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社會控制科技，而不能讓科技控制社會(全文)

曾飛

　　科學技術是人類手中的一種工具、一種武器，和任何工具與武器一個樣都是一把雙刃劍。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社會的事例不勝枚舉，科學技術禍害人類社會的事例同樣不勝枚舉。

　　空氣動力學與風洞等技術讓人類實現了飛天之夢，美妙之極；但無數飛機的翱翔污染了天空人們至少還能暫時忍受，但蝗蟲似的轟炸機讓英倫的城市，讓德國柏林、日本廣島、伊拉克大地頃刻間成了人間地獄，則慘不忍睹。

　　諾貝爾發明了烈性炸藥ＴＮＴ，最初用于采礦等生產開發，造福人類。但它后來被運用于戰爭，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可怕的災難。諾貝爾深為無法控制自己的發明而給人類帶來災難內疚，為了安撫自己受傷的靈魂于是拿出全部積蓄設立了諾貝爾獎，期望能鼓勵科技造福人類，而不是危害社會。

　　諾貝爾獎獲得者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成功地揭示了能量與質量之間的關系，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恒星能源來源的難題。為了反對德國納粹，愛因斯坦開始支持研制原子彈。但在戰后，因為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所以愛因斯坦開始為消除核武器建立和平政府游說，但這完全無效。他也只能自我安慰式地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將只會用木棒和石頭打仗了。”如今核武器不但沒有消除，而且成了人類社會隨時自我毀滅的噩夢。

　　農業科技，在科學家袁隆平手中成了保障國人糧食安全的利器。農業科技，在孟山都資本勢力手中成了用轉基因技術控制他國糧食命脈的利器，迫使該國的人民不得不下跪臣服。

　　人類社會必須控制科技，不能讓它為所欲為。科學技術禍害人類社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民生層面的禍害，其二是政治層面的禍害。

讓社會控制科技，不能讓科技禍害民生

　　 2010年11月20日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閆冰“關于反式脂肪酸的西式陷阱”報道說：“反式脂肪酸只大量存在于西點和西式快餐中，由于膳食結構的不同，歐美國家在反式脂肪酸上的擔憂程度本應遠超中國。然而，中國人膳食結構‘西化’傾向也已經非常嚴重…… 一則關于植物黃油危害的媒體報道，再次將反式脂肪酸推至風口浪尖——這個廣泛存在于國內食品市場中的‘隱性殺手’，終于脫離學術問題層面，上升為公共衛生領域新的爭議焦點。這不是反式脂肪酸第一次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2006年2月，麥當勞薯條在一次檢測中被發現反式脂肪酸含量達到8克/份，對比之前的數據增加了1/3。該事件直接導致了美國對反式脂肪酸更為嚴厲的管控措施，在國內亦引發軒然大波。 然而‘薯條事件’并沒有帶給國人以足夠的警示，反式脂肪酸在短暫喧囂后迅即回歸食品科學界。在等待建立標示制度前，消費者面對充斥著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市場，依然不知所措。……在兩位專家的報告中，中國人攝入反式脂肪酸的現狀觸目驚心。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在《膳食、營養與慢性疾病》(2003年版)中建議，反式脂肪酸應占每天總能量的1%以下，即每人日均限量2克左右。而多種國內市售食品均超過這一標準。根據傅紅報告中的調查數據，在共計167種被檢樣品中87%含有反式脂肪酸，包括所有的奶酪制品、95%的洋快餐、蛋糕、面包、油炸薯條類小吃等。約90%的冰淇淋、80%的人造奶油和71%的餅干中均檢出含有反式脂肪酸。”此外人們還知道，濫用科技，導致豬肉、雞肉含大量激素，蔬菜農藥殘留超標嚴重，飲食業“一滴香”之類的有害添加劑無孔不入……。因而有人驚呼，今天還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呢？ 

　　 2010-12-11健康網“女子賣服裝被衣服中染料熏倒休克”的消息說：“16歲的服裝營業員劉玲玲(化名)站在一堆漂亮的衣服中間，忽然休克了。原來，她對服裝染料中的苯胺過敏。……兩天來，該院已搶救包括劉玲玲在內的兩名過敏性休克的服裝營業員。一天前，一位60歲的營業員也因出現過敏性休克住進醫院。經檢查，原來是服裝染料的問題。劉玲玲對苯胺過敏，苯胺又從何處來？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皮膚科主任馮霞說，苯胺是一種化學物質，它的應用范圍很廣，主要用于印染、照相顯影、溶劑、制藥輔劑等，苯胺導致了劉玲玲過敏。”此外人們還知道，濫用科技，導致有害裝修充斥住房與汽車之中，一旦失火，人不是被燒死，而是被有毒煙氣所熏死。因而有人驚呼，今天還有什么處所是安全的呢？

　　《福州晚報》記者謝充靈報道：“福建多部門聯合發文禁止轉基因大米在省內銷售。福建省糧食局、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福建省農業廳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日前聯合下發《關于加強轉基因大米監管的通知》，通知稱今年來我省陸續接到市場銷售轉基因大米的報告，目前社會各界對轉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及潛在風險存在爭議，我國尚未批準轉基因水稻進入商業化生產，為確保人民群眾大米食用安全，我省要求各環節嚴查轉基因大米。我省要求各地增強轉基因大米監管重要性的認識，轉基因大米是指利用基因技術生產的水稻加工而成的產品，目前社會各界對轉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及潛在風險存在爭議。根據我國的相關規定，轉基因水稻生產需要獲得農業部頒發的轉基因安全證書，并通過品種審定，獲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后，方可進入商業化生產。不過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組織轉基因水稻品種鑒定，尚未批準轉基因水稻進入商業化生產。私自種植、加工和銷售轉基因水稻及加工制品的均屬違法行為”。

　　2010.12.7《福建老年報》報道：“轉基因大米會殺死雄性的精子，導致不育。這一點外國一家研究公司已經證實。轉基因的研究最先進的國家——美國卻明確規定轉基因食物不準進入人類的糧食市場。”轉基因大米會殺死雄性的精子，導致不育——帝國主義可怕的種族滅絕的生物技術戰爭的魔鬼就站在你眼前！(《我省禁售轉基因大米》)

　　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評論說：“僅僅幾周前，在中國買辦集團和美國生物資本集團操縱的武漢推廣轉基因主糧大會上，那些執意要把中華民族推向滅絕深淵的法西斯魔鬼還在瘋狂叫囂：‘轉基因主糧是總理批準的，不食用轉基因就是對抗總理，干部要撤職’。”

　　“不食用轉基因就是對抗溫總理，干部應該撤職”這是最近在武漢市召開的推廣轉基因研討會上提出的口號，文后附有這個研討會的報道。武漢召開的這個專門推廣轉基因主糧的研討會，聚集了全國幾乎所有轉基因領域的著名專家，就其與會人員而言，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國家級研討會，如此規模宏大、專家齊整的研討會，讓人想到了一直與轉基因和方舟子站在一起中國科協，特別是當研討會對地方官員發出“不食用轉基因就撤職”的威脅時，更加讓人感到了該研討會背后的巨大勢力。研討會的宗旨很明確，就是研究如何推廣和傳播轉基因食品，為美國生物資本開辟廣闊市場。與會專家認為推廣和傳播轉基因食品的最好辦法，就是把拒絕食用轉基因食品的干部，扣上對抗溫總理的帽子，進行撤職查辦。這個做法讓人們想起了改革初期，鄧小平、胡耀邦在強制貫徹家庭傳承包時的那句名言：“不換思想就換人”，今天仍然是沿襲這個舊有做法：不食用轉基因就摘烏紗帽。這可真是虎父無犬子、老子英雄兒好漢，中國科協在推廣轉基因時的強硬作風，絲毫不亞于當初老爺子推廣家庭承包制的狠勁。如果舉辦研討會的只是華中農業大學，即便是借給他們一百個膽子，他們也絕不敢威脅地方官員。現在這些基因專家膽敢威脅地方官員，其背后政治勢力之大，可謂是驚天動地。（紅網論壇，張宏良：《“不食用轉基因就是對抗溫總理，干部應該撤職”》）

　　這樣科技禍害民生的問題就上升到了政治的層面上去了，它成了美國殖民化中國奴役中國人的最可怕武器，也成了中國漢奸出賣民族賣國求榮的最可怕手段。在美國航母和揭底的恫嚇之后，中國的一幫官僚沒有退路了，不得不冒死加緊在中國推行轉基因大米，以滿足美國用糧食問題卡著中國人的脖子，“徹底解決中國”的迫切需求，以挽救美國資本主義危機嚴重化所帶來的危難。中國的這一幫官僚們的賣國行徑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在印度就有前車之鑒：“在沒有評估其安全性的情況下，轉基因農作物就在印度商品化。市場向嘉吉和康尼格拉（ConAgra）等美國商品交易巨頭廣泛地開放。印度在華盛頓的鼓勵下進口小麥，而不顧印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麥生產國。印度的國內谷物市場被美國跨國公司所占領，糧食安全被瓦解，而糧食價格大幅上漲。饑餓和營養不良顯而易見；因為印度有全球三分之一營養不良的兒童。美國跨國種子公司進入印度，導致資本密集型的美國農業生產模式的輸入，印度農民越來越多地使用化肥、農藥，從而產生債務。因此，即使是小農戶的生存都有問題，其中許多人自殺了……”

　　因此，張宏良教授高度評價福建省委省政府禁止銷售轉基因主糧的決定。他說：“再次證明了……中國***仍然具有選擇歷史的政治能力，只要我們黨想回頭，就完全有能力回頭！在**院農業部在全國推廣轉基因主糧的情況下，在美國軍演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在‘對抗轉基因主糧就是對抗總理’的政治威脅下，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這個決定可以說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如果沒有對中國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如果沒有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精神，是不可能敢于主動承受如此巨大壓力和風險的。”無私者無畏，福建的干部、廣大黨員和民眾不愧為英雄的中華子民。他們敢于捍衛民族的生存權！

　　對比之下，不顧民族安危的方舟子之流，專為美國與孟山都轉基因科技辯護，甚至把懷疑美國陰謀都當成了逆天大罪，堪稱民族敗類。“在轉基因商業化推廣過程的論戰中，方舟子是非常活躍的人物之一，從2001年開始，方舟子便發表了多篇文章力挺轉基因。在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論戰中，方舟子經常給對手作政治定性，例如，方舟子稱‘綠色和平組織就是一個熱衷于制造基因恐慌的反科學組織’；‘反科學組織和人士猛烈抨擊基因工程，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制造對基因的恐懼。’（《“轉基因食品”恐慌傳到中國》，作于2002年12月8日）3月方舟子在接受《時代周報》（見3月11日《時代周報》文章《轉基因糧引發激辯：兩會前百人上書反對》）時污蔑質疑轉基因主糧推廣的人都是對美國有成見，認為美國不懷好意，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是美國的一個陰謀，美國要通過轉基因使中國斷子絕孫，而政府又不顧人民的死活。這完全是胡說。”方舟子本人的身份非常可疑：“2001年6月15日，《科學時報》發表《直面中國學術腐敗：在潰瘍處撒“鹽”》。其中說：“方舟子，美國生物信息公司咨詢科學家，”“在生物學領域，這是方舟子本人的專業，而且至今他在美國從事的也是生物學信息咨詢工作，因此在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fzz_jxy.txt）。 ”“2001年8月10日，新華社記者熊蕾在《科學》雜志發表《中國：生物化學家發動反對道德敗壞的網上戰爭》，其中說：“今年34歲的方在美國受的訓練，是一家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詢顧問（the 34-year-old Fang is a consultant to a bioinformatics company）”。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science_report.txt）。 ”（民心，《綜述：轉基因主糧問題的真相與危機》）然而，在美國卻出現：“2009年05月，美國科學與環境醫學會以相當強烈的語言發表聲明、向所有成員醫生提出建議，說：轉基因食品對病人有嚴重的安全威脅；因此，為病人治療安全和公共健康安全，我們（該機構）號召成員醫生不要讓他們的病人食用轉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區民眾盡量避免食用轉基因食品；我們號召成員醫生特別注意食用轉基因食品的病人的臨床記錄，做好數據收集整理；我們要求所有食品都標明是否是轉基因食品或含有轉基因食品。該機構還要求美國政府盡早實現所有食品標簽都遵守法規、都明確標記是否為轉基因食品，不能對所謂傳統食品嚴格要求標簽標記、而對轉基因食品特殊照顧、讓其逍遙法外。 （消息來源：美國科學與環境醫學會（AAEM）網站http://www.aaemonline.org/gmopost.html） ”這更印證了方舟子之流推廣轉基因的歹毒和喪盡良心。 

讓社會控制科技，不能讓科技危害政治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論無疑極度助長了科技的為所欲為。而促使它危害社會，使之成了替代“神”或“上帝”統治人類社會的可怕政治工具。

　　誠如鳳凰論壇網友“說理論道”所指出的：“馬克思說：‘生產力里面也包括科學在內’。但是，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構成生產力的諸要素中，人的因素即勞動者，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主體，是首要的生產力。是構成生產力的諸因素中起主導作用的要素。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是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者和使用者。物質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和使用，只有和勞動者結合起來，才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即使是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最有效率的生產工具，如果不為勞動者來掌握、來使用、來發動，也不過是一堆不產生任何生產力的廢物。”（《這種說法不妥——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網友“一陽生”概括說：“人才是第一生產力”。一語中的。而把“人才是第一生產力”篡改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目的無非是要否定人及其勞動的根本性作用，以便用“科技”來加以取代，而在科技的背后隱藏著的則是壟斷資本或官僚資本。

　　惲仁祥發表的一篇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文章，闡明了三個覌點：第一是有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但僅是生產力三要素中居第二位，即工具類，而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力是勞動的人；第二是有些科學技術不是生產力，而且永遠成不了生產力；第三是有些科學技術不僅不是生產力，而被帝國主義用作破壞生產力的工具。(《再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列寧說過：“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第257頁）這種認識也符合中國文明傳統的中道哲學。也就是“物極必反”的哲理。孔子也說是“過猶不及”。不重視科技的巨大作用是錯誤的，把科技的作用夸大到了極端，成為凌駕于人及其勞動之上的所謂“第一生產力”必然走向錯誤。即使是偉人鄧小平推崇“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論，它也仍然是錯誤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論的創始人并不是鄧小平，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哈貝馬斯。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論的創始人“哈貝馬斯的科技理論，主要集中于1968年為紀念馬爾庫塞誕辰70周年所作的長篇論文 《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中。另外，在他的其他論文和著作中也有所補充和深化，如 《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生活世界》、《科學化的政治和公共領域》等論文以及《合法性危機》、《交往行動理論》等著作。哈貝馬斯在不斷地探索和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統一的科技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四個層面：1．科學與技術的日益密切結合使科學技術成為潛在的第一生產力，即理論上的第一生產力；2．制度化了的國家干預，既是科技發展的結果，又是科技轉化為現實的第一生產力的中介力量；3．科技成為現實的第一生產力后，科技進步成了剩余價值的一種獨立來源；4．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與科學是一種隱形意識形態，執行意識形態功能。哈貝馬斯科技理論的這四個層面相互交織，彼此滲透，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宋霞：《哈貝馬斯科技理論探討》）

　　其中關于“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與科學是一種隱形意識形態，執行意識形態功能”這一點非常重要。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論，技術與科學將代替西方近代的神學和上帝等“意識形態功能”的統治功能，或代替中國近代朱熹理學等的“意識形態功能”的統治功能。“科技成為現實的第一生產力后，科技進步成了剩余價值的一種獨立來源”的理論可以打破馬克思勞動剩余價值理論對資本主義的“魔咒”，讓資本的統治成為永恒。也就是壟斷資本的統治，在包裝上“科技”的炫目的外衣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順、明火執仗地掠奪整個人類社會。可以麻醉被掠奪的勞動者，包括被掠奪的科技勞動者，而鞏固壟斷資本、官僚資本的統治。

　　按理說，既然把科技當成“剩余價值的一種獨立來源”，那么在理論上這些科技勞動者就應當享有這些剩余價值的所用權，成為當今世界絕對的財富擁有者。然而，事實卻是，壟斷資本成為當今世界絕對的財富擁有者，而不是科技勞動者。這就是個中的秘密：科技統治人類社會的幕后主宰是壟斷資本、官僚資本，而絕不是理論的邏輯結果——科技勞動者是幕后主宰。“科學與技術的密切結合，并日益成為第一生產力進而統治整個社會和人類”論的真正目的依然是讓壟斷資本或官僚資本“統治整個社會和人類”。而不是讓科技勞動者“統治整個社會和人類”。

　　人們可能不知道，人們每天離不開的電視技術，由美國法恩斯沃斯在貝爾德機械電視發明的基礎上研制出機電式彩色電視系統。按照哈貝馬斯的科技理論，法恩斯沃斯本該是個大富豪——他的“科技進步成了剩余價值的一種獨立來源”，它理當擁有這些剩余價值而成為特大富翁。但事實是，他是個窮光蛋。他還是被資本盤剝得一光二盡。

　　有關資料這樣描述道：“當美國專利局終于認定法恩斯沃斯應該是電視的所有主要專利的持有者時，已經到了30年代后期，這對法恩斯沃斯已太遲了，他的資金差不多耗盡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聯邦政府不久即宣布暫停發展電視工業。這樣一來，不得不推延到1946年，電視才有可能合法地開始制造，到那時法恩斯沃斯的專利已超過了保護期限。法恩斯沃斯歷經艱辛發明了電視，自己在個人收益上卻一無所獲。1969年7月，已近高齡的法恩斯沃斯與妻子埃爾瑪在他們緬因州家中看電視，屏幕上正播放著人類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的實況。他平靜地對妻子說道：‘你知道，為了今天，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久后，費羅·法恩斯沃斯患了肺炎，于1971年6月去世。”

　　電視機電系統發明者法恩斯沃斯不可能擁有理論上屬于他的財富，對于他來講只有被“高尚”的一句辛酸的話語：“你知道，為了今天，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終于在窮困潦倒，貧病交加中死去。因此而暴富的卻是那些壟斷著這些“剩余價值”所有權的資本。這就是無情的現實。

　　也許有人會說，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就完全不一樣。科技巨人“袁隆平回母校參加校慶期間，提到自己的財產時，袁隆平說：自己每月工資6000多元，還有股份分紅、稿費、咨詢費等“額外收入”，每年總共有30多萬元收入。”（長江日報）還有另一位科技巨人，激光照排之父王選，據報道：“1998年，王選把多年來獲得的30萬元獎金捐給北大數學學院設立“周培源數學獎學金”。2002年，王選用獲得的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及學校的獎勵金共900萬元設立‘王選科技創新基金’”。他們的獲得的財產都在萬元的數量級。比較一下2010中國首富，香港的李嘉誠財富210億 ，哇哈哈的宗慶后財富70億，財富都在億元的數量級以上。就是中國最丑陋的演員小沈陽也腰纏萬貫。據報道：“小沈陽在2009年的躥紅，不僅超出了趙本山的預料，也讓各大演出商始料未及。2009年小沈陽馬不停蹄，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有消息稱小沈陽全年商演創造了1個億的收入，這還不包括主演張藝謀的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暴富的不是所謂的“獨立的剩余價值創造源”的科技勞動者，而是那些壟斷著這些“剩余價值”所有權的權力與資本，還有參加分贓者。這在中國也是無情的現實。

　　段媛發表在《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的論文《鄧小平“第一生產力”與哈貝馬斯“第一位生產力”之異同》這樣說：“把科學技術視為一種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對此鄧小平、哈貝馬斯都有所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哈貝馬斯‘科學技術是第一位生產力’（按：不可回避的是哈貝馬斯也直接使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表達方式）盡管在表達方式、理論來源、轉化機制方面有相同之處，但由于鄧小平和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意義、社會作用、歷史實踐活動主體的不同理解，二者最終沒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觀。”

　　論文的目的無非要人們把鄧小平與哈貝馬斯在“第一生產力”問題上劃清界線，明確兩者的區別。但卻把兩者的同一性描繪得一清二楚。而兩者的根本性區分卻成了一筆糊涂賬——何以二者最終沒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觀？

　　張偉東在《鄧小平理論中的西方思想淵源》就更加賣力地尋找兩者的具體區別。他論證說：“哈貝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個明確提出當代社會已是一個‘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社會的思想家。……鄧小平繼承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理論，借鑒并超越了哈貝馬斯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1988年9月5日和12日的兩次講話更是都提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在1988年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也指出：“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第275頁、第279頁）鄧小平的這些論斷在強調科學技術對經濟的巨大促進作用和哈貝馬斯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鄧小平又超越了哈貝馬斯。因為鄧小平堅持了馬克思在生產力問題上正確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科學技術只有滲透到生產力的實體要素中，并緊密與之結合才能發揮作用。”

　　顯然，張偉東先生的區分依然停留在抽象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上面，也無法提出更具體的區別。至于“認為科學技術只有滲透到生產力的實體要素中，并緊密與之結合才能發揮作用”的所謂具體區別，還不如說是兩者的共同點來得更符合實際：“哈貝馬斯認為，科學技術歷來對社會生產力有著影響、制約和推動作用，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歷史發展到今天，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科學技術滲透到了每一個生產環節，它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生產力中起主導、決定作用的因素，它作為第一位生產力的作用已經明顯地凸現出來。首先，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已完全依靠科學技術去武裝。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對于科學技術的依賴已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只有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勞動者，才能成為生產力發展中最積極最活躍的能動因素。其次，勞動工具成了科學技術的主要凝結者。現代科學技術向勞動工具的滲透，不僅提高了現有勞動工具的效率，而且涌現了許多新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從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最后，勞動對象也已主要靠科學技術去開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開發勞動對象起著重要作用，使人們不斷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科學技術促成新的資源和勞動對象的發展利用，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總之，現實生產力的發展，在于生產要素的提高，而生產要素的提高，于生產力主要內在源泉和動力——科學的推動。”（和訊博客：《哈貝馬斯》）“科學技術只有滲透到生產力的實體要素中”和“科學技術滲透到了每一個生產環節”表達著同樣的意思，他們的觀點能有什么不同之處呢？

　　文人們強詞奪理，發著高燒拼命吹噓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難怪惲仁祥先生這樣指出：“科學技術是不是第一生產力？本來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解放后中學政治常識課本就講清楚了：人的勞動不僅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人類自己。沒有勞動的人何來科學技術？然而，只要一個‘大人物’岀口一句話，就能把一些‘院士’、‘教授’……忙得不可開交，把它拔高到嚇人的高度。這究竟是馬克思‘理論創新’、還是‘皇帝的新衣’天天見？在此我又一次呼吁，全民動手，打掃垃圾理論！讓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占領這塊陣地！以凈化我們的空氣。”（《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為尊者諱是中國一向的傳統。但即使是偉人，他的過失也當如日月之食。論語子張第十九，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其意思是：子貢說：“君子的過錯就像日食月食一樣：有過錯時，人人都看得見；改正的時候，人人都仰望著。”鄧小平并沒有獨創“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他只不過說了兩句重量級的話，“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恐怕是第一生產力”，意在提倡“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如何就成了整個與哈貝馬斯不同的全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科技理論呢？這樣的夸張著實有違實事求是的精神。但鄧小平僅僅這樣做，其結果就是使哈貝馬斯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幾乎統治了中國的理論界和官場，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嚴重后果——官僚資本有恃無恐，制造了中國驚人的貧富差距。這種嚴重后果，鄧小平在晚年已經有所反思——錯了就是錯了！“更也，人皆仰之”，又何必為尊者諱呢？

　　經驗教訓終將使國人明白：“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論已經成了當今中國發展官僚資本主義的理論總依據。國人必須痛下決心將其拋棄，而不管是什么偉人說的話。中國的勞動大眾必須讓人類社會控制科學技術，而不能讓科學技術控制人類社會。勞動者需要現代科技，但必須做科技的主人，而不是做科技的奴隸。必須重申，科技是人創造的發展生產力的工具，科技不具有獨立于人之外的神圣地位，任何政治家都沒有理由用它來做為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來統治整個人類社會，以圖謀私利。

　　《莊子》曰：“圣人不死，大道不止。雖重圣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 ”［注］警惕當今世界也為之科技以益之，則并與科技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科技存焉，則是非竊科技圣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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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譯文：圣人不死，大盜也就不會中止。即使讓整個社會都重用圣人治理天下，那么這也是讓盜跖獲得最大的好處。給天下人制定斗、斛來計量物品的多少，那么就連同斗斛一道盜竊走了；給天下人制定秤錘、秤桿來計量物品的輕重，那么就連同秤錘、秤桿一道盜竊走了；給天下人制定符、璽來取信于人，那么就連同符、璽一道盜竊走了；給天下人制定仁義來規范人們的道德和行為，那么就連同仁義一道盜竊走了。怎么知道是這樣的呢？那些偷竊腰帶環鉤之類小東西的人受到誅殺，而竊奪了整個國家的人卻成為諸侯；諸侯之門方才存在仁義，這不就是盜竊了仁義和圣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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