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革命的角度看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像
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來的孔子像已經有些時日了,廣大網友的猛烈評擊也有些時日。堅持樹立孔子像的一方毫不退縮,誓死捍衛他們的精神領袖,最近,又有十三人連名發表宣言,力圖從文化的角度說明樹立孔子像的正當理由,宣稱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新坐標。正因為這一點,我試圖從社會文化以及文化革命的角度來闡述我的觀點,說明在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像的歷史反動性。
先說,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由于歷史遺傳下來的,并由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認可并遵守的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思想意識等各種理念的總和。社會文化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斷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行為,并在一定時期產生明顯的影響。同時,文化又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而進步,總是在不斷向前發展。因此,文化進步以及文化革命也總是在不斷發生。當今世界,人們已經認識到社會文化的構建、形成對于自已行為產生的明顯影響,也認識到文化建設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樹立者,明顯地意識到了社會文化對于人們行為習慣影響的重要性。因此,他們選擇在大家共同認可文化興國的時期推出他們崇拜的孔子像,正是想在國人心中打下一個明顯的精神烙印,使得社會文化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說明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像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
他們的行為,引起了我的深深思考。許多日子,我也的確沒有考慮過客觀存在的社會文化意識對于人們日常行為的嚴重影響。既然他們已經在文化方面發出了挑戰,我們也不得不應戰,試圖從文化革命的方面來闡述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像的歷史反動性。下面就是我個人的文化觀點與看法。
中國共產黨------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物
有人可能健忘了,中國共產黨是怎么產生的。也忘記了1919年發生于同一個地點(天安門廣場)的五四運動以及它的時代背景。正是在這個地點,幾千名憤怒的學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并且付諸了行動。從那時起,一場思想解放斗爭就與中國傳統的“孔子學說”分道揚鑣了。再扯遠些說,也正是在這個五四運動的前夕,1915年左右,當時中國的軍閥統治者袁世凱也同樣搬出了孔子,作為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工具,掀起了一場講經尊孔運動。進步的青年與之針鋒相對,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提出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從那時期起,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注入了新的元素,“德先生”與“賽先生”開始進入中國民間,使中國傳統文化由古代文化演進到現代文化。隨后,由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急劇地發生變化,其直接后果便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其領袖毛澤東的橫空出世。可以這樣說,現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就是那場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物。
現在經歷過那場文化運動的世紀老人已經不多了,能夠記起那場新文化運動的人也不是太多,但是其精神卻是深入人心。到現在,“民主”與“科學”仍然是中國青年人追求的目標。雖然說后來新文化運動發生了分裂,一部分激進的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走向了共產主義之路,一部分人仍然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如胡適等人,成為后世普世價值觀的先驅者。但是無論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都信奉“自由”、“民主”“平等”等近世思想,并與傳統的孔儒學說相區別。這種文化思想代表了傳統的中國文化在人類進入工業革命時期的演變與發展水平。
有人研究歐美文化發展史,發現其文化發展沒有脫離其固有的文化傳統,因此認為中國文化也需要有自已的“根”,即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其源泉,提出了復興傳統文化的口號。國學因此應運而生,發展強勢,到現在,不僅全國而且全球建有大大小小的孔子學院。但是即使是復興傳統文化,中國也不應搬出2000多年前的孔子作為其文化新坐標。而是應以繼承傳統文化精華,又吸收了現代文化成果的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源泉。遠在1940年左右,當時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已經總結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特點,將其熔為一爐,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體系。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首先是民族的文化觀點。為此,毛澤東堅決否定了當時主張全盤西化的文化主張,提出了“古為今用”的繼承原則,主張去除糟粕,吸收精華,大量吸收包括孔子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創立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后來又進一步演化為社會主義文化。起碼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社會道德風范是較高的,人們之間互敬互愛,尊老愛幼成為社會的一種風尚。這便是中國古代文化在現代的新發展。是一種發展了的民族文化。
其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又是科學的文化觀點,這既有繼承新文化運動中“科學”元素的成份,吸收了當代西方科學發展的新成果,也有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知識成份,創建了包括“實事求是”、“一分為二”辯證分析在內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毛澤東的《矛盾論》與《實踐論》等哲學著作中。毛澤東本人身體力行,將這些文化理論付諸于實踐,并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為后世人提供了成功的方法論。使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
其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也是人民大眾的文化觀點,大眾的文化就是民主文化、平等文化,這體現在“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提出與“大眾民主”政治主張的實踐。毛澤東的大眾文化,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民主”思想的直接繼承。由于毛澤東注重大眾文化的傳播與運用,因此,他能夠運用群眾路線,發動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推翻了當時的反動統治者,取得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勝利。
現在有人說,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有中國本土的“民本思想”,適合中國的發展情況,但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民本思想,進一步提出了發展大眾文化的主張,提出了人們非常熟悉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更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那么有些人為什么看不到近在眼前的“大眾文化”與“為人民服務”的文化思想,非要舍近求遠,到二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尋找文化源泉呢?難道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思想不能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轉型,非要到古人那里去尋找答案嗎?
更令人不解的是,毛澤東思想是一種主張實踐的文化。毛澤東本人一貫倡導調查研究,主張“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的文化思想經過了那個時代的檢驗,并通過實踐不斷修正,最后發展成一整套用于社會實踐的文化體系與方法論。這種方法論至今仍被一些成功人士所采用,并且不斷取得成功。而孔子的學說,則是一種思想假說,當年他所創立這套政治學說時,也曾周游列國,但是無論他走到什么地方,各國諸候均不理采他的政治主張,搞得他如喪家之狗,到處流浪,最后不得不回到家鄉辦學。說明其政治學說當時就遭遇社會實踐失敗。其后數百年孔子的學說也沒有得到統治階級重視。在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社會劇變的歲月里長期缺席,缺乏社會實踐的進一步檢驗,只到西漢王朝建立很久,社會已經安定下來,統治階級才想起失落多年的孔子學說,由董仲舒等人加以改造,變成適合統治階級需要的精神工具,從此,孔子就登上中國的九五之尊,成為套在中國人民頭上,防止中國人民反抗的精神枷鎖,麻痹中國人民數千年,培養了中國人特有的奴性思想。這便是孔子學說的社會實踐。
有人以偏蓋全,硬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孔子文化,孔子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是的,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不能排除孔子儒家學說,但是還包括韓非子在內的法家學說,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說,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子等思想家在內的樸素的近世民主思想,總結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又吸收現代西方文化精華,將其融為一爐的毛澤東思想。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中國共產黨自稱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自然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人與代表,而不能只是儒家學說的代表。
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更替時候,人們奉行的是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建立政權時用的是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以中央集權制為政治模式,只有到政權穩固,社會安定下來時,才想起孔子儒家思想,作為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工具。但是也就在采用儒家思想時,封建王朝的社會矛盾已經不斷尖銳,造反有理的思想又開始蔓延,最后的結果,又是內憂外患,一輪新的革命從此爆發。幾千年來的王朝更替,循環往復,人們終于總結出這樣一條規律,即每當統治階級搬出孔子,作為維護其統治地位精神工具的時候,說明其地位已經不穩定了,離下一場革命已經不遠了。
特別是到了滿清王朝的時候,對于尊孔讀經尤堪。但是搬出孔子也救不了其統治地位的岌岌可危。滿清如此,民國時期的袁世凱如此,國民黨時期的蔣介石也是如此。人們可以想想,如果孔子學說能夠救得了中國的話,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高潮的時候,孔子學說哪里去了?孔子救得了南京死難的三十萬同胞性命嗎?為什么只有到中國共產黨運用毛澤東思想浴血奮戰,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抗住了老美,建立了獨立的新中國,并且新中國建設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時,孔子才跑出來,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爭奪先進文化的新坐標地位呢?
現在不遲,老美在黃海上玩軍演,又在中國國內掀起通貨膨脹的新狂潮,中國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如果孔子學說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也信奉孔子?他能做到這些嗎?
如果他做不到這點,就不要在天安門廣場秦熱鬧,別給中國人丟人獻眼,失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色。如果中國共產黨硬要聽從一些少數“精英”的意見,將1919年五四運動已被打倒的孔家店學說拾起來,當作寶貝供著,這便是中了敵人的奸計,從文化上自我否定自已。
尊卑有序----克已復禮解決不了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
平心而論,孔子學說也是一個博大的文化思想體系,是那個時代規范人們思想道德行為的一整套行為準則。比如說孔子提倡“忠義禮智信”,主張仁愛,世界大同,這并沒有什么大的過錯,我們社會也的確需要人們相互敬重,團結友愛,和諧發展。問題在于孔子建立這一學說的根本出發點不在于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社會公平,追求進步、支持變革、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維護一個沒落的統治階級地位,主張維持現伏、穩定,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眼睛不是朝前看,而是朝后看,不是支持打破陳規陋習的社會變革,而是拚命維護西周王朝的“周禮”,不是主張人人平等,而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尊卑有序”, 其所維護的秩序就是統治階級便是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就是被統治階級,這種關系一點也不能改變的“秩序”。下層人民一旦敢于對統治階級提出半點意見便是大逆不道的“奴才文化”。
正因為如此,在我的印象中,孔子的文化首先便是“克已復禮”的文化。所謂“克已”便是克制自已,要求自已,所謂“復禮”便是服從“周禮”,即已有的制度。也就是遵守已有的道德規范問題。如果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自覺地遵守已經制定好的各項規章制度、法律法規的問題,按一切規章制度辦事。在一個法制社會,如果單講“克已復禮”,這也沒有什么不好。環顧我們的四周,你會發現不少地方,都在要求人們養成自覺遵守道德規范、法律法規的習慣。
對于缺乏道德觀念教育的年輕人來說,教育他們遵守制度、養成習慣,特別是養成尊老愛幼的習慣自然是好事。問題就在于執行問題。按照同樣的制度規范,普通人必須嚴格執行,克已復禮,而那些統治階級,特別是擁有特權的官僚集團便享有不遵守,甚至可以隨意破壞的特權。比如說,在一個公共車站,大家都在排隊候車,而一個地位特殊的人就可以越過等候在此的許多人,直接上車出行,而不顧大家的感受。以至于不少人會說,制度都是當官的破壞了,制度是給老百姓制定的。以致于克已復禮執行不下去。
更為要命的是,孔子學說又主張“尊卑有序”,統治階級就是統治階級,地位特殊的人就該享受各項特權,而地位低下的人就活該克已復禮,并且有言在先,“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小人”,于是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在孔子那里也具有了合法性,而克已復禮也便成為被統治階級的專利。人類天生是追求平等的智慧生物,公平正義是人們的天然良友。當公平正義得不到伸張時,人們便會產生各種怨言。當孔子面對人們存在著各種怨言時,不去尋找人們產生怨言的根源,找到解決不平等的原因與方法,而是拚命灌輸克已復禮的理念,要求人們順從、忍耐,于是便產生了逆來順受的這個概念。在逆來順受中“主子與奴才的關系”便在孔子那里建立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人們就一直生活在“主子與奴才”的關系中,生活在逆來順受的忍耐中。
西方人研究過人類的群體生活。認為在一個群體社會中,要維護一個群體正常的生活秩序,需要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而維護規章制度最可靠的辦法便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人人遵守法律時,起碼的公平正義才能建立起來,群體秩序才能維持下去。而在一個群體社會中,管理者(統治者)通常處于強勢地位,被管理者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最容易執行制度的是被管理者,最容易破壞制度的則是管理者(統治者)。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然就專指“管理者(或統治者)與被管理者平等遵守法律制度”之意。統治者當然不會自覺地尊守各項制度,自然會運用各種有利于自已的管理工具來鎮壓被統治階級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而被統治階級也不會消極地等待統治階級鎮壓,于是民主革命發生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尤甚。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與主張封建等級制度的孔子儒家學說不同的地位。與主張“尊卑有序”的孔子學說相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賦予了下層人民伸張正義、監督管理者(統治者)遵守制度(克已復禮)的權利,因此更便于維護一個群體內部必要的生活工作秩序,協調內部的關系。
毛澤東生活的時代,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已經發生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并被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那時馬克思已經提出無產階級是人類的先進階級,并賦予無產階級模范遵守黨的紀律,處處起到帶頭先鋒作用的特殊使命。毛澤東更是進一步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為了落實好這項理念,建立黨內人人平等,嚴格遵守各項制度的風氣,毛澤東本人帶頭執行,留下了許多佳話。正因為他本人的模范帶頭作用,因此,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身體力行,身先士卒,給人類留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也留下了燦爛的紅色文化。也正是中國共產黨身體力行,共產黨這個社會群體才具有了強大的執行力、戰斗力,才做到了官兵一致,上下同欲,戰勝了它強大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
事實上也的確奇怪,在一個組織內部,每當處于強勢地位的管理者處處身體力行,自覺遵守各項制度時,組織內的制度、法令就比較容易地執行,其正常的秩序則可以有效地維持,整個組織則可以保持內部和諧團結,一致對外,具有強大的戰斗力。每當處于強勢地位的管理者私心較重,不顧整個群體成員的利益,處處為自已著想時,便會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破壞組織紀律,規章制度,使制度執行向有利于自已方面傾斜。每當這一行為發生時,便會產生上行下效的結果,使破壞制度成為一種風氣,這樣便會影響了整個組織的運行、成員之間的團結。并產生尖銳的階級對立與矛盾。
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毛澤東大力發動文化革命,力求消除孔子思想對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大力弘揚無產階級的大眾文化。應當說,舊有的孔子儒家封建文化在中國已經進入了歷史的墳墓。那么,在毛澤東逝世三十年的今天,為什么社會上又掀起了復活孔子儒家文化的浪潮呢?這又說明什么呢?
如今的孔子儒家文化是借助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共產黨人執政理念而產生的。共產黨的和諧社會,重點體現了一個“和”字,即各方面協調發展,不走極端。而主張儒家文化復活的國學精英們借助和諧文化中的“和諧”兩字,硬是將儒家文化中的“中庸”兩字塞進去,將共產黨的“和諧文化”與儒家的“和為貴”聯系起來。將當今社會的求穩定與儒家思想的“克已復禮”聯系起來,將新時期以“八榮八恥”為代表的道德重建與封建社會的仁義道德觀聯系起來,并認為中國重建自已的道德文化,有必要求助于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于是孔子便活靈活現地走入二千多年后的新世紀,充當了中國文化的新坐標。
我認為,這是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所以能夠在今天復活,走進今天的社會,與其學說中主張的“尊卑有序”、“克已復禮“的政治主張有直接的關系。因為中國是一個有著濃厚等級觀念與封建特權意識的國度,官文化有著全社會的共識,“尊卑有序”有助于取得統治地位的大小官僚剝削壓迫普通群眾合法化,使其披上一層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外衣,使下層人民反抗其統治失去道德依據。“克已復禮”又進一步麻痹了具有奴性的中國人,使其即使面對自已利益嚴重受損時也得逆來順受。便于享受“尊卑有序”有序地位的大小權貴們進一步的剝削與壓迫,而不必擔心其反抗。
經過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洗禮的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也與中國人頭腦中殘留的“尊卑有序”封建等級思想、升官發財的自私自利思想有很大關系。一批懷有升官發財思想的自私自利者,利用改革開放帶給他們的機會,通過破壞制度、巧取豪奪的方式,掠奪了人民通過幾十年努力創造的財富,“先富”起來。先富起來后,他們便有了自已的利益,形成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這個階級一旦形成,便與廣大的人民群眾在利益上形成了對立的矛盾。當這個階級發現自已處于被整個社會其它成員關注之中時,很擔心其利益受損,獲取財富的方式被別人發現,并可能遭到清算,于是便象歷史上的統治階級那樣,千方百計尋找有利于維護自已利益的精神武器,麻痹社會上其它成員的反抗意志,使其心甘情愿地為自已服務。于是孔子則成為了理想的人選。經過一番精心打扮,孔子便以“傳統文化新坐標”的身份亮麗登場,出現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天安門廣場上。
很可惜,那群“文化精英”們很不精英,他們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智慧。他們以為,一經包裝,穿上傳統文化的外衣,就沒人反對了。可惜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洗禮的中國人民也不全是封建文化的遺老遺少,科學與民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無論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左派,還是持普世價值觀的右派,都不能容忍這種封建思想復辟的活動,因此,自孔子像在天安門出籠之后網上便是一片反對聲,代表了人們強烈的民意。從中,可以測試中所謂“國學”,孔子在中國人民心中有多大分量。
從孔子像出現在天安門開始,也透露出這樣一種文化信息,即中國社會正在往回走,往王朝周期律方向走。也就是朝著“改朝換代---勵精圖治----儒家維穩----人民起義----改朝換代”這樣一個歷史巢穴走。熟悉歷史運行規律的人們無不擔心,連孔子都抬出來了,那么下一步會發生什么?這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從而也增加了人民期望并推動社會轉型的迫切感。
政治弱勢----我們為什么是弱勢群體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孔子之所以能夠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文化舞臺,除了中國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維護自已利益,一群文化敗類投其所好,抬出孔子這個招牌外,也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弱勢有極大的關系。因為我們的人民群眾眼光短淺,只關心自已的眼前利益,不注重長遠利益,更不關心本民族、本國家的集體政治利益,造成了認識上的誤區,視覺上的盲區,抱著“打醬油”心態的人不在少數。因此,不去關注有關本階級、本民族、本國家、本團體利益的大事,使得少數不肖之徒能夠達呈其政治伎倆,順利地將精神枷鎖套在我們大家的脖子上而渾然不知。這便是我們的政治弱勢。
包括我們在內的人民群眾在內,我們都是善良的,我們都是抱著“已所不欲,不施于人”的孔夫子的信徒,我們從來不想去做傷害別人的事,只想做好自已的工作。但是我們政治上的弱勢則是我們先天的不足。當社會上第一次出現“弱勢群體”這個概念時,象針一樣刺痛了我的神經。我們曾經是社會的主人,曾經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我們也不比別人少一個腦袋,缺一只手,可是我們怎么就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呢?怎么一下子就變成了社會的關注對象以致于救助對象呢?為什么我們一樣的勞動,一樣的奉獻社會,別人就可以大把大把的撈錢,而成為強勢群體,而我們則失去了自已的工作,成為失業者或下崗者呢?
政治上的弱勢與知識上的缺陷使我們成為了弱勢群體。而這種弱勢與我們這個社會殘存的傳統文化意識有很大關系。
升官發財與投機取巧是全社會的共識。也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頑癥。包括我們普通人在內,普遍都存在升官發財思想。許多人的奮斗,包括我們孩子在內的升學,都是圍繞著升官發財這種思想來的。只能說有的人命好,奮斗成功,當上了官,發得了財。而普通人沒有這種機會,命也不好,當不了官,發不了財。當了官以后不擇手段,損公肥私,坑人利已,向上送,向下榨,也是官場通常的手段,見貫司空的事。如果有人反對,會遭來全社會的反對、家人的白眼與朋友的冷遇。因此說,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所采用的方法、手段,在整個社會上也沒有多少人反對,遇到的社會阻力也不是太大。全社會默認這種行為,并且從某種程度上還鼓勵這種行為,使得主張“尊卑有序”的孔子學說就有了市場與社會基礎。你去看看學校,有多少學校正樹著孔子的像,多少學子在背誦著孔子的名言,就可以看到孔子在中國社會有多大的影響。這也是傳統文化之根。當然有些人反對腐敗,反對不公平競爭,比如說公務員考試,也只是反對公務員考試過程中的不公平行為,并不反對爭取公務員考試過程中的升官發財動機。
因為要發財,要先富起來,傳統的經驗告訴我們,單靠死工資是不行的,需要動腦筋,找竅門,破壞現行制度,陽奉陰違便成為一種通行的方式,而破壞制度則是損害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而傳統的升官發財文化則教育他們只有損害大多數人利益,才能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并且有了其文化依據:“虧眾不虧一”,于是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維護少數人利益的行為則這樣每天發生著。就象百分之0.4的人掌握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這樣的事,雖然這種現象很讓人氣憤,但是氣憤的人群中有多少人想加入0.4的行列,就成為耐人尋味的思考。這便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影子在社會中的反映。
我們的弱勢就在于我們認同這個文化理念,無形中我們也成為孔子的信徒,我們也想加入那個0.4的行列,想成為社會上的有產階級,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認同了升官發財的路。只不過,我們不明白其中的潛規則,我們想讓我們的子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也為那些官家做了許多奉獻,但是我們始終沒有成為0.4中的一員,始終在0.4的門外徘徊,并且在此過程中,我們自已也成為主要的受害者,我們的生活一天天貧困下去,成為了被他們欺侮的對象,成為弱勢群體。我們始終不明白,升官發財只是有產階級玩弄的把戲,始終與我們大眾無緣。
我們的弱勢還在于,我們不善于學習,不善于認識當前的社會,不具備必要的政治理論素質。毛澤東在世時,曾語重心長地說,你們要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關心自已的國家主人公地位是否受損,我們的個人利益、政治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否受損。我們是否還能行使正常的公民權利,國家的政權機器是否正常運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識、理論與信息,需要不斷的努力學習,具備相應的政治覺悟。可是有人告訴我們,你們不必關心國家大事了,這與你們無關,只要關心好自已的小家庭生活就行了,也只要管好自已的本職工作就行了。并且給了我們一些看得見的經濟物質利益,于是,我們就天真地相信了他們,只把目光放在眼前的物質利益上,天真在相信了他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關心自身利益的承諾。
到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念是多少么深入人心,掙錢成為多少人人生終極目標,吸引了多少人的注意力,因為錢,多少人放棄了對周圍情況的關注,放棄了對國家政治走勢的關注,對我們社會生存環境的關注。這也是當今一道奇特的文化風景線。
于是乎,我們變懶了,懶得再去學習,去留心國家大事,每個把人都眼光放在改善自已生活的方面上去。于是我們思想變懶了,意識遲頓了,眼光放短了,思維麻木了。成為不折不扣的經濟動物。相應的,我們也變得不團結了,不關心他人的事情了,全社會都變得一盤散沙。相應的,那些體貼生活的領導們還為我們送來了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麻將、桌版、喝酒、唱歌、游戲,讓我們錯當生活為工作,忙得不亦樂乎,在一片忙碌中,我們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工作能力都在下降,我們的創造能力、勞動能力也直線下降。我們不得不隨著他們的節奏起舞,接受他們的洗腦教育。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們的擺布,成為他們布陣的棋子。
只到有一天,人家宣布我們是弱勢群體時,有人才開始醒悟,我們就在渾渾中,已經拉大了與人家的距離,各方面能力都在下降,成為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既然成為弱勢群體,又接受孔子的中庸之道,隨遇而安,便不再抱什么理想、信念,也不迷信什么奮斗,過一天算一天,失去了信心。思想也變得麻木起來。
這和清朝時期中國人吃了鴉片一樣有同樣的效果。只不過,隨著中國社會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失業率的極急上升,越來越多的家庭被拋入貧困的行列,生活越來越困難,生存下去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整個國家越來越處于內憂外患,資源掏空、經濟狀況急劇惡化時,才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自已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關心自已為什么成為弱勢群體的問題。
想到這些,我們自然就想到了毛澤東為什么要以文化革命之名義來改造我們的思想。正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觀念在中國社會有著深厚的根基,“自私自利”、“損人利已”、“升官發財”、“巧取豪奪”、 “尊卑有序”、“克已復禮”等等封建思想在中國社會有著多么傳統的影響,因此,才不惜在其晚年,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來發動這場命名為文化革命的運動,才將斗爭的矛頭一則對準當時的官僚特權集團,一則對準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的封建文化意識。力圖在其有生之年,在中國社會布入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平等民主的觀念、團結友愛的意識與開拓進取的精神、造反有理的大眾民主與監督意識,實現其所預想的移風易俗的文化革命理想。
想當年,毛澤東在其文化革命后期,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有許多人不解,認為,阻礙社會發展的是當時的所謂走資派,而死去二千多年的孔子又礙什么事,感到疑惑不解。只到孔子的雕像樹立在天安門廣場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殘存在人們頭腦中的封建傳統思想與走資派一樣,同樣是社會發展的大敵,同樣需要肅清。
幾千年來,大多數中國人沒有通過孔子學說改變自已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現在也不可能。毛澤東之所以成功,就因為他發現了孔子學說的局限性,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植入民主政治的基因與科學發展的因素,將其發展成發動大多數人民群眾,覺悟起來,團結起來改變其命運的全新的民族文化。并且取得了成功,使人民由弱勢變成了強勢。毛澤東當年語重心長地說,要我們大家起來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并且將文化大革命定義為群眾自已解放自己,意義就在于將這種文化扎根于人民群眾中間,變成人民群眾自已的文化。
很可惜,這種初衷被大多數人民群眾所誤解,不少人將這場革命理解為毫無原則的內亂。到現在,清宮戲到處唱、國學論語更加暢通無阻,孔子學院到處建,并且建到了國外,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粉墨登場,傳統文化弘揚到了最高潮。
這些都是我們這些弱勢群體政治弱勢的地方。大家試想,這樣的事,在法國會發生嗎?美國會發生嗎?
自己解放自己----毛澤東文化的精神所在
在毛澤東看來,他的政治思想,文化觀念,只要通過群眾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變成群眾自己的革命需要,自覺的精神追求時,他的政治理念、文化意識才能變成一種社會大眾成員廣泛接受的社會思潮,價值觀念,并被社會成員傳承下去。也使毛澤東個人的思觀想念變成大家共同觀念。這一個活動并不是一個政黨、社會團體大包大攬所能解決的問題。只有通過群眾自己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才能有所體驗,有所認識。事實上,在毛澤東當年的許多政治活動中,都運用到了這種理念,方法,比如說當年的土地改革,按說也可以采取后來土地承包的推廣方法,以政黨牽頭,政府組織,自上而下地將土地,從封建地主手中分配到群眾中,但是,毛澤東沒有采取這種方法,而是廣泛發動人民群眾,通過人民群眾自已的政治運動,將失去的土地奪回來,達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的。
因為毛澤東發現,即使群眾經過了土地改革的激風暴雨,打政治上還倒了地主階級,從經濟上翻了身,但是在沒有全面翻身,仍然沒有認識到自已已是社會與國家的主人,奴性意識仍然濃厚,不能有效地行使主人公權利,監督國家行政,仍然有可能失去主人公的強勢地位,變成弱勢群體的可能。
很可惜,當年毛澤東的思想境界太高了,遠不是還沒脫離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普通社會大眾所能理解的,大家沒有把他當作一位思想境界極高的思想家、教育家來看待,而是把他當作君主與救世主,以感恩的心來看待他,并盲目服從他的號召。掀起了一場政治造神運動。在運動中,又被一些遠沒有脫離中國傳統官本位文化影響的政治小人所利用,使得文化革命變成了一場傳統的爭權奪利的運動。在那個時期,能夠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或許只有他本人。
于是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全面崩潰,而新的價值體系又無法建立起來。這樣,中國的社會文化日益走向封建化與殖民地化。毛澤東當年倡導的政治文化得不到推廣,而其擔心的另一面卻由于反對派大力倡導,大行其道,于是其生前的各種預言不斷驗證。這樣,有良心的中國人才不斷“想”起毛澤東當年的各種政治文化革命努力,想起了毛澤東當年所提出的“群眾自已解放自己”的良苦用心。。
毛澤東的文化價值觀就在,他的文化觀念是群眾自已的觀念,只有當群眾普遍象他一樣,具有獨立自主的創業精神與發展觀念,團結友愛的集體意識、實事求是、辯證分析的科學觀點、踏實認真的工作作風、不斷進取的創新精神,以及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政治意識,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時,中國人民才能從政治上翻身,經濟上獨立,精神上駕馭自已,才能使人民真正的自強自立起來,自已做自已事業上的主人、精神上的主人、政治上的主人與社會生活中的主人,并形成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指導人們的政治經濟生活行為,監督國家行政,使整個社會生活朝著健康的、科學的、向上的方向發展。
現在,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價值觀念都會爭先跳出來,爭奪先進文化新坐標地位,爭取人們的思想認同。普世價值觀念是西方民主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新國學也是傳統的價值觀在當今社會的反應。這些觀念都在接受著社會實踐的檢驗。激烈的社會矛盾,網上激烈的思想交鋒,社會上空前的自然危機、經濟危機與國家政治危機,人們所承受的各種痛苦、熬煎正檢驗著這些思想觀念的優劣。毛澤東的思想、文化觀念正伴隨著中國空前的各種危機、災難走出毛澤東個人的頭腦、書稿,擴散到人民大眾中間,接受社會的檢驗,變成大家共同的意識,變成一種社會思潮與文化意識。
毛澤東當年說過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也驗證了毛澤東自己的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在當今社會發展的一個過程。毛澤東文化正以歷史的反復,社會錯誤觀念的選擇以及思想反思等多種方法被人們從反面進行認識。真金不怕火煉,我們相信毛澤東思想及其精神文化的歷史進步性,代表了人類先進的文化,也相信這種文化能夠在人們的多種選擇中最終被人們普遍接受,歷史最終回歸毛澤東文化路線。
今年春晚有一個亮點,就是兩個農民工演唱的《春天里》在社會上走紅。《春天里》里不僅反映了當代農民工老無所依的精神熬煎,極其低下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困境,同樣反映了人們價值觀念缺失的迷茫。反映了人們迫切需要找到新出路的焦極心情。這也是傳統的價值觀念、國外普世價值觀以及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觀相互交鋒的結果。中國幾億農民工不可能長期生活在極度傍徨與絕望的冬天里,他們極需要溫暖春天的到來,需要得到普天陽光的照耀。因此,改變困境也成為他們迫切的要求。而在當今社會,主張“尊卑有序”的孔子國學救不了他們,主張“叢林法則”的西方競爭思想也救不了他們,只有主張自立自強、團結奮斗,與困難作堅決斗爭,并最終取得成功的毛澤東思想,成為他們唯一選擇的道路。這盞熄滅了很久的歷史明燈不久就會重新燃燒起來,照亮他們未來的行程。我們也相信,通過痛苦的選擇才找到毛澤東思想及其文化的中國人民,也一定會珍惜這份財富,將毛澤東晚年的人民民主社會實踐探索繼續下去,最終找到一條適合于中國社會發展與轉型的文化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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