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崇拜達到我們精英癡迷的程度。在他們看來，西方什么都好，我國什么都不好，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談到經濟改革，一個是外國的股份制公司，另一個是私有化，被他們吹上了天。在中國青年和經濟界很有市場。是的，外國股份制公司確實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股份制公司興起的秘密又在什么地方呢？　　

經濟學家們說，在于私有制。是的，現在他們正在大張旗鼓地私有化。但是他們不能解釋，人類發展幾千年來，私有制一直在起作用，為什么只有到近代以來，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西方商業公司興起時，經濟才突飛猛進。　　

經濟學家們解釋，要發展民營經濟，破除政府與官方對經濟的干擾。但是他們不能解釋，在東印度公司發起與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官方起了多大的作用。他們甚至不能解釋，如果不是當初葡萄牙政府的大力支持與組織，就不會有新航線的開辟，如果不是有西班牙政府的支持與組織，就不會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自然也就沒有什么資本主義的興起。　　

經濟學家們解釋，是自由起了作用，可是他們不能解釋，為什么現在中國農民自由了，可是他們的經濟也沒有發展起來。也有許多大學生現在失業，也很自由，但是他們哭著喊著要擠到不自由的公務員與國企行列中去。他們甚至也不能解釋，為什么同期阿拉伯人也很自由，但是為什么在商業上會被西方擊敗。　　

這些迷是中國的經濟學家解釋不通的。　　

他們甚至不能解釋，自從經濟改革采用他們的私有化路線后，中國的企業不但沒有好起來，而且日益破產，即使民營企業也不得不走到投靠外資才能生存的道路。中國的學生，自從相信他們的民主自由學說后，喪失了生存能力與思考能力，最后變成外資的廉價勞動力。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在維護本國人民的利益。沒有一個國家象中國精英們所主張的那樣，極力開放本國資源，為外資服務。即使國家遭受戰爭威脅，仍有人愿意為侵略者帶路。　　

本人試圖以東印度公司的發展為例，解開17世紀開始，以印度公司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是依靠什么興起的這個迷。東印度公司我們本來不愿意提。但是資本主義在當代青年和經濟界有很大的市場，以他們癡迷的資本主義說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僅僅如此而已。　　

現在借著韓毓海先生所寫的《五百年來誰著史》，我就開始下文的分析。　　

        從荷英東印度公司說起　　

------談股份合作經濟在資本主義崛起中的作用　　

最近，我正在看韓毓海先生所寫的《五百年來誰著史》。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韓毓海先生認為，中國國家組織能力的下降與金融主權的喪失是明代以來近五百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韓毓海先生以晉商在近代以來的沒落為例，說明，由于中國商業資本不是投資于戰爭，不是與國家機器相結合，而是投資于市場與貿易，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到現在，誰也不能不相信這樣的現實，山西晉中地區一個個的“大院”，正述說著中國商業資本曾經有過多么輝煌的歷史，而在步入近代以來，又留下了多么令人嘆惜的一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已被歷史所證明，對此偉人毛澤東也曾經有過精辟的論述。但是，我們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何軟弱，與同時期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崛起相比較，他們還缺乏什么，才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結合荷英東印度公司的崛起史，進行了反復思考，想作一個比較說明。　　

一、 惡貫滿楹的英荷東印度公司　　

一提起東印度公司，我們中國人就氣不打一處來，只想朝它上面吐口水。這個商業機構太可惡了。我們的國門就是被它打開的，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也是由它運進來的。因此，國人記憶憂新。現在拿它來說事，可能效果不太好。　　

是的，這個機構的確沾滿了亞洲人民的鮮血。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這個機構也太重要了，因為它是現在資本主義商業公司的開山鼻祖，現代國際社會上發展風頭正緊的跨國公司都帶有它的影子。　　

我常常將它與中國的日升昌、大盛魁等晉商商業機構作比較。雖然東印度公司與日升昌、大盛魁等晉商商業機構各領中西方商業風騷數百年，并且日升昌、大盛魁等晉商商業機構比起東印度公司口碑要好得多，但是笑到最后的卻是東印度公司，而不是日升昌、大盛魁等晉商商業機構。到現在，人們只能通過參觀晉中“大院”的方式來追思晉商昔日的風光，而東印度公司則演變成一個個在世界各地呼風喚雨的跨國公司，它所創立的管理規則正成為各個跨國公司效妨的榜樣。　　

正如有人所言：　　

東印度公司雖然已經變成了一道歷史的風景，但它留給西方商業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把人類在軍事上積累了幾千年的經驗帶進了商業運作，這些經驗包括決策精準及時，組織結構高效，后勤供應充分，鼓舞士氣恰當，還有情報收集和運用得當。　　

正因為跨國公司以及它所運用的公司治理模式，成為了我們一些海歸派精英們所崇拜的對象，并力圖把它運用于商業運作與經濟管理實踐中。但是遺憾的很，西方人運用東印度公司以及它的治理經驗十分成功，它打造了一個個攻城掠地的威風老虎，而我們的精英則邯鄲學步，不但沒有學會人家的經驗是什么，而且連自已傳統的經驗都忘了呢？東印度公司發展的秘密在什么地方呢？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于我們今天的借鑒，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關注的地方。　　

二、一群力量弱小的商人，聯合起來組建規范的股份制公司　　

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于1600年12月31日，它是一個由英王允許組建，特許的私營公司，集政治、軍事、商業為一體，其原始的組成人員有皇親國戚、地方大員，還有幾百名驍勇善戰的騎士（也就是軍人），其目的是獨家從事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活動，主要經營的物品有香料、棉花、絲綢、茶葉和鴉片。到后期，除了貿易，該公司還被授予軍事和行政權力代表英皇管理印度的殖民地。　　

從字面意義上看，東印度公司已不是一個純粹的“民營企業”，里面參雜有皇親國戚、地方大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同時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公司，集政治、軍事、商業為一體，也就是說，從資本主義崛起時，就不是純粹的“政企分開”，而是“軍政企一體”。它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整合當時的各種資源，來為商業運作保駕護航。因此說，整“合”各種資源于一體，而不是“分”而又“分”，這種運作模式是它發展的一個關鍵。 　　

就是現在，在當代社會，誰見過純粹的“民營”企業發了財了？哪一個不是“官商”結合，商人拿自已的“商業資源”與“官場的權力”結合在一起發財。從某種情況下，“公司”是“私”（商人）與“公”（官員）的利益共同體，而不是純粹的“私有化”公司。這在早期資本主義崛起時已得到了證明。　　

東印度公司雖然是一個皇家授權的壟斷企業，但它也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金融操作和管理。剛開始它采取的一種按船隊融資的股份結構，后來過度到整個公司的有限股份制（1657年）。17世紀末（正式股票交易記錄從1693年開始），它的股票就開始在倫敦非正式的股票交易場所公開交易，后來成為倫敦股票交易所成立后的（1773年）最早一批交易股票之一。這些特點，除軍事強權以外，也正是現代成功的跨國企業所具備的要素。可以說東印度公司讓商業從家族小商小販時代躍遷到現代：大規模的、全球化的集團操作。　　

股份制公司管理是東印度公司發展的最主要特點。股份制從實質上就是一種“合作制”，當然不是“勞”與“資”的合作，而是“資”與“資”的合作。由一個個擁有獨立產權的家族小商小販時代躍遷到共同擁有“公司產權”的現代公司階段：即大規模的、全球化的集團操作。　　

說到合作，表現最典型的還是同時期的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又稱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個股份制公司，它以政府為第一大股東，向全體國民集資成立，（符合我們現在的條件）成立于1602年3月20日，1799年解散。   　　

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于17世紀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當時的歐洲各國興起海上冒險，探尋世界地理，更發展外海的商機。16世紀的葡萄牙在東南亞地區已有殖民地與商業發展，1560年代，一群荷蘭商人派浩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 ?-1599)至葡萄牙刺探商情，浩特曼回國后這群商人便成立一家公司，利用這個資訊往東印度地區發展，從1595年4月至1602年間，荷蘭陸續成立了14家以東印度貿易為重點的公司，為了避免過度的商業競爭，這14家公司于是合并，成為一家聯合公司，也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當時的國家議會授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麥哲倫海峽具有貿易壟斷權。　　

這是荷蘭東  印度公司成立的最主要原因。再看看我們晉商時代（同時代）的大盛魁商號，它是一家經營蒙古草原貿易的商業機構，但是同期與它進行同樣貿易的晉商商號又有多少家？遍地都是從事同樣業務商號，操同樣口音的山西商人，它們會不會“過度競爭”，為什么不能象荷屬東印度公司那樣“聯合起來”力量大？我到過作為清代中國的“華爾街”---平遙，看到平遙滿街都是票號的遺址，我就在想當年的票號。當年日升昌誕生后，很快興起了多家票號。單是候氏所辦的“尉字號”票號就有五家，你說同是一個東家所辦的票號就分為“獨立經營”的五家，它們之間怎么不能象同時期的英格蘭銀行或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為眾多銀行家（銀行股東）投資合股的一家呢？它們就不怕“過度競爭”嗎？ 　　

和東印度公司一樣，原來按股份制管理的英格蘭銀行成為百年老字號，而各自為戰，過度競爭的平遙票號卻成為了歷史遺跡。我們可以想想，當商業發展到重要的歷史關頭，東印度公司或英格蘭銀行可以憑借政府參股的關系，得到政府的一次次政治支持、授權，轉危為安。而主張各自為戰的“民營企業”晉商票號，則陷入過度競爭、相互拆臺、相互削弱與不能統一行動的境地。更為悲慘的是，特別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它遭到當時清政府的無情拋棄。正因為它是“民營企業”，它的生死存亡與政府沒有關系。　　

到今天，這種狀況仍沒有改變。據郞咸平介紹，在前一陣暴出的“力拓門”鐵礦石事件中，我們單是小鋼廠就有38家參與鐵礦石進口業務，它們直接繞過了鋼鐵協會，自已跑去談判。而同期日本只有五家鋼廠參與進口業務，并且日本鋼廠還不是自已直接與鐵礦石供應商談判，而是通過日本商社代理談判。負責礦石進口談判業務的日本商社自已還直接投資鐵礦石供應業務，參與淡水河谷、力拓等三大礦石供應商業務及利益分配。也就是說，無論鐵礦石價格高與低，它都賺錢。因此，在國外鋼廠、商社與鐵礦石通過參股關系事實上成為一家的情況下，我們幾十家互不統一的鋼廠與對方一家談判，自然成為輸家。這也是中國當前對外貿易常見的怪現象，“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的原因。因為，我們過度競爭削弱了自已，將自已玩成了大數原則，而對方通過相互參股、利益均沾成形成了壟斷經營，結果完成了小數原則。　　

這就是東印度公司崛起史給我們帶來的第一個啟示。　　

三、“公司利益至上”還是私有制至上。　　

現在，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席卷全球，私有化的叫囂日益塵上。私有化的意思就是將原來屬于國家的財產，通過私有化的方式，轉移到個人名下，以便提高“經營者的積極性”與效率。這種解釋可能有幾分道理吧。但是到了一些歪嘴和尚那里，就成為了“虧眾不虧一”，通過各種手段將公共財產或他人財產轉移到自已名下的思維。用兩個字概況“分”與“奪”，直接明了地說，也就是個人利益至上。并且美其名日：西方人就是這樣干的。。　　

說到“分”，我們很可能會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包產到戶”的土地承包運動。小崗村的村民可能是“包產到戶”的先行者。十八個在集體經營時代什么也不想干的懶漢，通過私分集體土地的方式，將集體財產“分”到個人名下，以便刺激“勞動積極性”。開了中國由集體經營向個體勞動倒退與私分集體財產的先河。這種先河一開，人心思“分”的中國農民就再也沒有組織起來，成為了一盤散沙的“弱勢群體”。這也為歷史所證明。那“十八個懶漢變勤漢”的典型到現在還在那里丟人現眼地擺著呢。　　

當年，荷蘭資本家開始組建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時候，如果聽到中國這十八個懶漢的言論，說不定還真不會聯合起來組建東印度公司，而走中國晉商大盛魁的道路呢？　　

認真分析股份制企業經濟結構，我們可以發現，從思想意識上講，股份制兼有“私人經濟”與“合作經濟”兩方面的特點。在股東入股前，其資產屬于私人占有，如同獨資經營，屬于私人經濟。當股東決定投資某個公司時，其投入的資產就融入了公司的整體資產中，這里面不光有自已的投資，而且還有其它股東的，是共同的合股資產。這里面就產生兩個產權概念：即“私人產權”與“公司產權”。與此相對應的思想意識也是兩個即：“私人利益”與“公司利益”。 　　

股東關心自已的私人利益是應該的，這也是“私有制”能夠調動經營者積極性的原動力。股東可以處置屬于自已的那一份“私人產權”財產，即股票投資額，可以轉讓、出售，也可以增持。可以通過規定的途徑對公司經營進行監督、管理。但是股東不能對“公司產權”的其它部分，即超出自已投資額的其它產權進行處置。因為這是屬于其它投資者的公共財產，否則就是侵犯其它投資者私人產權的行為。因此，在股份制公司中，股東的行為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東印度公司的誕生，催生了股份制公司的管理規則，首先帶來了價值觀念的變化。創立了“公司利益”這個概念，并提出了處理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關系的原則，即股東（私人）自覺維護公司利益，并通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股份公司的建立，不僅僅是擴大了經濟規模，而且調動了公司內各股東共謀公司利益的積極性，增強了公司的凝聚力，整合了公司的內部資源，使各方面都為實現公司整體利益而統一行動。這樣做的結果，是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從個人經濟行為向群體協作邁進了一大步。　　

其次為股東行為及經營管理者制定了嚴格的行為規范，維護了公司正常運行秩序。這種規范通過訂立公司章程，確立公司治理結構，規范公司成員行為，構建群體協作的運行秩序而得到體現。它的結果帶來了公司成員的行為規范、有序合作，秩序正常，機構運行最優化，既實現公司利益最大化，又確保了股東利益不受侵犯。使合作（股）經營能夠正常進行下去。　　

再次，理順了股東意見的表達途徑。這種途徑體現為同股同權、平等對待，股東通過公司治理結構參與經營、監督、管理，以及入股自由、轉讓自由的利益退出機制。與東印度公司同時興起的還有資本證券市場的興起。這種市場興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強化與保障了股東權益，分散了股東投資風險。從而使得股份公司迅速擴大并成熟起來。　　

對于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成長，我們的精英們只看到了西方公司強調表達“個人利益”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其維護 “公司利益”的一面。只看到了一般公司中組織成員勞動積極性不高，“個人利益不能實現”管理缺陷的一面，而不能看到，只有優化公司管理規則、規范股東行為、平等對等股權、維護公司管理秩序，才能實現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因此，在各種“改制”中，片面地強調個人利益的重要性，而無視公司整體利益的存在，并不斷強化這種觀點，以便在所謂的“制度創新”中，片面強調私人利益，引導人們在考慮企業管理問題時過多地考慮自已的得失，而不去考慮公司整體利益的存在，以及他人利益是否受到損害，因此，在價值取向時，以傾向個人利益為主的動力機制，以私人瓜分集體利益為主要行為特征，在具體操作時，以違規操作為主，形成了一種小集體坑大集體、個人坑企業、管理干部多占多分的制度改制傾向與利益分配格局。　　

以致于在具體的改制過程中，我們常常看到：大股東侵害公司行為、MBO內部人操縱、國企改革過度減人增效等一系列問題。最終導致大量公司虧損、破產，上市公司成立圈錢工具，中小股東、公司員工，債權人（銀行）利益受損。
    更為重要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第一輪公司制改革中，由于私人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與操作中的違規行為嚴重存在，因此到處存在著：企業領導以及管理人員并誘導公司員工共同侵害國家股權的行為存在，以及強迫職工入股等情況。由于中國人對于股份制公司管理知識缺乏了解，加上管理者對于員工不切實際的承諾，以及個人瓜分集體利益的心理作怪。于是在公司改制時普通員工就放棄了股東權利。使得原本一次以明析產權、明確責任、科學管理、優化機制為初衷的公司制度改革就演變成了一場以小集體坑國家，私人坑集體的國家利益掠奪運動。　　

這種改制的后果也是極其嚴重的。我們知道，在這次改制中，國家股權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普通職工也為改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當年許多職工為了入股，到處借款籌資，拿出了多年積蓄的家底。但是，產權還是沒有明晰，管理卻更不規范，企業經營秩序一片混亂，即使減員下崗再切實執行，但是企業仍然不能起死回生。有許多企業，正是在實行股份制，許多職工拿出家底入股后破產的。演變成了純粹的私人家族企業。一些精英將國企不死不生的現狀歸結于國家持股問題。認為仍然沒有實行徹底的政企分開。后來搞出了“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概念。也就是引進外資改造國企的問題。于是就出現了目前這樣國退外進的問題。　　

當然，民營企業也有大的發展，比如發生 “通鋼事件”，就是建龍集團（民營企業）吃掉國企問題。當時，人們只強調了“國企改制”問題，希望通過低價賣掉國企甩包袱，好象可以改進企業管理，可是不知道，當年的通鋼也是經過股份制改造的，這里面有國家股，也有職工股，在政府有關部門決策甩包袱的時候，知道不知道，股份制公司管理的“同股同權”原則，將職工的股權改制掉，本身就是違反股份制公司的治理原則？“同股同權”精神既失，則股份制公司的“合股”意義不再存在，公司產權即失去了凝聚力。這樣，國內企業無論怎么改都改不好，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最后都要被迫走向變賣資產，投靠外資的老路上去。這也是中國股份制企業不能發展起來的主要原因。　　

有人一直認為，政府持股，國家經營是中國企業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千方百計欲將其“私有化”。事實上，我們考察荷蘭東印度公司崛起史，就會發現，“國家”在東印度公司發展史上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公司成立時，政府是公司第一大股東，“政府持有股份,有為戰爭支持薪水,與外國簽訂條約,鑄造貨幣,建立殖民地等權利,在近200年的時間里,在世界貿易中有重要影響力,每年給政府分紅18%,直到1800年公司正式解散,其財產和債務由巴達維亞共和國(BatavianRepublic)承擔”。（見：荷蘭東印度公司）　　

可見，政府持股不是重要問題，一些人的貪婪與自私才是影響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正如中國古語所云：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卿卿性命。　　

四、中國歷史上的國債制度為什么建立不起來　　

這里所說的國債制度不是現在的國債制度，而是明代以來近五百年時間里的國債制度。我們知道，在明代崇禎年間，中國已是世界上的經濟超級大國，有大量的白銀進口，有學者估計，那時有近世界產量一半的白銀被輸進了中國。可見，民間財富已積累到什么程度，可是為什么當時在進行明清戰爭時，明政府財政還捉襟見肘，揭不開鍋呢？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明朝的滅亡，事實上就是被一場明清民族戰爭拖垮的。由于政府為明清戰爭支付戰爭費用，不得不向民間征收“遼餉”，由于農民不堪重負，不得不揭桿起義，明政府又為撲滅各地起義，再向民間征收“剿餉”與“練餉”，進一步加重人民負擔，迫使人民進行更大規模的起義，最后把明政府淹沒在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中。事實上，一場明清戰爭就把明政府送上了西天。　　

而同期，西方進行了多少次戰爭？哪一次戰爭不支付戰爭費用？但是，為什么同樣進行戰爭，西方人還進行頻繁的戰爭，戰爭沒有壓垮西方國家政府，反而通過戰爭，發展起了一種經濟模式？即韓毓海先生所說的“戰爭與金融相結合的資本主義模式”？　　

韓毓海先生認為，1567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折點，也就是西班牙殖民者到達菲律賓，開始架設跨太平洋貿易商路，與中國開始做生意的時候。正是在這一年，明政府隆慶皇帝決定開放海禁，與外國做生意。從那時起，中國的貨幣政策就開始偏離航線，將希望寄托在外國進口白銀上面。　　

歷史是公平的。我認為中國的失敗，并不失敗于對外貿易與白銀進口。我們不難看到，正是從那時起，中國的優質商品才越過大洋大陸，周游世界各地。中國從那時起，才能被稱之為經濟超級大國。　　

中國的失敗，就失敗在中國沒有建立起基于國家信用的國債制度。架起一座國家政權與民間資本溝通聯系的橋梁。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能夠發展，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基礎上的。借錢還錢，遵守承諾，是信用制度的基礎，支付利息，借本生息，是資本主義信用制度能夠發展的原動力。也就是無利不起早的意思。假如說，一個人借錢不還，那么誰也不敢再向他借錢。　　

當時的西方銀行家，也就是韓毓海先生所說的“地中海資本家”，之所以敢于將資金借貸于同時期的西班牙國王，供他進行戰爭，是因為他們相信西班牙國王一定會償還他們的借款，并支付他們利息。這是因為，其一，他們知道西班牙國王一直在進行戰爭，戰爭需要昂貴的費用，國王不得不求助于他們，如果國王失信，下次將籌不到費用；其二，西方的武力均衡原則起了作用。地中海資本家與西班牙國王身處兩個國家，而且當時還有英、法等國也進行著與西班牙國王同樣的殖民事業。如果西班牙國王得罪地中海資本家，他們將轉而資助其它國家，使這些國家成為西班牙國王的競爭者。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地中海資本家將西班牙國王看作是可以借款的對象。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起了作用。　　

通過借款，地中海商人成為了向國家財政借款的資本家，他們的借款行為也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投資事業。因此，支付國家的資金是源源不斷，從而使得當時無論是西班牙國家，還是英、法等國都能支付起長期的戰爭費用，而不擔心籌不到戰爭費用。　　

而當時的明政府崇禎皇帝則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他一直為戰爭費用發愁，只到最后，他還是被戰爭費用壓垮了。為什么？當時中國是君主專制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皇家的，他向臣下征收費用，當時叫進貢，不存在還錢的道理，更沒有人敢向他提出支付利息的問題。這樣，雖然征收費用理直氣壯，但是也堵死了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建立的通路。因為作為聰明的臣民，誰都明白支付皇家費用是白支付，肉包子打狗，因此誰也沒有支付這筆錢的積極性，面對當時巨額的戰爭費用，即使是當時腰緾萬貫的大戶，也極不情愿支付這部分錢，因此眼看著明政府因戰爭費用而拖垮倒下。當然，富戶沒有變成資本家，白銀在那時沒有生息之地，只好窯存。　　

自然，崇禎皇帝也沒有向臣下借款的念頭，更不愿通過與臣下達成平等協議，建立信用，不會通過每借必還的行為，建立在臣下面前的信用，使得臣下能夠變成資本家，使得貸款源源不斷而來，從而支付他將明清戰爭打下去。而不用去征收什么“遼餉”，搞得民怨沸騰，最后將他淹沒在人民革命的大海中。　　

這就是西班牙國王與明皇帝不同的地方。西班牙國王沒有崇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高高在上的觀念，同樣沒有借款即進貢的朝貢意識，他只是以平等的身份與貸款人達成協議，明確表示，借款還錢，支付利息，明確告訴人家，借款還錢，有利可圖，就使得貸款源源而來。解決了戰爭籌款的大問題。而崇禎皇帝即使權力再大，可他也難從富民手里挖出錢來，解決不了迫在眉睫的戰爭籌款問題。結果要了他的身家性命。　　

現在，我們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看歷史，國債制度建立不起來，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來，在國難當頭，不能通過資本主義信用制度調動富戶投資戰爭的積極性，使他們窯存的白銀變成資本發揮作用，于是中國支撐戰爭的重心就不是上層的富有階層，而轉嫁到下層沒有收入，或很少收入的平民百姓頭上。當他們不堪重負時，人民革命爆發就成為必然。　　

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如果你不能對下層人民建立起啟碼的信用，不能取得人民真正的信任與擁護，即使是腰緾萬貫的財主，也不會主動拿出他們的財產，投資國家的公共事業。　　

與中國方式相反，西方國家走了另一條道路。由于借款需要還本，支付利息增加國家開支的壓力，西方國家不得不另走一條發展道路，千方百計來考慮還本付息問題。于是，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也就發生變化。國王日益將自已變成一個賺錢的資本家，國家的財政職能也發生變化。在國家的財政收入中，除了傳統的稅收收入外，對外殖民掠奪與參與海外貿易也日益變成了國王以及國家日常的財政收入。同時“借新債還舊債”而繼續發行公債。　　

比如說，西班牙國王，主要通過當時對外殖民掠奪，占有美洲的巨額財富。英國、荷蘭、法國等國紛紛通過對外殖民，進行海外貿易，而獲得巨額利益。英荷成立東印度公司，頒布特許狀，參與公司利益分紅，也是那時國家參與海外貿易的典型事件。他們將對外貿易、或殖民掠奪看作是自已的投資，這樣戰爭也是一種有利可圖，奪取殖民地的手段與事業，成為可以投資的對象。因此，國王進行的戰爭就有了資金的保證與商人社會的支持，戰爭不但能夠進行下去，而且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演進的推動器。而不必發生象中國皇帝那樣的擔心。　　

正是因為公債制度架起了一座私人資本與國家政權的橋梁，因此，民間資本才與國家政權聯成了一體，共同加入當時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事業中去。因此，各方資源不斷整合、力量不斷集結，機制不斷形成，制度不斷創新。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西方人以極大的熱情，不斷涌向海外殖民，遠洋貿易事業不斷向前發展，資本市場不斷成熟，國家財政制度不斷完善，銀行家與股份制公司不斷壯大、各項經濟制度不斷演變、技術改革層出不窮，最后共同推出第一次工業革命。　　

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崛起過程中，國家機器日益與資本家，以及象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合股公司”結合在一起，變成了利益共同體，資本家以投資方式參與國家事務，不斷增大自已的發言權，他們的政治觀念也發生變化，在上層建筑，發生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英國的議會制度、內閣政府、選舉制度等等民主事件，從而使英國的政治制度不斷演進。從而發展出今天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　　

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我們中國后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之所以走向失敗，原因不在于1567年隆慶元年的對外開放，不在于中國貨幣制度混亂，不在于中國將財政希望寄托在當時的美洲白銀身上。當時，中國的白銀進口夠多了，關鍵在于中國各方資源沒有整合，觀念沒有創新，無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還是腰緾萬貫的富人，誰也沒有想到應以平等的身份建立基于契約，并致力踐行的信用制度，相互走到一起，將中國的國債制度建立起來，使得民間的窯存白銀變成資本，在社會經濟中流動起來，發揮它的作用。由于國家信用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國家的職能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動作用，不但財政制度不能創新，而且起不到應有的組織社會、整合資源的功能，因此，國家的主權貨幣制度同樣無法建立起來。也就發生了如韓毓海先生所說的那樣。　　

而這些制度都不能創新，歸根結蒂，還在于中國人的思想還停停留在中世紀的農耕社會，官本位思想嚴重、封建特權意識嚴重、小農自私意識嚴重，遠遠沒有產生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成需要的平等公平意識、民主維權意識、法制與責任意識、開拓進取與合作精神等理念。封建特權思想不能打破，思維不能超出自私的束縛，清靜無為的享受意識不能被進取冒險的精神所代替，到現在，中國也沒有發展出自已的商業公司來。　　

結論　　

近代東印度公司的興起，代表著股份制商業公司的興起。股份制公司的產權基礎是私有制，這一點是幾千年來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但是東印度公司帶來了一個新變化，那就是把幾千年來互不相屬的個體經營融合到了一起，變成了基于私有制基礎上的合股經營，事情就發生了變化，帶來了合作經濟這個新生事物。同時也帶來了人們觀念上的變化，即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觀念的變化，使得人們在處理個人與公司利益時有了一個基本的行為準則，即個人自覺維護公司利益，并通過公司利益的實現而實現個人利益。因為這一點，所以資本主義的公司就具有了凝聚力，使得資本主義股份制公司成為許多人的利益共同體，變成許多資產者共同的集體事業，使得國家、軍隊、學校、科研院所、工廠、商店等融為一體，從而調動了許多人為這個共同的目標而統一行動。因此，資本主義的事業不但力量壯大了，而且隊伍擴大了，變成了社會的群體協作事業。　　

中國經濟學家只看到股份公司基礎產權私有制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合股經營的另一面，在他們看來，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個人占有制，因此，他們的觀念也發生變化，就是自私意識膨脹，眼里只有自已，沒有他人，因此，他們又將原先合伙經營的事業變成了個人家族企業，使中國的經營模式退回了中世紀。　　

因為他們自私意識的極度膨脹，使得他們在處理群體利益與群體行為時，只看到自已的利益，看不到別人的利益，他們也不打算維護他人利益，不打算為維護自已與他人利益而制定一些規則，并按規則行事。因此，他們也沒有象東印度公司發展過程中制定的那些章程、管理規則，并養成規范行為的習慣。因此，他們總也處理不好群體協作中的利益關系與行為準則。在經營一個商業公司，處理群體多人合作的公司事務時，總是不能建立合理有序的管理秩序，不能維持一個公司良好的運行。經營效果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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