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了二戰結束不久后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所著的一本書——《菊與刀》，此書當時是受美國政府委托對日本進行研究，以期尋找到一個最佳的監管日本的戰略和準則。盡管有東西方意識及價值觀的差異但細細讀來，值得我們思考！本文僅摘錄部分片段，以供大家討論。　　

一、 戰爭中的日本人　　

日本為其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美國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國際形勢的觀點與我們也不同。美國把戰爭的起因歸之于軸心國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國以征服的行動非法地破壞了國際和平。軸心國所占領的地方，不論是滿洲國、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企業“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爭原因則有另外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斗。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國內實現了統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亂，建筑了公路、電力、鋼鐵產業。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都受到公共學校的教育。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一一中國。“大東亞”諳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這種受到高度評價的等級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含義。這是日本民族創造出來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但對日本來講，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日本占領的國家，并沒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一理想。盡管如此，即使是在戰敗后，日本也還不認為應該從道德上排斥“大東亞”這一理想。另外，在日本人戰俘中，連最不好戰的人，也很少指責日本對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所懷抱的目的。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這一點與我們熱愛平等的美國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我們卻必須了解等級制對日本意味著什么，有什么好處。　　

對于勝利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礎也不同于美國的通行見解。它叫嚷日本必勝，精神必將戰勝物質。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軍備力量確實優越，但這算得了什么？1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沒有放在眼里。日本人從他們的一家大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以下一段話：“我們如果害伯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并不是這次戰爭創造的。”　　

就是在日本打勝仗的時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營，以及軍人們都反復強調說：“這次戰爭并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信賴精神與美國人信賴物質的戰爭。”在我們打勝仗的時候，他們還是反復地說：“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注定必將失敗。”這一信條在塞班、硫黃島潰敗時，毫無疑問成了很方便的遁詞，但這并不是專門為失敗而準備的遁詞。在日軍夸耀勝利的幾個月中，它一直起到了進軍號角的作用，并且早在偷襲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在三十年代，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名叫《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寫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揚皇道于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于物質”。　　

美國一貫追逐強大，日本則一貫重視非物質資源。日本也象美國一樣開展增產運動，但日本增產運動的基礎卻在于其獨特的前提。他們說，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質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卻是次要的，瞬間的。日本的廣播電臺經常叫嚷說：“物質資源是有限的，沒有千年不滅的物質，這是永恒的真理。”這種對精神的信賴被原原本本地應用于戰爭的日常行動。在他們的戰術手冊中有一句口號：“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這是他們的傳統口號，并不是為這次戰爭而特意制定的，他們的軍隊手冊第一頁上就用粗體字印著“必讀必勝”四個字。他們的飛行員駕駛小型飛機以自殺方式進攻撞擊我們的軍艦，就是精神戰勝物質的無數教材。他們把他命名為“神風特攻隊”。所謂“神風”，是指公元十三世紀成吉斯汗東征時，其船隊遇阻風而遭覆滅，這次“神風”拯救了日本。　　

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對各種事情的說法（不僅是關于等級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說法），都為比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們侈談安全、士氣等只不過是精神準備的問題。不論遇到什么災難，城市的空襲也罷，塞班島的潰敗也罷，菲律賓失守也罷，政府對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釋總是：這些早在預料之中，沒有什么值得擔心。收音機仍在進行著夸張的宣傳，顯然指望日本人繼續相信，他們仍然居住在一個全都預計到的世界之中。他們認為此舉可以使老百姓鎮靜下來。“美軍占領基什加島（Kjska）使日本本土處于美軍轟炸圈之內，但是我們對此早有估計，并作了必要的準備。”“敵人肯定會以陸、海、空三軍的立體戰術向我們發動攻擊。對這些，我們在作計劃時，早就加以考慮了。”日本戰俘，就連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這場沒有希望的戰爭的俘虜也認為，轟炸不可能摧毀本土上的日本人的士氣，“因為他們對此早就有了思想準備”。在美軍開始對日本城市進行轟炸時，飛機制造業協會副會長在電臺的廣播中說：“敵機終于飛到我們頭頂上空來了。然而，我們飛機制造業者一直預料著此類事態將會來臨，并對此已做好萬無一失的準備，所以沒有絲毫可值得憂慮的。》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全都籌劃好了，并且萬無一失。只有從這一信念出發，日本人才能繼續堅持自己那種必不可少的主張——萬事都是我們主動期求的，決不是被動的，不是別人強加的。“我們不應認為自己是消極地受到了攻擊，而應該認為是主動地把敵人吸引到我們身邊來的。”“敵人，你要來就來吧。”他們決不說：“要發生的事終于發生了”’而是說：“我們所期待的終于來臨了。我們歡迎它的到來。”海軍大臣在國會演說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偉大武士西鄉隆盛的遺言說：“有兩種機運，一種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當面臨無比艱難的時候，必須自己去創造機運。”另外，據電臺報道，當美軍突入馬尼拉市中心時，山下（奉文）將軍“微微一笑，得意地說，敵人現已落入我壞中矣……。”“敵軍在仁牙因灣（Lingayen Bay）登陸后不久，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這乃是山下將軍的神機妙算，事態的發展正符合將軍的部署。山下將軍的作戰計劃正在繼續實施中。”換句話來講，就是說，敗得越慘，事態就發展得越順利。　　

象日本人一樣，美國人也走極端，只是走向另一極端。美國人全力以赴投入戰爭是甲學這場戰爭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遭到了攻擊，所以要給對方一點厲害瞧瞧。凡是考慮如何才能使美國大眾情緒穩定的發言入，在談及珍珠港、巴丹半島的潰敗時，決不會說：“這些都是我們在計劃中充分考慮到的。”反之，我們的官員會說：“這是敵人肆意強干的，我們就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美國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調節到經常應付挑戰上，并且隨時準備應戰。日本人的信念則寧愿建立在萬事預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們那里，最大的威脅莫過于未曾料到。　　

日本人在作戰行動中經常宣傳的另一個主題也顯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們經常說：“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視著他們”，所以，他們必須充分發揚日本精神。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向其部隊下達的命令是，他們現已處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必須表現日本男兒本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誡今，在遭到魚雷攻擊，命令棄艦時，必須以最出色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會遭世人之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丑態拍成電影，拿到紐約去放映。”這關系到他們在全世界的觀感。對這一點的重視，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那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于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爭，服從是我的天職。”然而，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于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厭戰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卷入戰爭。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不管他們如何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爭賠使者——希特勒來承擔。但是，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政策是兩回事。　　

　但是，對他們來講，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戰敗而受譴責。“老百姓是不會認為天皇應對戰爭負責的。”“如果戰敗，也應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來負責，天皇是沒有責任的。”“縱然日本戰敗，所有的日本人仍會繼續尊崇天皇。”　　

美國人對一切救援行動，對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幫助都深為感動。勇敢的行為，如果使受難者獲救，就更加是英雄行為。日本人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B 29轟炸機和戰斗機上配備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為“膽怯”。他們的報紙、廣播反復談論這個話題，只有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謹慎則是無價值的。這一態度在對待傷病員及瘧疾患者的時候，也反映得很明鮮。這些土兵在他們看來是廢物。醫療服務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戰斗力。時間一長，補給上的困難致使本來就匠乏的醫療設施更加難以維持。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蔑視在這里起了重大作用。日軍士兵被教導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這樣對病患者的照顧，好比轟炸機上的安全設備一樣。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　　

西方土兵和日本土兵之間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莫過于日軍被俘后競與盟軍合作。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準則。他們喪失了名譽，也就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如何。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個模范戰俘。”他們比模范戰俘還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同乘轟炸機指點軍事目標。好象他們在生命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戰俘都是這樣。有少數人頑梗不化。而且，無論如何，必須先提示一些有利條件，才可能有上述行為。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以至有些戰俘營根本未打算利用B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合作的戰俘營中，原先的懷疑則必須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對日軍戰俘的信賴。　　

美國入并沒有預料到戰俘們會做出如此180度的大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為則好象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很自然地選擇另一條道路。他們這種行為方式，我們在戰后能否加以考慮利用？或者這只是個別士兵當了俘虜后的特殊行為？恰如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其他行為的特殊性強迫我們思考一樣，它提出了有關整個生活方式（他們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制約）以及他們各種制度的作用方式、他們所學到的思維和行動習慣等等許多問題。　　

二、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須弄清他們的“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這句話的含義。他們對秩序、等級制的信賴，與我們對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兩極。在我們看來，對等級制賦予正當性，把它作為一種可行的社會結構是非常困難的。日本人對等級制的信賴建立在對人與其同伙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所持的整個觀念之上，必須對他們的民族習俗，諸如家庭、國家、宗教信仰及經濟生活等作一番描述，我們才能了解他們對生活的看法。正如對國內問題的看法一樣，日本人對國際關系的全部問題也都是用等級制這種觀念來看待的。在過去的十年間，他們把自己描繪成已高踞于國際等級制的金字塔的頂端，現在，這種地位雖已被西方各國所取代，但他們對現狀的接受，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級制觀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們對這一觀念的重視。1940年日本簽訂的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前言中說：“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確信，使世界各國‘各得其所’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在此條約簽訂時所發的詔書再次談及此點。詔書說：　　

“弘揚大義于八紡，締造神輿為一宇，實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膚所珍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禍亂，光復和平……。襲三國盟約成立，燃心甚悅。唯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大業，前途尚迢……。”

　　

　在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日本特使向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遞交的聲明中，也極為明確地提到達點：　　

“……使萬邦各得其所乃帝國堅定不移之國策……，與上述使萬邦各得其所之帝國根本國策背道而馳，帝國政府斷然不能容忍。”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級制習慣，在階級關系上象在家庭中一樣地強烈。在整個歷史上，日本一直是個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一個有幾個世紀等級制習慣的民族，既有其重大的長處，也有其重大的短處。在日本，等級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歷史以來生活中的準則，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那時，日本已經從無等級的中國吸取生活方式，使之適應其自身的等級制文化。在七到八世紀時，日本的天皇及其宮廷已經著手進行要用中國那種使日本使節贊嘆不已的高度文明習俗來充實日本的事業。他們以無與倫比的巨大精力進行這項事業。在那以前，日本連文字都沒有。七世紀時，日本采用了中國的表意文字來記述它自己那種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語言。在那以前，日本有一種宗教，四萬個神砥鎮守山岳、村莊，給人們賜福。這種民間宗教歷經無數變遷，延續至今，成了現代的神道。七世紀時，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地引進佛教，作為“保護國家的至善”宗教（George 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p．131。所引奈良時代編年史中語。日文是：圣武天皇在陸奧國，黃金出，乃下詔曰：“聞佛言，護國者必勝”云云。）。在此以前，不論官方還是私人，日本都沒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仿照中國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還仿照中國式樣，建造了許多壯麗的佛教伽蘭（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節們從中國學來的官階品位和律令。在世界歷史上，很難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個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計劃地汲取外國文明。　　

一、投降后的日本人　　

美國人有充分理由對其戰勝以來在管理日本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國的政策是8月29日通過電臺發布的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的聯合指令，并由麥克阿瑟元帥卓越地付諸實施的。但是，引以自豪的理由卻往往被美國報刊、電臺中的黨派性的贊揚或批評而弄得暖昧不明，只有極少數對日本文化有足夠了解的人才能明確既定政策的恰當與否。
　　日本投降時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占領的性質。戰勝國是應該利用現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還是應該把它廢棄？是否應在美國軍政府官員指揮下管理每個縣市的行政？對意大利和德國的占領方式是在每個地區設立A.M.G.（盟軍軍政府）總部，作為戰斗部隊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權掌握在盟軍行政官員手中。戰勝日本時，太平洋區域的A.M.G.官員仍然預計日本也將建立這種統治體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還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職責。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說：“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之地點必須占領，以確保吾人于茲所示之根本目標，”以及必須永久排除“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　　

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出的聯合指令，對上述各節作出了重大決定，并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將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進滿足美利堅合眾國之目標，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日本國政府將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被允許就內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麥克阿瑟的對日管理與盟軍對德或對意的管理有相當大的區別。它純粹是一個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級官僚機構。最高司令部的通告發給日本帝國政府，而不是發給日本國民，或某些縣市的居民。它的任務是規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不可能實施，則可提出辭職，但如果他的建議正確，也可以修改指令。　　

這種管理方式是一種大膽的措施。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一政策的好處十分明顯。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所說：“利用日本國政府這種占領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國政府可資利用，我們勢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七千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復雜機構。他們的語言、習慣、態度與我們都不同。通過凈化并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節省了時間、人力和物力。換言之，我們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我們只是提供具體指導。”　　

當這一指令在華盛頓制定之時，許多美國人仍在擔心日本人也許會采取倔傲和敵對態度，一個怒目而視、伺機報復的民族將消極抵制一切和平計劃。后來證明這些擔憂并未成為事實。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關戰敗民族和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夠象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的政策。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政策是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們實行新的國策，而他們能夠如此接受，恰在于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　　

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國對日管理，承認了日本人改變航程的能力。它沒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手段來阻礙這一進程。如果我們按照西方的倫理把這種手段強加給日本，在文化上也許是能夠接受的。因為根據西方的倫理信條，侮辱和刑罰是使做過壞事的人認識其罪孽的有效的社會手段。這種自我認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對此則看法不同。按照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后果負責，過錯所產生的自然后果會使他確認不再這樣去做。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包括總體戰的失敗。但是，日本人對這些情況并不視為屈辱而憎惡。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某人或某國對他人或他國進行侮辱，是采用誹謗、嘲笑、鄙視、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譽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認為受到侮辱，那么復仇就是一種道德。盡管西方的倫理如何強烈譴責這種信條，美國占領的有效性卻取決于在這一點上的自制。因為，日本人非常憎惡嘲笑，認為這與投降而帶來的必然后呆，包括解除軍備，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美國取得最后勝利使日本人所處的環境再次發生了變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樣，他們的最終失敗使他們放棄了前此所采取的方針。日本人這種獨特的倫理觀，使他們能夠自行滌除積垢。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對日管理沒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屈辱。他們只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看來僅屬于接受戰敗“當然結果”的事情，這種做法顯然奏了效。　　

四、結語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他們還將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它國家是否也在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并顯示其對戰爭如何能作出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其它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則將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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