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秦曉對談李澤厚：中國模式論大大膨脹令人擔憂”

有這樣一種奇談怪論，在“特色”之世打著“思想革命”的旗號招搖蠱惑，好像是把自己的身份打扮成“思想家”的模樣來對混沌的世人作“啟蒙”，其實揭開虛偽的畫皮，露出的依然是不變的漢奸面孔。且看：
“中國經濟改革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轉變政府職能。不能因為現代化暴露出的問題而否定現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啟蒙理性和普世價值。社會革命是絕對不可取的，中國不能再折騰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為什么這樣說呢？漢奸身份的定位決定了。漢奸們最害怕人民的覺醒與革命，所以他們公然宣揚：“社會革命是絕對不可取的，中國不能再折騰了……”但他們認為用來欺騙人們的“思想革命”亦即在思想意識形態蓄意制造的混亂還是必須進行的。因為要為在中國圖謀進行的顏色革命造勢，所以才要初始階段的“思想革命”。如果這所謂的革命來的還不夠熱烈，人們的響應還不夠他們的企求，他們還要進行“啟蒙”。

筆者以上引用的話摘自《秦曉對談李澤厚：中國模式論大大膨脹令人擔憂》一文，據說2010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學者李澤厚和秦曉坐在了一起。兩代知識分子關注的共同話題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及未來發展的思考。”但他們是怎樣思考的呢？按捺住性子讀完他們的“思考”，我的心里也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些思考。本來以一個不入流p民的身份要和這兩個“兩代知識分子”較勁，似乎有不自量力之感的。但又不吐不快，遂勉強敷衍成篇。權且是接受他們“啟蒙”之后的感想吧。

（一）.關于“告別革命”

此前提到的李澤厚曾與別人（其實是他的弟子）合寫了《告別革命》一書，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則是“社會穩定”和“生態壞境”。他們認為只有前三者發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選、多黨、議會制度才可能實行。缺乏穩固強大的中產階級、社會貧困沒有得到緩解之前，實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險。

李澤厚曾被“南方系”吹捧“是中國屈指可數的原創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學，又與本土資源、精神有內在聯系。十數本著作數十個概念，幾乎可以自成系統，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認識、如何審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

因為這個屈指可數的“思想家”認為中國現代化最后的歸宿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從他的“四順序”發展終結“一人一票的普選、多黨、議會制度”可以獲知。所以“南方系”要不遺余力的吹捧。而秦曉不但是瘋狂吞噬巨額國有資產的大鱷，還是鼓吹在中國推動“普世價值”的新自由派人物。可以這樣連想：李澤厚—資本主義—告別革命；秦曉—普世價值—國有資產流失；南方系—鼓吹。秦曉們一邊大肆斂取社會財富，一邊歌頌普世價值；而李澤厚主張資本主義制度，還宣稱告別革命；南方系再推波助瀾地吹捧。再把他們合起來看，那就是為少數人不擇手段地極度富有，而把廣大人民當做謀取利益的工具，還聲稱“不準革命”。要革命也只能按他們的啟蒙先來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認同。這分明是赤裸裸的愚民行徑。

就是這個李澤厚，曾提出過“救亡壓倒啟蒙”論的反動觀點。

“救亡壓倒啟蒙”是李澤厚于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著名觀點，在一篇題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文章中，李澤厚以“啟蒙”與“救亡”兩大“性質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題來解構中國現代史，他認為在中國現代史的發展過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啟蒙任務被民族救亡主題“中斷”，革命和救亡運動不僅沒有繼續推進文化啟蒙工作，而且被“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改頭換面地悄悄滲入”，最終造成了“文革”“把中國意識推到封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

1989年，李澤厚在為自己的文集《走我自己的路》的增訂本所作的序言中，再次明確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的走向，是“救亡壓倒啟蒙，農民革命壓倒了現代化”。

南方系認為：“20世紀80年代，作為中國思想界的領軍人物之一，李澤厚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他提出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命題，讓人們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發了知識分子對啟蒙的責任擔當。”

“63歲的秦曉則感嘆，‘80年代也出現了‘救亡壓倒啟蒙’。’他認為啟蒙不徹底，是今天中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秦曉呼吁繼續進行啟蒙，通過理念更新、制度變革完成中國的現代性轉型。”

“誠如李澤厚所言，‘中國特別需要的是培育一種寬容、懷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斷是非，并逐漸褪去和避免由各種民族主義、道德主義、民粹主義煽起的情緒狂熱和政治盲動’。”

中國需要怎樣的寬容、懷疑和理性？對于”精蠅“們賣國，對于少數人侵吞國家財富，對于富人的剝削要寬容？李澤厚要培育中國人怎樣的懷疑精神？以他的觀點是要啟蒙人們懷疑馬列毛理論的科學合理性？要有什么樣的理性？被”精蠅“們安排的即是面對“自焚”、面對“黑磚窯奴工”、面對“殺人工廠”的多次連跳，再面對國內外聯手的敲詐、掠奪、盤剝都要理性？不然就是由各種民族主義、道德主義、民粹主義煽起的情緒狂熱和政治盲動？                                                                                  

（二）.“啟蒙”與“救亡”論調為什么出現？

1986年李澤厚在《走向未來》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提出了“救亡壓倒啟蒙”的論點。該論點得到某些人的發揮,曾流行一時。從1988年起,陸續有一些人對此提出批評,后來各報刊又發表了一些批評文章,現綜述如下: 一、關于啟蒙同救亡之間的關系李澤厚認為,在五四運動之前或之初,“啟蒙與救亡”尚能“相互促進”。但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發展和中國共產黨建立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長期的革命戰爭,把其他一切都擠在非常次要和從屬地位”。

李澤厚認為，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啟蒙顯然要比救亡重要。按照他的觀點，五四運動后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最需要進行的依然是啟蒙，而不是救亡。因為民族救亡把其他一切都擠在非常次要和從屬地位。中國人民面對當時日本侵略者的戰爭鐵蹄，面對國民黨當政時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壟斷剝削階層，都應該寬容和理性對之。而最重要的還是要“啟蒙”，這無疑是披著學術研究外衣而企圖轉移國內矛盾以達到為資本主義服務的險惡圖謀。

中國還需要啟蒙嗎？

“中國發展離不開穩定，但穩定不能壓倒個人權利，更不能壓倒法律。社會穩定是經濟建設的前提，但穩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變，更不是倒退。”

他們認為的倒退即是社會主義回歸。在他們眼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意味著僵化，壓倒個人權利，所以，只要能達到他們所希望“啟蒙”的那樣，即使再引發什么樣的社會動亂也在所不惜。

“《財經》：李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中國現代化歷史是‘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救亡壓倒了啟蒙’。近年來，秦先生提出‘現代化壓倒現代性’。請問秦先生，您為什么提出這個命題？”

“秦曉：李先生早年提出的‘救亡與啟蒙雙重變奏’，影響了一代人的思考。‘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因為各種原因，從啟蒙轉向救亡，啟蒙未能完成。”

“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也出現了類似的‘救亡壓倒啟蒙’，當時的民間啟蒙運動很快就轉變為政府主導的‘四個現代化’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后來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周揚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論述。”

“所以，如果從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說，中國近現代史是‘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雙重變奏’，現代性總是被現代化所壓倒。中國的近現代史說明，器的層面只是一個結果，只有通過理念更新、制度變革才能實現現代性的轉型。”

從上世紀80年代北京“西單民主墻”出現，再到后來發展為逐步升級的學潮、動亂、再到反革命暴亂，執政的共產黨政權受到被顛覆的危險……這就是他們所謂“啟蒙”的進展吧？但不幸的很，這次“啟蒙”又沒有如愿進行下去。

所謂“啟蒙”，不過是他們利用來向共產黨的領導，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武器罷了。

中國“特色”的“改開搞”之后，由于放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加上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觀念的侵入，使得社會出現許多的非馬列毛思想的觀點流行，也很大程度造成人們思想意識上的混亂。這正好為那些在中國意圖推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造成“啟蒙”的時機，于是，李澤厚與秦曉才得以宣揚其“理念更新”謬論，夢想早日實現他們啟蒙人們的資本主義轉型。

（三）.李澤厚為什么否定革命？秦曉為什么要說“蒙啟”？

李澤厚還宣稱，他仍然贊賞康德的政治哲學：遵守法律，告別革命，追求筆的自由，反對槍的自由。

李澤厚：“社會革命不可取。應該逐步改良，逐步放開。”

“針對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創造’，我提出‘轉換性的創造’，主張不必徹底破壞，迅速改變，而可以逐步‘轉換’，或舊瓶新酒，或即舊立新，使舊形式逐漸轉成新形式。這是我20多年的一貫主張。我仍然贊賞康德的政治哲學：遵守法律，告別革命，追求筆的自由，反對槍的自由。”

社會革命是指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是質的變化，一般是自下而上地采取暴力手段，變革急據而深刻。社會改良是社會制度的個別、局部的變革，是量變，是統治階級在保持其統治條件下所作的微小或枝節的讓步，不改變其根本制度，一般是自上而下的，不采取暴力形式，變化緩慢。

改良主義是一股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為目的，用來軟化和腐蝕無產階級的理論。應該看到，由于資產階級思潮的影響，在工人運動中也曾不斷出現各種改良主義的流派。從本質來看，改良主義只顧眼前利益，不要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在他們看來，改良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這種理論必然會把工人階級的斗爭引向邪路，放棄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這個根本任務，實際上就是取消革命。

社會革命才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是革命階級推翻反對階級的統治，用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腐朽的社會制度，實現社會形態的質的飛躍。這才是社會革命的實質。

李澤厚想采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來通過“啟蒙”達到使中國逐步轉換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

“至于你說的‘思想革命’，其實大家很清楚，只要松綁，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馬上就起來了。啟蒙應該搞，因為現在有些人不是啟蒙，而是‘蒙啟’，把已經啟蒙的東西再‘蒙’起來。”

他們對由于私有化改革導致的許多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刻意回避，對許多人們懷念毛澤東時代以及中國許多地方的紅歌潮、社會主義理念回歸心懷不滿，認為是和他們所向往的在中國進行“啟蒙”的事實相反，是蒙啟，是把已經啟蒙的東西再‘蒙’起來。所以他們失望了。

（四）.所謂“中國模式論”及其爭議

秦曉于去年曾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2010屆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秦曉表示“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從一開始的“特殊論”正在走向“取代論”。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他認為是不可取的。

李澤厚：現在提“中國模式”值得商榷。“中國模式”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上世紀90年代的文章里反復說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反對現在就提出“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論”宣稱，中國的經濟因為有政府干預，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機中能夠很快地恢復，效率很高。的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手快，效果似乎也不錯。這30年發展，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資的做法，也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目前的做法變成長期的制度，如果把現在走的路固定下來，說這就是“中國模式”，值得商榷。

即便如《財經》所說：“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從知識界已擴展到商界和民眾。決策層并沒有公開認同‘中國模式’，但一些官員比較喜歡被包裝出來的‘中國模式’，在一些講話中也流露出這種傾向。比如，認為中國30年來經濟的崛起，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是因為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反應迅速、出手快。”

話再往白了說，所謂“中國模式”無論是承認與否，在許多人心里，包括喜歡和對此討伐的，都把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當做中國模式了。或許資改當局認為，打左燈向右拐的“特色”用集權思想把人們的思想統一起來，但同時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那一套。從經濟上說是發展，但從政治方面依然還是共產黨領導。而以秦曉為代表討伐的人認為：“政府對市場進行管制和行政干預，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特點。在轉軌初期，作為一種過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將之固化、強化，并作為經濟發展的模式，則會束縛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扭曲資源配置、滋生腐敗，這有悖于市場化改革的目標。”

“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和干預已經超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形成了政府對市場某種程度的替代。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職能的固化和強化不僅受到觀念上的影響，而且形成了權力和資本相結合的特殊利益集團。”

“中國經濟改革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轉變政府職能，而不是通過理論包裝使其得到某種正當性。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價值判定，即優與劣、好與壞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財富分配的公平與公正、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保護。”

“只有具備了這些特征，這種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滿活力，才可持續，才具有競爭性，才能真正反映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而‘中國模式論’的論據和中國的現實尚不能充分證明這一點。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一部分是舊體制帶來的，一部分是現有模式產生的，所以這些問題在現有模式下難以得到解決。”

“而‘中國模式論’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是以民族主義與階級屬性拒絕和解構普世價值及人類文明。這場爭論對中國未來30年的走向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我們必須給予應有的關注。”

否定者認為現在的中國還是政府職能轉變得不夠，他們所要的是徹底服務于資本的的服務型政府。認為現行的“特色”模式依然是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和行政干預過多。但他們疏忽了，人民政府自然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為少數資本擁有者服務。他們分明急不可耐了，如果那一天中國開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人一票的普選、多黨、議會制度，他們才會達到為少數富人服務的目的。為什么否定現在的“中國模式”，因為離他們所求的還有距離，他們要為之進行的“啟蒙”還遠遠不夠。

（五）.沒有所謂“第三條道路”存在！

如果客觀承認中國事實存在的左右兩派，承認左右派之間的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們再來探究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問題。

其實飽受質疑與爭論的“中國模式”就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

以某“理論”為方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想政治上保持強勢的集權，還要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那一套模式來求發展。三十多年間來形成了怎樣的局勢？政治上執政黨地位不斷受到質疑、挑戰和顛覆，經濟上已造成“自殘”式的發展模式。國內各階層因收入分配的極端差距已形成非常尖銳的矛盾。無奈之下不得不依靠高額費用來“維穩”，以求維持所謂的“和諧”局面。

這樣勉強形成的“和諧”能長久嗎？

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竭澤而漁式，是殖民式，掠奪式發展，注定不會有好結果的。也沒有所謂“和諧”發展的資本主義。

關于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選擇，毛澤東曾在1956年，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過：“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具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歷史走到今天，那些所謂的“精蠅”們不是不懂在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危害，但他們此時的身份定位又決定了他們不能不如此明知不能為卻偏偏為之。他們通過中國的“特色”道路一步步地完成了自身財富的積聚。只有蠱惑著中國徹底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才能心安理得坦然享受生活而再無后顧之憂。所以，才要挖空心思制造著資本主義“啟蒙”。

他們心里也非常清楚，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做別人的附庸，只能出賣本國以及人民的利益。但極度暴漲的私欲已捆綁著他們走上了賣國的漢奸之路。

再看今天實際形成的“中美國”實質，看中國這個自淫著的“負責任大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看國內矛盾的集聚激烈，還有來自右派資本主義制度“政改”的喧囂，人民大眾不息的“紅歌潮”風起云涌……無不顯示著要徹底取締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資本主義“顏色革命”和廣大人民群眾呼吁真正社會主義制度回歸的角力。

所以說，中國是到了面臨道路抉擇的十字路口！

附文：秦曉對談李澤厚：中國模式論大大膨脹令人擔憂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0_12/02/331738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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