全面商業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是極其錯誤、極其荒唐、極其瘋狂的。　　

沒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世界將很快毀滅。
　　全球化就是一場資產階級大革命，就是一場全球范圍內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全球化就是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化。全球化以后，資產階級在全球范圍內取得統治地位。在此以后，資產階級這才作為統治階級登上全球政治舞臺。資產階級統治世界，意味著趨向無數隨機性的毀滅世界的機會的世界，一個人人貪婪、危機四伏、整體動亂的世界，一個只讓極少數人受益而讓絕大多數人受害的世界，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　　

資產階級將自己的貪婪的欲望的實現建立在絕大多數人受苦受累的基礎之上。死于革命比之死于可悲的自殺和他殺，顯然更有價值。革命烈士們，不過是選擇了一種更有價值的死亡而已。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不選擇革命，便面臨可悲的自殺和他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他殺，又分為慢性他殺和急性他殺。所謂急性他殺，就是為犯罪分子所侵害。所謂慢性他殺，就是被迫于被嚴重污染的自然環境和嚴重敗壞的社會環境下掙扎生存。自殺，也是一樣。所謂急性自殺，就是自我了結。所謂慢性自殺，就是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生活失去意義，生命失去理想和價值，人生無謂，精神空虛，不滿著、茍活著、痛苦著、忍受著、屈辱著、抑郁著、墮落著、絕望著……　　

不惜一切代價的維護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就是在保存一個地域廣大、人數眾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據地，保存人類的理想和人類的希望。
　　很多年以后，或者要等到我們的后代，才能夠明白的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有馬列主義的踐行者，都是在為拯救整個世界而努力。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解放全人類，也是一個拯救人類的事業。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這一認識完全是來自于幾十年的革命實踐，是幾十年革命實踐的深刻體會和認真總結。　　

解放中國，所依靠的，是中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同時對抗全球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所依靠的，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強有力的領導，所謂人民，不過是一盤散沙，不過是烏合之眾，不過是危難之時的墻頭之草。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新中國也將很快被搞垮掉。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后，很快就淪為一個被金融家族統治的國家。1876年，美國總統海斯說：這是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在林肯的理想中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實際卻淪為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依賴于選票來實現的民主理想，早已經名存實亡。這是因為什么？就是因為美國從沒有一個獨立掌控了武力、貨幣發行權力等多方面重要權力的強有力的政黨。　　

但是，對于這樣的一個必要的政黨，對其應有的態度，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有了他的超越時代的認識。　　

三、  中國共產黨不能亡！中國共產黨更不能名存實亡！　　

史上最大的黑幫，無疑就是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可是，由國父孫中山一手創建的國民黨，又是如何淪為一個作惡多端、魚肉人民的黑幫的呢？中國共產黨會不會也這樣？　　

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如何防止掌握軍權的政黨異化為對立并魚肉人民的統治階層呢？如何防范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分離并對立于人民的政黨？這成為后期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　　

政黨，必須永遠為民所用，必須永遠為人民服務。　　

孫中山被背叛了，毛澤東會不會也被人背叛？　　

對此，毛澤東是有過疑慮的。毛澤東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是不是存在走資派？毛澤東認為：這肯定是存在的。黨外的敵人，界限分明，而黨內的敵人，卻隱藏在身邊，以黨之名行反黨之實，時刻圖謀著將公黨變質為一個私黨，時刻等待機會在存黨之名的條件下亡黨之實。　　

立黨為公，如何確保永遠執政為民？如何防止黨的執政地位，從內部被顛覆？如何防止惡狼披著黨的羊皮吃盡羊群，將黨組織變作一個皮為羊、實為狼的狼群？如何防止黨的執政地位以這種可怕的方式被陰謀顛覆？如何防止？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單是一個戶口，就限定了人口流動，使得人口流動的空間開放性趨于最小。在開放性緊縮的年代，無數人的命運被決定著、擺布著，卻無力反抗。計劃經濟體制，在確保集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強烈壓制了個體欲望，激發著許多個體源自私心的反抗本能。　　

本質上自私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本質上就是反計劃經濟體制的。
　  一個方面看來，對知識分子的欲望實現途徑不具開放性的任何社會體制，在知識分子的陰謀策動下，在作為大多數人的非知識分子沒有時刻防備的情況下，難以長久。
    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偉大的創造之一，也是被后世所謂知識分子曲解、誣蔑的最為惡劣的古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考試制度是統治集團人為獲得其開放性的唯一途徑。在當今中國，各種考試，包括所謂的公務員考試，并不能帶給精英集團以開放性。制度，總是需要人去推行，制度是死的，而人，卻是活的。人活著，制度卻死了。　　

另一個方面看來，對于非統治集團的數量上廣大的工農的利益實現途徑不具開放性的任何社會體制，更是難以長久。這也正是為什么古代中國有偉大的考試制度，卻仍舊不斷改朝換代的歷史緣故。考試制度之局限性在于，考試制度之開放性所面向的，不過是極少數知識分子實現自身權欲的途徑，而非數量上廣大的農民改變命運的機會。其開放性是面向極少數人的開放性，同時也是面向大多數人的封閉性。考試制度，盡管有其先進性，但仍然是統治階級統治策略和手段的一部分。　　

不具開放性的封建社會體制，必然會在大多數人的反抗中崩潰，難以長久。
　  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反開放性的，因而它們才都是真正的烏托邦，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何謂反開放性？對于其他人的開放性，對于作為群體的大多數人的正當利益實現途徑的開放性，對于對立面的開放性，對于未來的開放性。官僚主義的惡果是，一個對立于大多數人利益的官僚集團的誕生。資本主義的惡果是，一個對立于大多數人的富商集團的誕生。　　

官僚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反人民、反黨的。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大環境下，官僚主義發展的必然，就是區別于貨幣資本主義的權力資本主義。　　

毛澤東說：“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很長的時期內也將是一個大問題。”“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的去進行”　　

這個問題，若不能時刻防范，并借助外部力量經常性的控制好，任其發展下去，必將導致亡國滅黨。　　

一旦官員眼里只剩下了個人利欲，就不會再信奉共產主義。他們不能再以理想主義目標、理想主義行動來約束、控制、運作整個官僚體系，而只能以小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為依歸的權力配置來約束整個官僚體系。如何以利益來約束？一方面，按照級別進行標準化配置。官做的越大，專車就越高級，職務消費的標準也越高。待遇的高低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另一方面，明利顯然不足，只能是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按照官職的大小，存在相應的潛在利益。潛在利益的大小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上層官員以剝奪下層官員利益、處罰下層官員為威脅，從而有效控制下層官員。官僚主義擴張的必然結果是，將整個官僚體系推置于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成為在利益上對立于非官僚體系的廣大群體的敵對面。　　

權力資本主義與貨幣資本主義，殊途同歸，皆歸于私欲的實現。權力資本主義的邏輯是，以政為商。　　

米爾頓.弗里德曼說：“商界所應承擔的社會則責任只有一個，那就是提高自身利潤水平。”在商業環境下運作并有了自身利益訴求的政府，也是一樣。當權力置身于商界，并將自身當做為一個本質上為商業性質的主體，權力之異化，是必然的。商業與政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是一樣的。商業是倒賣產品，政治是倒賣權力。政治家們，都可以成為以政為商的人物。商人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物質利益和相關于物質利益的精神利益。政治家，也可以是商人。以權力資本主義的邏輯，再無所謂政治，而只存在商業，因為政治就是商業，政治完全可歸屬于商業一類。政治不過是通過政治途徑，實現商業目的而已，完全可作為商業的一個分支來看待，好比商業的另一分支貿易，就是通過貿易途徑來實現商業目的。　　

在同樣的價格限制下，能夠賣出最多產品的就是最好的推銷員；同樣的一種權力，能夠在在手里換取到最大的利益并將利益上供的，成為當之無愧的當權者。
　  在權力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在官僚間的人際網絡中自發形成了一種利益分配結構。在這種利益分配結構中，不同收入層次的人群都會為保持或增長自己的利益而不斷努力，而他們的努力同時體現為已經獲得一定地位的上線的個人財富的獲取與增長。這就是權力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等級制度。
　  權力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等級制度所反映的現實，就是一個變質的官場。在這種官場環境下，運行的是一套完全人治社會的規則。干部不犯大錯就只能往上提拔，而不會降職。一旦擁有權力就擠身于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這個既得利益集團里，較小級別的官員在維護自身利益和鞏固自身地位的同時就已經將自己的努力轉化成了更高一級官員的利益來源和地位保障。官職的升降不是取決于作為九等人的老百姓，也不是取決于下級官員和上級官員，而是取決于官員自身自己在這種利益分配結構中的自我表現。貪官的地位未必比清官的地位更穩固，但爬升的機會卻絕對遠遠的大于他們。官場秩序靠的是利益分配方式，而非道德、章程、法律。
　  在行政成本增長的同時，在下降的是原本低下的行政效率與行政效益。
　  在權力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官僚完全可能全部變成變質為貪官。一是他們不得不貪，求他們辦事情的親友、上級與上級的親友，他們或出于感情或出于現實威脅而得罪不起。二是清官只有感染力，沒有凝聚力和號召力。首先是叫不動下面的人，其次是請不動上面的人。沒有好處，你是官，人家也不給你辦事，不為你工作，包括官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對官，都是如此。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更是。三是大環境使然。經濟環境決定政治環境。當一切都在向錢看的時候，當行政方尚且以經濟成長狀況為政績的時候，很少有人能夠撐持的清白、清廉。尤其關鍵的是，貪官的前途取決于上司，而不是老百姓。欺壓百姓、為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無能無恥的官員能夠得到提升，而一些正直的有能力的官員卻得不到提升。下級官僚在利益的驅使下成為授予他們職務的人們的工具，為他們做一切，包括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成為上司的全部罪惡的替罪羊。　　

更為可怕的是，用人腐敗所導致的大問題，整個官場本身，都成為腐敗的產物。可以端掉一個貪官，但是通過他的曲線運作進入官場的那批人，卻是端不掉的。當前官場為前任腐敗的產物。未來官場，又成為當前官場腐敗的產物。　　

大漢末年，曹操打著漢王朝的旗號，以丞相之名征戰四方，劉備也打著漢王朝的旗號，以大漢開國皇帝劉邦后裔之名平叛、征討曹賊。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都不過是為著自身利益，其實都不過是扛著漢王朝的旗幟反漢王朝，以漢王朝之名行反漢王朝之實。后來，曹氏王朝為司馬氏所篡奪，而劉備之后阿斗也不過讓國與人。三國之始末，就無所謂理想，而不過都是些人間利益糾紛。三國之歷史，不過是三方富豪，控制著人力資源、土地資源、糧草、戰馬、武器等財富相互爭搶，盡皆意欲將普天下之財富集于一身。可是幾千年來，那些被控制的人力資源的后人，卻在為他們的故事歡呼叫好。
　  在中國歷史上，皇朝官員們以儒家之名行反儒家之實，大肆的行賄受賄索拿卡要掠奪百姓。　　　　

在歐洲歷史上，教皇和教會以上帝在世間的代理人、代理機構之名，販賣贖罪券，隨意掠奪國民財富。以上帝之名，行反上帝之實。
　 歷史何其相似乃爾！真可謂：一切古代史都是當代史。貪污腐敗分子，官僚主義者、行政系統內部和黨內等級制度維護者、資改派、賣國賊，無一不是以黨之名行禍國殃民害黨之實的偽馬克思主義者。　　　

在官僚主義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況下，在權力資本主義泛濫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很快就會名存實亡。　　

對抗官僚主義，官民斗爭的階級斗爭這種說法很有意義，必須將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納入為階級斗爭的一部分，以警醒那些只承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的左派。那些欲望公權私用的官僚，都是黨內走資派。　　

對于這一說法，毛澤東在解放初期就已經表述的非常的清晰：“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風起云涌于毛澤東晚年的國家歷史事件清楚滴地說明了毛澤東的結論是，可以通過共產黨來幫助人民實現理想，可以通過人民的監督和運動來確保共產黨的純潔性、人民性。　　

外面的反動派可怕，內部的反動派尤其可怕。　　

堡壘往往是從內部攻破的。　　

對于貨幣資本主義和權力資本主義，沒法講道理。貨幣權力和政治權力本身凌駕于一切話語權力之上，并令話語權力為其所用。　　

于我們的時代，深談詳論所謂思想，是一種恥辱。　　

當這個世界變質，這個世界就是錢的世界，就是人們都在瘋狂爭奪最大私有利益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世界上無所謂偉大思想。偉大思想都將被壓制，都曲解。　　

毛的偉大在于革命行動。一次革命不成，還得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只有在革命中，借助人民雪亮眼睛，才能保持中國共產黨來源于人民、服務于人民的本質屬性。　　

光輝的毛澤東遺產的核心部分，是一種更為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毛澤東反對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形態的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意義，就在于始終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之上，帶領人民，通過頑強的、持久的斗爭，最終實現這一模式。　　

毛主席之偉大，在于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旦毛澤東被徹底否定，中共元老及其后人，將無人幸免，都將同樣被敲打的粉碎，都將被濃墨抹黑。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事實就是如此，我們世世代代，都受益于毛澤東偉大的戰略實踐。到現在，我們已經對此有了一個重新認識、深化理解的過程。　 　

毛澤東說：“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當教育全國城市、鄉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有志氣。”　 　

我們將比走上了貨幣資本主義道路的美國人做的更好，也將比與之同路的日本人做的更好。　 　

尤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已經走上了一條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朝向遠大目標的道路，我們沒有退路。誰要逼迫我們回頭退后，誰要阻擋我們前進的道路，我們必須勸止。若勸止無效，必須以強力有效的手段反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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