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視野》2003-12-12

本刊評論員
                                   

    最近，正當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隆重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0周年的時候，余杰、劉曉波等一小撮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們，瘋狂地跳出來，演出一場所謂“呼吁遷移毛澤東遺體的公開簽名活動”的鬧劇。他們在這封“簽名信”中，惡毒地污蔑毛澤東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詆毀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詳見附件）他們所謂的“簽名活動”，只是一種幌子，其真實目的是妄圖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拉入到西方附屬國和殖民地的悲慘境地。
    其實他們這封信中噴出的污言穢語，并沒有什么新玩意兒，不過是喋喋不休地重復過去幾十年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我們的陳詞濫調而已。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本刊轉載了他們的“簽名信”，同時，也刊登了兩篇批駁他們的文章。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完全相信廣大讀者對是非的分辨能力，一定能從正反兩個方面的材料中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們不會忘記，在舊中國那個黑暗的時代，被毛澤東同志稱贊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和“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魯迅先生，曾經怒斥資產階級的幫閑文人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給這種“乏走狗”畫了一幅生動的肖像：“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于所有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 魯迅全集》第4卷第246頁）魯迅的這篇文章是1930年發表的，那時候，凡是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認為魯迅罵得好，罵得痛快，為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伸張了正義。
    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他在世時所批判的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乏走狗”們并沒有絕種，還在一代一代頑強地繁衍著。余杰、劉曉波之流就是“乏走狗”一族的孝子賢孫！他們是被美國的壟斷資本“喂”、“馴”出來的，因此他們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面前不斷地搖頭擺尾，表現出最為充分的“奴性”，而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面前——尤其是人民的領袖面前，表現出的則是一副汪汪“狂吠”的狗的“獸性”。他們的“奴性” 和“獸性”不只是表現在“簽名信”這一件事上。為了使讀者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劣行，我們不妨再略舉幾例。
    先說劉曉波。在1989年“六四風波”時，他可是個上竄下跳的“風云”人物。風乍起的時候，他最早提出了“不信馬列，反對中共”的反動口號。4月22日，他在《世界日報》上發表文章，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政體”，攻擊毛主席是“暴君”。他一路罵下去，從毛澤東一直罵到馬克思。他與胡平、陳軍、陳小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煽動學生同國外敵對勢力勾結，以所謂“打倒暴政”為口號，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接著，他受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的派遣，由紐約趕到北京，直接插手動亂。5月22日，他盜用北師大的名義起草了題為《我們的建議》的反動傳單，打出要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旗。他挑撥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關系，鼓吹多黨制，提出民主黨派要“有計劃的公開的明確的向政府提出獨立的參政要求，進一步成為真正的具有獨立權利的民主黨派。”他與同伙炮制了《絕食宣言》，策劃和導演了天安門廣場“絕食”的鬧劇。6月2日，他竄到香港發表錄音講話，猖狂叫囂：“我們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妄圖武裝奪權。他從美國主子那里弄到一筆美元，揚言：“此錢是用于推翻共產黨政權的”。他似乎認為，中國的天下即將成為他們這些“乏走狗”的天下，于是，便躊躇滿志地提出所謂“四個代替”的施政綱領，即：“用多黨制代替一黨制，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用多元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代替思想的一元化，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國傳統文化。”更有甚者，他似乎也忘記自己是哪國人了，十分荒唐地提出：中國要“引進總理”，要“改變人種”，要“解散中國”，要“做三百年殖民地”！
    再說余杰。2001年，美國間諜飛機在我海南島海域挑釁、撞我飛機的事件發生后，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而余杰則冒天下之大不韙，甘心充當漢奸，百般為帝國主義辯護。他在境外發表文章，惡毒攻擊中國人民的抗議活動是“借這一偶然事件的東風，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再次高漲。痛罵美國的愛國，其實才是真正的禍國殃民。” 他胡說：“從兩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到如今的飛機撞擊事件，國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級，讓我憂慮……民眾由仇恨美國的某一個領導人和利益集團，轉而敵視美國實行的社會制度和美國奉行的價值觀念。我認為如此這般的‘愛國’，其結果只能是‘害國’。”他在文章中不忘吹捧“美國的民主制度”。他說：“撞機” 事件，美國僅僅是“表現出的傲慢”，而這種“傲慢”的“來源”“還是在于美國的民主制度，正是美國從開國之初就確立了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一個公民的個人權利，激發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從而全面提升了國民的文明素質和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美國的強大。”他用煽動性的語言顛倒是非：“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中國沒有什么發言權，愛國者們有沒有靜下心來好好想想，其根源究竟在何處？我們自己的國家就是一個不尊重人的國家，我們自己的社會就是一個沒有民主制度的社會。……漠視和剝奪我們基本的公民權利的，并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美國不是愛國者們辱罵幾聲就會崩潰的，它并不是偉大領袖所說的‘紙老虎’。要捍衛我們國家的尊嚴，唯一的途徑是虛心地向歐美學習，學習他們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制度。”余杰在為美國主子辯護而狂吠的時候，已經毫不顧忌自己的人格了。他恬不知恥的說：“假如上帝要我選擇一個降生之處，我會選擇哪里呢？……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美國。” 
    古往今來的漢奸們是十分重視機遇的。“9·11”事件給余杰及其同黨又一次提供了巴結帝國主義、為美國統治者獻媚效勞的極好機會。于是，余杰與包遵信、劉曉波等人抓住這個“機遇”，聯合寫了一封《致布什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們對主子的忠心：“大洋彼岸的我們為之無限悲憤。毫無疑問，……這是美國人民為捍衛正在建立之中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價，我們對此表示沉痛的哀悼，……歷史的教訓屢屢告誡人類，民族主義往往是惡棍的最后一個避難所。……文明處于危機之中。……我們祈禱上帝再一次賜以力量，以幫助您的國家和人民度過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日子里……自由女神將屹立依然。……今夜，我們是美國人。 愿上帝保佑美國！”今年，美英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反對，避開聯合國，悍然發動了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余杰與其同伙又是“不失時機”的發表了支持美國的“簽名信”，無恥的把這種侵略行為，美化成“解放伊拉克人民”，這和當年漢奸汪精衛說日本侵華是“解放中國人民”如出一轍。
    夠了，無須再舉其它例子了。這些事實足已說明，這些“乏走狗”們，“何嘗知道什么是民族主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頭吃，便吠影吠聲了。” （《 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9頁）
    對于這些“乏走狗”們所表演的一出又一出丑劇、鬧劇，我們并不感到有奇怪，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依然存在著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存在著資產階級和資本的剝削。有階級就有階級斗爭，有階級斗爭就難免有各色各樣的“乏走狗”。
    敵人的謾罵是仇視黨和人民，仇視社會主義的一種正常
    現象。在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黨是在敵人的罵聲中成長壯大起來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敵人的罵聲中誕生的，毛澤東思想也是在敵人的罵聲中形成的。幾十年來“乏走狗”和他們的主子們不是天天在丑化毛澤東同志和詆毀毛澤東思想嗎？這恰恰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和其光輝思想的無比正確。 
    馬克思主義認為，被敵人反對是一種榮譽。列寧在批判德國的機會主義時就說過：“馬克思所以光榮地被這般混蛋們痛恨，就是因為他公開地指責他們是叛徒。”（《列寧選集》第4卷第198頁）如果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不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們反對就不好了，如果再被敵人稱之為朋友就更有問題了。如果這樣，說明這樣的革命家變質了，不再是革命家了，或許已經變成宋江一類的投降派了。例如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變質的“革命家”。君不見，正是由于他親手葬送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偉大的蘇聯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博得西方世界對他的一片喝彩，甚至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
    毛主席向來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毒草除掉可以肥田。敵人自己跳出來反對人民的領袖，可以成為教育人民的活教材。多年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不斷散布什幺，“階級消失了”，“階級斗爭也不存在了”。某些善良的人們也因受這種思潮的影響，階級斗爭觀念淡漠了。余杰、劉曉波一類“乏走狗”們的登臺表演，進一步驗證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所闡述的：在我國“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劉曉波、余杰們的表演也在警示人們：祖國和人民的敵人，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啊！
    從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出發，我們還應當充分的估計到，由于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原因，現在的“乏走狗”們在國外還有保護傘，在國內還有一定市場；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沒有變成“落水狗”。對此，我們應當有兩個方面的基本估計，一方面，我們完全可以樂觀地預見到，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斗爭的深入，總有一天他們會紛紛變成“落水狗”的。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乏走狗”還是“落水狗”，它們的“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魯迅全集》第1卷第272頁）
    當然，在我國，死心塌地充當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資產階級走狗的畢竟是少數，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總是要革命的，總是熱愛我們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總是擁護毛澤東思想的。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因為人民總是把愛自己的領袖與愛自己的祖國、愛社會主義制度看成是一回事。這種愛是與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的根本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須臾不可分離的。所以，這種發自內心的愛是經久不衰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毛主席紀念堂前每天排隊參觀的滾滾長龍、韶山沖毛主席故居前的人潮如海、毛主席像遍布城鄉千家萬戶、“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都足以說明這一切、證明這一切。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乏走狗”們翻起的幾小片烏云是遮不住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我們欣喜地看到，從首都北京到全國各地，一場聲勢浩大的紀念毛主席誕辰的活動已經拉開了序幕：國內外110家網站聯合發起網上紀念毛澤東活動；36集的電視劇《毛澤東》將要開鏡，大型文獻記錄片《走近毛澤東》即將與全國人民見面；《偉人毛澤東叢書》、《毛澤東傳》（1949~1976）等一批有重要現實意義和史料價值的書籍已陸續出版；全國各地紀念毛澤東的演唱會、音樂會、詩詞朗誦會、書畫展，毛澤東思想研討會等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如雨后春筍般的開展起來。在這強大的革命洪流面前，我們想，余杰、劉曉波等“乏走狗”們此時此刻的心境是否像李后主詞中所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呢？

附件（1）
                          余杰劉曉波等人士呼吁
                   遷移毛澤東遺體的開放式征集簽名信（摘錄）

    毛澤東，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對中國命運發揮過巨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數千年來，深陷于專制主義的中華民族一直多災多難。王朝的更迭不過是流氓們的“過家家”，如此循環，亙古如斯。近代以來，西方用船堅炮利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面對“五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從洋務運動到 戊戌變法，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幾代中國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生存奮斗。
    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的成立，使得中國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也開始了民主憲政的嘗試。然而，繼之而起的是軍閥混戰和國民黨的“訓 政”統治，以及由于日本全面侵略帶來的亡國滅種的危機。
    一九四五年，中國贏得了抗戰的勝利，也迎來了走向民主化的一個絕佳契機。但是，你死我活的國共兩黨之爭壓倒了和平競爭與自由選舉，和談失敗釀成了同胞之間骨肉相殘，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占據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敗退臺灣，繼續中華民國之法統。新興的中共政權，實際上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獨裁統治。這個新政權本應休養生息、致力于民族和解與現代化建設，但它剛一建立就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似乎永無休止的、瘋狂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在成為至高無上的黨國領袖之后，不僅沒有積極推進經濟建設、實現在野時許下的民主憲政的承諾，反而以“繼續革命”的旗號在黨內外實施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最后發動了一場被后人們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在眾叛親離中死去，這二十七年間，他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是什么呢？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以“階級斗爭”的理論實行階級滅絕，以“暴力革命”的學說實行恐怖政治，從建政初的 “鎮反”、“三反五反”到“反右”和“文革”，家破人亡者數千萬。
    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經濟上的好大喜功，違反經濟規律，只顧“ 趕英超美”的政績，不顧人民的溫飽死活。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為滿足毛個人爭當共產世界頭號領袖的權力野心，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并把極為有限的資源用于核武器開發。中國在外交上陷于極度孤立的狀態。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由于宣揚“人多力量大”的荒唐理論，導致人口迅猛增長。直到今天，龐大的人口基數仍然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大障礙。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由于號召批判“封資修”思想，斷絕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現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間的聯系，自動隔離于人類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澤東在意識形態上灌輸殘酷的斗爭哲學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愛與寬容，野蠻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與和平，并使“人對人是狼”的狼性哲學神圣化和崇高化 。毛澤東的文體污染了中華民族的靈魂和語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語言至今猶存。人與人之間的愛、同情和信任被連根拔起，時至今日中國人依然處于道德淪喪和良知泯滅的精神狀態。毛澤東的罪惡罄竹難書，正如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論：“不論毛澤東的 主觀愿望如何，近三四十年來中國的災難，他個人所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要大。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一個表面共和、實乃專政的時代。千年易逝，而毛澤東的罪孽難消。  
    雖然毛澤東在生前簽署了同意將遺體火化的文件，雖然毛澤東號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死后，繼任者們卻將其尸體制作成干尸，永久保存并公開陳列。此為中共政治局之決定。
    毛澤東的尸體被運進紀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之久。遺體的保存工作并未結束，只是轉入了長期階段。為此，當局專門成立“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遺體保護的具體技術已逐漸規范，科研工作也在繼續進行，每年年終還要舉行學術討論會。套用句辯證法的術語，遺體的保存是相對的，而遺體的腐爛則是絕對的。因此，從技術層面來看，毛的遺體不可能千秋萬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術再先進再完善，也只是延緩遺體的腐敗而已。與其到時候發臭生蛆，不如現在就及時實施遷移。  
    將毛澤東的遺體遷出毛主席紀念堂，進而將紀念堂改建為巴金倡導的“文革博物館”；將毛澤東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進而讓天安門廣場真正歸還到公眾手中，成為舉行國事活動和公民表達政治意愿的國家廣場。我們認為，實施以上行動已經到了事不宜遲的地步。這樣做不僅是還原歷史真面目，更是化解現實中民族怨恨和社會暴力的起點……
    我們不鼓吹仇恨和報復，我們贊賞懺悔與寬恕。我們理解各種關于毛澤東的不同看法，但是我們反對奴隸社會流行的“干尸崇拜”。我們的建議是本著寬容的精神提出的，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都是有寬容精神的國民，誰也不愿意未來的中國發生動蕩，在動蕩中毛澤東的尸體很可能會像當年墨索里尼的尸體一樣被倒掛在街頭。所以說，今天的遷移是和解的開端。遷移毛澤東遺體、厘清毛澤東思想、放棄斗爭哲學和暴力崇拜，乃是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步驟。  
    我們意識到，是時候了，是化解民族悲情怨恨的時候了，毛澤東統治中國數十年來制造的愛恨情仇該有個和解的日子了。我們希望恢復中華民族內在的愛心和憐憫，恢復既有的厚德載物、仁愛慈悲、大中至正的寬廣胸懷。我們知道，這個路還很長，我們希望邁出勇敢的第一步：吁請遷移毛澤東遺體，讓其回到家鄉韶山。這既符合中國人“入土為安”的喪葬傳統，也將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為一個配得上舉辦“人文奧運 ”的城市。我們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個飄揚著五環旗的城市同時還上演著“干尸崇拜”的鬧劇。遷移毛澤東遺體，既有利于讓國民的靈魂從毛澤東思想的毒素中解脫出來，也是一次普遍意義上的破除個人崇拜、樹立公民意識的教育。我們還希望以此為契機，達成朝野之間的互動，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時間表，開放黨禁報禁，逐步實施普選，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  
    我們相信，只有達成各階層之間、黨內與黨外、各種信仰之間的廣泛和解，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永久福祉！（本刊有刪節）

附件（2）劉曉波小檔案

·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長春市 
· 1969～1973年：隨父母下鄉到內蒙科爾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 1974年7月：作為知識青年插隊到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 
· 1976年11月：回到長春市建筑公司當工人 
· 1977年：進入吉林大學中文系學習，1982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 
· 1982年：進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碩士學位，1984年畢業獲文藝學碩士學位 
· 1984～1986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 
· 1986～1988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博士學位，1988年畢業獲文藝學博士學位 
· 1988年8～11月：應邀赴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 
· 1988年12月～1989年2月：應邀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講授中國哲學、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并進行該專題的研究 
· 1989年3～5月：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后因回國參加"6·4"而中斷 
· 1989年5月～6月4日：在北京參加"6·4"運動 
·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參加"6·4"運動而被捕。1989年9月被開除公職 
·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從事寫作及民運 
·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從事民運、呼吁為"6·4"平反、保障人權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獲釋后繼續從事上述運動及自由寫作 
·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勞動教養3年 
· 1999年10月7日獲釋至今：在北京從事自由寫作 
（網上資料）

附件（3）余杰小檔案
   美國國務院提供的有關資料，將余杰稱為「中國最著名的青年作家之一」，并介紹他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寫作多部全國暢銷書籍。他在春節前最新出版的兩部小說，在大陸和港臺銷售量達50萬冊。 
   1973年10月3日，余杰在「天府之國」四川成都平原一個偏遠而山青水秀的小鎮出生。他從小寄居在外公、外婆家，外公是中醫師。    
   平原優美的大自然風光和泥土香，也滋潤了他的文采風流。少年時代，他在蒲江中學（前身為南宋鶴山書院）受到良好教育，開始嘗試寫作。從13歲起直到中學畢業，早慧的他已發表文學作品十余萬字 
   1992年，余杰憑個人努力，如愿考上大陸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再攻讀研究生，2000年獲文學碩士學位。   
   1998年，余杰出版處女作《火與冰》，這也是他的成名作，此書行文老辣，頗具初生牛犢不怕虎式的鋒芒畢露，甫出版即受到思想文化界的廣泛重視，被評為當年十大好書之一，他也被封為「1998年十大新銳作家」之一。 
   接著，他的「抽屜文學」系列之二《鐵屋中的喊》和《說，還是不說》等力作相繼問世，繼續他一貫的懷疑精神、批判立場和邊緣姿態，對中國當下現實直接針砭，獨特的見解和青春之氣躍然紙上，字里行間靈光閃爍。他的評論文章《為自由而戰》，曾獲英文版《亞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評論獎…… 
   (摘自《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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