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么說 “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1972年6月28日，毛主席在會見斯里蘭卡共和國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后天要打倒葉劍英。”毛主席又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有人認為，毛主席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是承認了文化大革命搞錯了，和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要求“支持左派”的觀點矛盾。然而真的如此嗎？讓我們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周總理總結的中國共產黨的十次路線斗爭史中首腦人物的情況：　　

——第一次，陳獨秀在共產國際提議國共合作時堅決反對，認為不能同資產階級政黨聯合。但是當他接受了國共合作的建議時，又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次革命論”，主張先由資產階級政黨領導民主革命，再由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放棄了共產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　　

——第二次，瞿秋白在國民革命失敗后，提出了“左”傾盲動主義，認為中國革命是所謂“不斷革命”；不承認大革命失敗后暫時處于低潮的形勢，認為當時的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不僅不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堅持“城市中心論”，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受挫后瞿秋白又灰心喪氣，臨終前寫了《多余的話》，宣稱革命經歷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第三次，1930年李立三提出“左”傾冒險主義，表現在：第一，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第二，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了。第三，堅持“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就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企圖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同時，反對資產階級。使剛剛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損失。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于組織暴動而把原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先后有１１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也遭到很大損失，先后丟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據地。建國以后，李立三又主張工會脫離共產黨獨立的“工團主義”，轉向了極右。　　

——第四次，羅章龍開始時追隨王明，到王明獨占中央領導權時又策劃另立中央，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931年1月17日，羅章龍掌控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黨團會議，會議認為四中全會是“繼續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精神”，要求共產國際撤換負有責任的代表，并宣布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鳳飛五人為“臨時中央干事會”，羅章龍任書記。　　

——第五次，王明在1931年上臺之后夸大中國革命反資產階級、反富農斗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急于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 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革命力量損失了90%以上，白區路線損失了將近100%。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宣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第六次，張國燾在國民革命中從“左”的一面反對國共合作，并認為應該由無產階級單獨領導，宣稱“農民沒有政治上的興趣”，農民運動“過激”、“過火”了，事實上排斥農民于革命之外，使無產階級領導權成為一句空話。1935年10月5日，他公然成立第二“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組為“北方局”，并報告他批準，同時宣布開除毛主席、周總理、張聞天、秦邦憲的黨籍，通緝葉劍英、楊尚昆等人。1938年春，張國燾借國共共同祭掃黃帝陵的機會，鉆進國民黨的汽車，逃到西安，后轉往武漢，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他對蔣介石說，“兄弟在外糊涂多時”。隨后，他幫助國民黨特務組織進行反共工作，徹底叛變。　　

——第七次，高崗在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城市時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勞資關系上都存在一些“左”的傾向，50年代初卻又爭權搞分裂活動，轉向了右的一面。　　

——第八次，彭德懷在紅軍時期攻打贛州和抗戰時期百團大戰中都存在一些“左”的傾向，50年代也曾從“左”的一面大反教條主義，50年代末又轉向了右的一面。　　

——第九次，lsq1947年在土改中亂打亂殺，1957年搞反右擴大化，1958年在全國大搞浮夸風，60年代初卻又搞“三自一包”，轉向了右的一面。　　

——第十次，林彪60年代大搞“左”的形式主義，九大前夕卻又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終又發展到反黨叛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　　

……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十次路線斗爭史，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開始時都是“左派”，后來都轉為了右派，站到了革命的對立面。　　

除了十次路線斗爭的代表人物，開始時是“左派”，后來轉為了右派的人很多。一個代表就是胡耀邦的親信阮銘。此人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蘇金山縣，194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至1961年之間，調任為北京日報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傳部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這期間以“極左”面目出現，殘酷迫害知識分子。1977年應胡耀邦的邀請，到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工作，擔任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于北京召開，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也為中國在政策上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遺案，阮銘因“三種人”問題（打、砸、搶）被開除黨籍。1988年阮銘赴美不歸，賣身投靠臺灣間諜組織。1997年阮銘任臺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此后因經常發表極端激進的臺獨言論而獲陳水扁賞識，2004年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 他混入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之后都有過火表演，因而被公認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紅”角演得發紫，“藍”角演得發青，“綠”角演得發黑。　　

另外還有吳敬璉、任志強之類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都是打砸搶最積極的“左派”。　　

試問，王明、張國燾、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左派”，難道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嗎，難道他們的實質不是反革命嗎？毛主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要求“支持左派”，難道是要求支持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左派”嗎？　　

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左派”大搞所謂“全面出擊、打倒一切”，其“打擊一大片”的目的恰恰是“保護一小撮”：就是稍微有點常識的人也能明白，放著大敵不管卻到處亂打亂殺、眉毛胡子一把抓給自己四面樹敵是犯蠢。毛主席一直強調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左派”對準整個黨、對準全體干部群眾、對準整個社會胡來一氣，弄得人人自危，恰恰是混淆了主次矛盾，為主要目標加了一個保護傘。　　

實踐中，毛主席也從來沒有支持過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大搞所謂“全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左派”：

——“十六條”特別強調“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1966年底中央有一個通知，禁止在城市農村搞那種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語錄畫像的“紅海洋運動”。　　

——1968年毛主席有個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飛機（另一種說法是“還我飛機”）。像章熱從此煞住。　　

——毛主席一直反對“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X。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后XX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主席，而是丑化毛主席。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　　

……　　

因此，毛主席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后天要打倒葉劍英。” “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要求“支持左派”的觀點毫不矛盾。大搞所謂“全面出擊、打倒一切”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從來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對象。他們和右派不過是披著兩張皮的同一伙人罷了。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左派”后來都轉為了右派？為什么說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本質上是反革命呢？大體有這樣三種情況：　　

第一，本身就是反革命的特務。他們故意打著紅旗反紅旗，有意通過“全面出擊、打倒一切”孤立革命者，后來轉為右派不過是暴露了本來身份。這些人是極少數，但是往往是領頭的，破壞性也最大。　　

第二，是投機者。他們參加革命不過是一場賭博，宣稱自己“最最革命”、“徹底革命”是為了爭奪領導權，后來實踐證明他們的一套行不通，他們便轉入了右派繼續投機。“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首腦和骨干往往是這些人。　　

第三，是支持革命但被蒙蔽的干部群眾。他們有真誠的革命愿望，但是又有想一口吃個胖子的急躁心理，因此也跟隨了表面上“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全面出擊、打倒一切”。這些人占了“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中絕大多數。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掩蓋他們的行為是破壞革命、危害革命這一實質，只能說是好心辦壞事，想革命卻幫了反革命。一些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醒悟，另一些人仍然保持一口吃個胖子的急躁心理，又被右派利用。　　

毛主席說的“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主要指前兩種，也包括部分長期被蒙蔽不醒悟，破壞革命的行為嚴重的第三種。　　

這些本質上是反革命的“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大體上有五個特點：　　

第一，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嚴重，滿嘴馬列語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像毛主席寫的文章都是通俗易懂的，很少有馬列語錄，而王明的文章都是一大半引用馬列語錄的黨八股，只有極少數人愿意看。　　

第二，不懂的分化瓦解敵人，全面出擊、打倒一切，其“打擊一大片”實質是“保護一小撮”。　　

第三，對人民群眾毫無感情，總希望局勢再壞一點、人民群眾再苦一點來“創造革命條件”。像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在30年代前期就大搞所謂“徹底無產”，阮銘、吳敬璉、任志強這些“左派”也大搞打砸搶。　　

第四，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把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在30年代前期的表現最為典型，文革初期阮銘、吳敬璉、任志強之類也有類似表現。

第五，口頭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口頭上“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調門比誰都高，但是一到實際工作就膽小如鼠。像王明大批毛主席“右傾”，自己卻連參加游行、罷工都不敢，躲到莫斯科指揮革命。　　

近來，出現了一股從“左”的方面反對毛主席的歪風。像張聞天的秘書何方，近來大肆為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左”傾錯誤翻案，還有人為lsq在四清運動中“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左”傾錯誤辯護。這種現象表明，我們左翼力量的工作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某些右派也不得不扛起紅旗自稱“左派”，妄圖再次祭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法寶攪亂左翼。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真學習毛主席和周總理總結的中國共產黨的十次路線斗爭史，同阮銘、吳敬璉、任志強之類本質上是反革命的“最最革命”、“徹底革命”的“左派”斗爭到底。我也相信，這些本質上是反革命的“左派”的真面目很快就會暴露，大多數受他們欺騙的人也很快就會醒悟。　　

最后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有兩個在白區工作的人，一個天天喊自己是共產黨，另一個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猜猜誰是真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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