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革命禁欲主義的反思

辛若水

（一）革命意味著神圣

革命意味著神圣，如果一百年前，人們不認同這一個觀點，那還情有可原，可是一百后的今天，人們還不認同這個觀點，那就是對歷史的無知。一百年的歷史，并不盡是革命史，但卻可以在理論上抽象成革命史。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這一百年都是在革命的浪潮中走來的。有資產階級革命，有無產階級革命，有民族革命，有民主革命，并且這些革命并不是單分開的，而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世界的，我們且不說，單是中國革命就呈現了這種交織。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抗日戰爭是民族革命，毛澤東領導的則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又是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本質上還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它的領導者已經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完不成任務，那只有無產階級越俎代皰了。那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推進。

革命意味著神圣，當然不是從來如此的。革命剛開始的時候，不僅不神圣，甚至還罪該萬死。在一般民眾看來，革命就是造反，而造反當然罪該萬死。讀讀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藥》，是很有利于我們了解民眾的心態的。應該說，革命是真的為民眾的，正因為它是真的為民眾的，所以它才號召的起來。如果不為民眾，那民眾又豈會把腦袋拴在褲腰袋上，跟著起來鬧革命。大凡革命，自然有犧牲，而且犧牲的代價很大，可以說，是千千萬萬人的鮮血鑄就了革命的神圣。所謂的拋頭顱，灑熱血，說是很好說，但做起來又哪有那么容易呢？“自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人最寶貴的就是生命，當要主動地拋掉生命的時候，不是為信念，不是為信仰，又是為什么呢？革命的神圣性是勿庸置疑的，因為百年的革命史俱在，它不是用筆墨和口舌所能抹煞的。我們即使真的告別革命，也沒有必要更不應該把輝煌的革命史中全部抹黑。革命史，是先輩們奮斗的遺跡，理應得到我們的尊重。當然，尊重革命史，并不意味著發揚革命的精神。發揚革命精神，是老話，也是套話，其實，愛不愛發揚，也是可以選擇的。有的人，聽到革命精神，就頭大，那他的頭可以大下去，直到大的像地球似的。我們沒有必要責備他們的，對人類的歷史毫無所知的人，同樣可以生活在地球上，沒有人會開除他們的球籍。我們只能說，

那樣不好。究竟怎樣，才好呢？那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尊重歷史。革命前輩們，拋頭顱，灑熱血，為的什么呢？還不是為了我們？可是，革命前輩們見過我們么？我們又見過革命前輩么？大抵是沒有的。在某種意義講，革命前輩和我們并不相干的。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我們有我們的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尊重他們的奮斗；然而，尊重歸尊重，我們不會像他們一樣生活，卻是一定的。我們有我們的生活，這是為他們所未曾經歷過的。說實在的，我們并不喜歡他們的生活；當然，他們也未必喜歡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未為他們所憧憬，他們所憧憬的是另外的生活。也就是說，我們并不是他們的夢；他們的夢已隨著他們埋入墳墓了。我們有我們的夢，我們的夢大抵也會落空，但是和他們并不相干。過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不要被所謂“以革命烈士的名義”嚇倒或者哄騙，我以為，這并沒有什么錯。活人不能被死人束縛，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但是，解構革命，消解革命的神圣意義，這是我所反對的。革命，同樣是一筆遺產，我們不能因為自己不喜歡這筆遺產，便說它一文不值。不是這個樣子的。革命曾經是神圣的，那就永遠是神圣。我們可以離神圣遠點，但不能說它不存在。說實在的，對于神圣，我是有很大警惕性的。我生怕有一天被它吃了，又不知道吃我的是誰。神圣，在一方面是神圣，在另一方面也會導致許多不好的東西。真正的神圣，只能保留在心中，實在沒有法子溢于言表的；磕頭作揖，燒香拜佛，那些儀式化的東西，更是靠不住。心中的神圣，是不會對人講的；如果逢人便吹噓，那便不是圣女，反倒成娼妓了。

（二）神圣導致禁欲

神圣導致禁欲，雖非必然，但如果神圣得過了分，那禁欲又是難免的。可以說，神圣本身就來源于克己與禁欲。我們尊崇的神圣，大抵都極好的克制力，他們總在壓制自己的欲望，惟其如此，才能在道德上達到極高的境界。從來就沒有過縱欲的神圣，如果神圣去縱欲的話，我們就不把它當做神圣了。宋儒雖然自身未必有極高的道德，但是最愛唱道德的高調，譬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簡直因為所謂崇高的道德，失掉了最為基本的人性。朱子的道德學問是為人所佩服的，可是他偏生和一個妓女（嚴蕊）過不去，恐怕非如此，就不足以顯示他的道德學問。如果他真有道德學問，那就應該想法子讓娼妓制度歸于消滅，而不是對著妓女指指點點。以壓抑自己的欲望，來成就神圣而又崇高的道德，不僅我們中國古代如此，就是西方的中世紀同樣如此。基督徒也是追求高尚道德的，他們為了成就崇高的道德，進入天國，亦在壓抑自己的欲望。而壓抑自己的欲望，那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導致精神的畸形。起凡入圣是不可能了，可連普通人也做不成了，這就是壓抑自己欲望的悲哀。禁欲必然導致另外一面，那就是縱欲。縱欲自然為高尚的道德所不許，但是對于所謂的禁欲又有解毒作用。在明代泛濫的色情小說，固然解了禁欲的毒，但又中了縱欲的毒。在文藝復興時代，流行的小說也多有色欲的內容，那同樣可以解禁欲的毒。禁欲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是先審視一下革命禁欲主義。革命禁欲主義，并不是在文革中才有的，但確實在文革中達到了頂峰。革命者，首先是道德崇高者。他們雖然面黃肌瘦，衣衫襤褸，但是比那些肥肥胖胖，花天酒地的敵人高尚多了。革命的正義性，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道德的崇高。而敵人的可惡，則在于道德敗壞，成為了社會的蠹蟲。敵人在縱欲，而革命者呢，則在艱苦的環境中，忍受著饑寒與清貧。道德的崇高性，是革命得以勝利的法寶。一切都是為了革命，所以人生許多正常的欲望都犧牲掉了。在艱苦的革命中，這些欲望很難得到滿足。可勝利后，條件好了，這些合理的欲望也就突出出來，并且應該得到滿足。但是，人們強調最多的卻是發揚革命傳統，樹立偉大的革命理想，成為一個有道德、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說革命禁欲主義是以偉大理想的形式出現的。偉大理想，當然是神圣的；誰能夠懷疑這種神圣呢？于是，便只有用自制，克己來成就這種神圣。我們看一下李澤厚先生的分析：“公私義利之辯，天理人欲之分，本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如今這一套以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和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出現，便似乎成了最新最革命也最中國化的東西。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它，它從而使任何人（人總是有缺點、弱點和錯誤的，人總是有各種物質生活的要求、意向、愿望和享受的）都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必須深刻檢討，努力懺悔……在張思德、董存瑞、雷鋒、王杰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以致犧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烈士面前，你能不自慚形穢，徹底悔過和無條件投降么？你能不為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自己嗎？能不為此而接受審查批判忍受痛苦、揭發別人和改造自己嗎？”革命禁欲主義，是不會以其本來面目出現的，它總要披上崇高的外衣。對于崇高的理想、神圣的道德，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正因為無法拒絕，我們正常的、合理的欲望才會得到壓抑。文革時代的中國是不是修道院，這不好說，但二者確有相似之處。張賢亮在《習慣死亡》中說，中國是個大修道院，只有把它變成妓院，才有希望。這話顯然是荒唐的，大抵出自調侃，但隱隱約約也有些真實。神圣的時代，偉大的時代，崇高的時代，當然是頂頂好的；但我們那點點可憐的欲望，卻躺在巖石之下呻吟著。我們沒有理由去否定神圣、偉大、崇高，但我們只想滿足著那點微不足道的欲望。孟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飽飯，是最基本的；而男女之間的愛情，正是來化解禁欲主義的堅冰的。在革命時代，大抵是談情色變；而在正常的時代，談情說愛與吃飯，已經找不到什么區別了。禁欲主義走了，神圣、崇高也失蹤了。

（三）所謂精神的畸形

其實，無論哪種禁欲主義，其結果都是精神的畸形。那么何所謂精神的畸形呢？平平想去，也就是和正常人的精神不一樣。但和正常人的精神不一樣，并不意味著就是精神的畸形，它只不過和正常人不一樣而已。禁欲主義，一方面表現為道德的狂熱，為了成就神圣的道德可以犧牲一切。既然一切都可以犧牲，那正常合理的欲望，自然是包括在其中的。另一方面，禁欲主義則表現為人性的冷漠、陰寒。他是神圣的、崇高的，這確實是事實，但是缺乏人世間的溫情，性格過分地乖戾也是事實。精神的畸形，也就表現為狂熱與陰冷的奇怪結合。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對畸零人還是有一些溫情的，至少還有人同情零余者，而不是統統地否定。可以說，精神的畸形，全是禁欲主義的錯。誠然，有許多人，先天畸形，但是，我們并沒有聽說，哪個人的精神先天畸形。史鐵生說，每個人都有精神的殘疾，然而，這樣說，并不對。他把自己的殘疾給泛化了。不過，我們又找不到合適的理由來駁斥他。因為精神的殘疾是看不見的；既然看不見，他就總有理由說你殘疾。究竟誰有健全的精神，這是不好說的；我們所仰慕的那些精神界的巨人，譬如陀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歌德、尼采，都被說成是精神上有問題的人，甚至精神病，難道我們這些普通的人，反倒精神健全嗎？也可以這樣說，精神的問題都是非常模糊的，怎么說怎么有理，那既然如此，就會出現許多的胡說八道，而對于這些胡說八道，我們又一點辦法也沒有。那么有沒有精神的殘疾這回事呢？我想，還是有的。雖然有精神的殘疾這回事，但并不是人的精神都是殘疾的，而恰恰相反，大多數人的精神都是健全的，而只有少部分人的精神是殘疾的。你想，如果人人的精神都是殘疾的，那所謂殘疾也就不是殘疾，而成正常了。正因為大多人是正常的，所以才凸現出少部分人的畸形。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的精神是健全的，但是畸形的精神較之健全的精神，又是獨具魅力的。身體的畸形，讓我們厭惡；但是，精神的畸形，卻散發著迷人的光芒。因為精神的畸形，既有認識價值，更有審美價值。古華《芙蓉鎮》中的王秋赦，可以說是運動狂，整天在街上叫著“文化大革命三、五年再來一次”，終于瘋掉了，這是典型的精神畸形，但卻有利于我們認識文革那個時代。王秋赦大抵是文革時代所拖著的尾巴，而尾巴有兩種命運，一種是翹起來，一種則是夾起來或者被斬掉。文革的尾巴大抵是翹不起來了，很可能夾起來了，不過，我們卻希望它被永遠的斬掉了。在王秋赦那里，革命禁欲主義表現為道德的狂熱，但這道德的狂熱并不是為了利人，卻是為了利己。在文革中，飛皇騰達的人很多，而王秋赦充其量不過一個“小人物”罷了。對于這樣的人物，我們自然是無比的憎恨，但是也未始沒有一絲同情。其實，無論對于任何人，哪怕他是惡魔、敗類、畜生，我們都要把他首先看作人，也只有看作人，他才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可以理解，那不免就有同情。文學所以是人學，那就在于它把人當人看，這里面深蘊著最為基本的人道主義情愫。我們盡有許多深刻的理論，崇高的道德，把人視為異類，視為禽獸。而文學，卻在堅守一個底限，那就是人，無論多卑賤、卑鄙，他都是人。只有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才能造就人類真正的和諧。不只高尚的人要活，就是卑鄙的畜牲也要活，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對于這個事實，一切道德的評判都將失意義。禁欲主義，一方面可以成就神圣的道德；但也會讓這種道德走向卑劣。許多時候，神圣與卑劣恰恰統一在一起，這就是精神的畸形。其實，精神的零余者，往往是“靈人”。如果單說“靈人”，我們可能羨慕得不得了，可是“靈人”卻是只有精神生活的人。而我們追求的則是“靈肉和諧的人”，既有正常的精神生活，也有合理的肉欲。禁欲主義造就沒有肉體只有精神的“靈人”，縱欲主義則造就只有肉體沒有精神的“肉人”。“靈人”雖然不好全盤否定，但是否定“肉人”大抵是不錯的。人，不能為肉欲腐蝕，但亦不應該讓靈欲成為上帝。因為我們的目標并不是造就精神的畸形，我們追求的是健全的精神。

（四）在禁欲與縱欲之間

其實，在禁欲與縱欲之間，是讓人非常為難的；因為我們既反對禁欲，也不贊同縱欲。如果定要讓我們在禁欲與縱欲之間做出選擇的話，我們只能選擇禁欲，因為禁欲能夠成就神圣的道德，而縱欲只能敗壞道德。我并不是道德神圣論者，但我卻反對道德的敗壞。道德敗壞的根源，就是無限制地放縱自己的欲望。我們不能消滅自己的欲望，但也不應該放縱自己的欲望。但欲望本身，必須得到制約。也即是說，我們要把人類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但是，限制人的欲望，并不等同于禁欲主義。因為禁欲主義在本質上是消滅人的欲望，以達到無知無欲的狀態，然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禁欲的背面，必然是縱欲；甚至禁欲與縱欲本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方面禁欲，在那方面又縱欲。所謂的欲望，就像火一樣；欲火中燒，總是難免的。我們沒有法子熄滅欲火，因為熄滅欲火也就意味著熄滅了生命本身；我們只能讓欲火燃燒，只要欲火燃燒，那就意味著生命之火還在燃燒。人類的欲望，當然是禁不住的，我們只能疏導欲望，讓人們遠離邪惡的欲望，趨向高尚的欲望。人們既然有那么充沛的精力，那為什么不遠離吃喝嫖賭、坑蒙拐騙，而獻身科學、藝術抑或國家事業呢？高尚的欲望把人添滿了，那邪惡的欲望自然也就擠不進來了。其實，禁欲主義的本心，也并不壞。要人們成就神圣的道德又有什么不好呢？但是，為了成就神圣的道德，來壓抑人們合理的欲望就不好了。壓抑人們合理的欲望，只能導致精神的畸形。我想，幽默就是禁欲主義與神圣道德最好的消毒劑。有一部影片講，在意大利的教堂里，僧侶們在傳看一部禁書，每個看到這部書的人都如癡如醉，而一個老古板卻堅決反對看這一部書，大凡每個看到這部書的人，他都殺死了。那這一部書究竟是什么書呢？在影片的結尾，給出了答案，原來這部書就是亞里士多德失傳了的《詩學》第二卷，里面只講一個問題，那就是幽默。如此看來，這幽默真是罪該萬死，竟然成為老古板殺人的理由。不過，細想想，何嘗是幽默罪該萬死呢？分明是老古板罪該萬死。為了不讓人們走上所謂的邪道，竟把人給殺死，這又是什么樣的道德呢？分明就是吃人的道德。道德，自然要扳起吃人的面孔。看見人家笑嘻嘻的，它就受不了。大抵幽默，總不免是黑色的罷。道德，是為了讓人滿臉裝出死相，而幽默呢，則是尋找有趣。如果發現了這個世界到處都是荒謬，沒有絲毫趣味可言，又偏生制造出點趣味來，那就成為了黑色的幽默。黑色幽默往往是偏愛悖論的，人是很難走出悖論的，所以還是幽默點的好。認為幽默罪該萬死的，那他本身應該得到同樣的下場。然而，事實似乎是皆然相反，死掉的是幽默本身，以及幽默的人，那些扼殺幽默的人，就如同電影中的老古板，是要萬壽無疆的。用幽默去解禁欲主義的毒，可幽默本身卻撞了個粉身碎骨。那么禁欲主義是不是無敵于天下呢？也不是的。禁欲主義當然有敵手，那就是禁欲本身。禁欲會把自身淹沒在欲望的汪洋大海里，因為禁欲本身也是一種欲望，而且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我在想，禁欲與縱欲所爭奪的焦點是什么呢？是神圣而又高尚的道德么？細想想并不是的。它們所真正爭奪的，也只是女人。歌德說，永恒的女性引導我們前進；當然，也有很多人視紅顏為禍水。我們不妨看一則小故事，在笑聲中欣賞一下人們的偏見吧。鮑卡丘杰作《十日談》第四日《人話》中講；一個人的老婆死了，他就帶著幼兒隱居山野，一世隔絕。兒子長到十八歲，跟父親首次出山進城，一路上牛呀，馬呀，房屋呀，他都見所來見，向父親問個沒了。忽然碰上一個漂亮姑娘，那孩子忙問是什么東西，父親說：“孩子啊！快低下頭別看！這些是壞東西！名叫‘傻鵝’。”晚上回來，父親詢問兒子出門一趟的印像，兒子對什么也不感興趣，只說：“爸呀！我求您給我找一只傻鵝給我。”禁欲主義會把所有的女人都變成傻鵝。不過，革命禁欲主義和別的禁欲主義不同，它會把女人變成鐵姑娘，正所謂“鋼鐵姑娘表決心，打不敗美帝不結婚”。把溫柔的女人變成剛強的男人，這是革命禁欲主義最大的功勞，當然也是最大的悲哀。

（五）一種奇怪的留戀

說實在的，無論哪種禁欲主義，即便是革命禁欲主義，我都不怎么喜歡的。但是，對于革命禁欲主義，我又有一種奇怪的留戀。為什么這個樣子呢？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不是禁欲主義，而是縱欲主義，在歷史的進程中，禁欲主義與縱欲主義雖然相互交替，但是給人們危害最大的，卻是縱欲主義。縱欲主義會讓人道德敗壞，喪盡廉恥。而相反的，禁欲主義卻能夠成就神圣的道德。禁欲主義走了，神圣、崇高也失蹤了。這是不怎么好的。我們要把失蹤的神圣、崇高重新找回來。可怎么找呢？再重新祭起禁欲主義的法寶？這顯然是不行的，我們雖然要神圣、崇高，但絕不歡迎禁欲主義。實際上，正常會理的生活，既不是禁欲的，也不是縱欲的。正常人既不會那么克己，自制，整天家想著“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不會過分放縱自己，過那種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么，在正常合理的生活中，能不能造就真正的神圣與崇高呢？從理論上講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卻很難。因為我們所謂的神圣、崇高，首先應該和我們不一樣，其次應該距離我們非常遙遠。如果和我們沒有什么不同，又沒有距離感，那就不是神圣、崇高，也沒有人頂禮膜拜了。所謂的禁欲主義，我想，也是有兩種的，一種是內在克己的禁欲主義，一種是外在強加的禁欲主義。如果單就個人來說，他無論怎樣克己禁欲都是可以的，因為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亦未曾侵害別人的利益，所以誰也不會去干涉。但若是自己禁欲的人，要求別人甚至普天下的人都和他一樣禁欲，那就很成問題了。誠然，禁欲的人很容易找到同類，那就讓他們“同聲相和，同氣相求”吧；還有許多人愿意活得瀟灑點，自由點，逍遙點，而不愿背負沉重的道德，這種選擇也應該得到尊重。革命禁欲主義的偉大目的，即是讓每一個人成為革命的圣者甚至殉道者。用圣人的標準來要求每一個人是很成問題的。其實，圣人和圣人的標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用圣人的標準去衡量所有人，那天底下恐怕連一個圣人也沒有了，就是圣人自己也不合圣人的標準。可能有人覺得奇怪了，如果圣人都不合圣人的標準，那圣人的標準豈不是臆想出來的。標準是死的，但人卻是活的。人總有是有缺點的；圣人是人，所以圣人也有缺點。但是，有缺點的圣人就不是圣人了，因為圣人無論在道德，在精神，在行為，都是完美無缺的；但是，完美無缺的人并不存在，所以圣人也就不存在。我們說圣人不存在，也只是說，索諸茫茫人海，你是一個圣人也找不出來的，因為沒有人合乎圣人那完美無缺的標準。但是，我們又畢竟有圣人的理想，也即是說，圣人如果存在的話，那也只在我們的理想中。在理想中，豈不是太虛幻了；所以，我們定要把圣人的理想落實到具體的人身上。如果把這理想落在活著的人身上，那是很成問題的；把他美化得不得了，可突然一天，晚節不保，做了錯事，甚至成為了壞人、漢奸、賣國賊，那豈不是讓人一片唏噓。如此想來，那只有到死人堆里去尋找圣人了。孔孟是中國的圣人，但活著的時候，并沒有享受到圣人的待遇。張思德、王杰、雷峰，這也是革命禁欲主義樹立起來的榜樣，然而，當我們向他們學習的時候，他們早就不在了。正因為他們人不在了，所以我們才可以順里成章地講，他們的精神是永存的。我們想象著他們的精神永存，于是他們的精神也就永存了，大抵所謂精神，也是永恒的幻象吧。我所以對革命禁欲主義有一種奇怪的留戀，那就是因為我不希望神圣與崇高變得無影無蹤。我說過的，縱欲能夠解禁欲的毒，同樣的，禁欲也能夠解縱欲的毒。在欲海沉浮，是很危險的事情，說不準什么時候就翻船。我不主張禁欲主義的復活，但是克己自制的道德修養還是要的。人當然可以不高尚，但卻不能夠無恥，縱欲主義會讓人喪失最后一點羞恥，倒是禁欲主義能夠讓人找回一點良心。人的良心就在禁欲與縱欲之間。相信人的良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為只有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進候，人們才會良心發現。良心發現又有什么用呢？一切已經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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