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辛若水

（一）柔弱的外表

  當然，在這里，我是借用《后漢書•范滂傳》中形容范滂的話，亦即“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來形容《官場無紅顏》的作者劉小殊先生。其實，在我們中國，本就有“以意逆志”的傳統，也就是說“讀其書，想見其人”。我們領略了作品的含義，也就可以推知作者的志向。《官場無紅顏》不僅有著深刻的精神意蘊以及豐富的哲學內涵，而且在作者，是有極高遠的政治理想以及政治抱負的，當然，這也就是我之所謂的“澄清天下之志”。劉小殊先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在柔弱的外表背后，隱藏著一顆胸懷天下的心”。當然，這一點可以在“士當以天下為己任”這里得到解釋。所謂澄清天下之志，也就是說，讓社會本身由濁變清；具體來說，就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恢復倫理的正義。在作者，顯然并不想只做一個冷靜的觀察者；相反，他是想著投入其中，大有作為的。當然，在作者也只是創造了極好的文學；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深刻地感覺到那胸懷天下的心。當然，在這里，我想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即文學和政治的關系。我并不打算重復老套的觀點。我要看的是相反相成的兩點，一則是文學的去政治化，二則是文學的再政治化。實際上，文學的去政治化，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展開的。也就是說，文學要脫離政治而獨立，當然，這可以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得到解釋；但是，在這里，顯然割裂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本身，當然是獨立的、自由的，具有獨立自存的價值與意義；但是，它本身決不是和政治無關。一方面政治可以滲透到文學中去，而另一方面文學也可以對政治發生影響。所以，到九十年代，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當然，在這里，就展開了文學的再政治化的歷程。也就是說，在這里文學和政治再次融合在了一起。文學不再追求脫離政治而獨立，相反，它本身在謀求對政治的影響。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本身不可避免的滲透到了政治中。其實，劉小殊先生的《官場無紅顏》是可以在文學的再政治化的歷程中得到解釋的；雖然它本身是真正21世紀的作品。劉小殊先生所講的“在柔弱的外表背后，隱藏著一顆胸懷天下的心”，是有一種極大的反差的。也就是說，一面是柔弱的外表，一面是胸懷天下的大氣魄、大境界。可以說，這種強烈的反差，是所有胸懷天下的知識分子共有的特點。我們當然佩服胸懷天下的大氣魄、大境界；但是，我們要看的問題是，柔弱的外表，能不能夠改變？也就是說，外表為什么不能夠像精神一樣的雄健呢？其實，在這里所有的實在是“為文所化”的悲哀。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在“為文所化”的過程中，不只失掉了精神的雄健，而且也喪失了生命的野性。其實，在我，是特別強調生命的野性以及精神的雄健的；不過，這也恰恰印證了我在這些方面的匱乏。那么，為文所化的知識分子如何才能夠恢復生命的野性，擁有精神的雄健呢？我想，這就要脫胎換骨了。但是，所謂的脫胎換骨，對知識分子來說，是非常艱難的；然而，這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官場無紅顏》的主人公陌小北，不就因為在西藏的鍛煉，由一名文弱的知識分子，成為了堅毅的軍人么？也就是說，改變柔弱的外表，恢復生命的野性，擁有精神的雄健是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每一個知識分子都可以做到這一點。在知識分子總難免要面對“為文所化”的悲哀。“為文所化”所以可以悲哀，也就在于它造成了外表的柔弱。其實，所謂的柔弱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不是有所謂的“柔弱勝剛強”么？蔣勛先生在講宋朝的時候，說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即宋朝那么弱，和外敵打仗，經常失敗；但是，為什么這個王朝卻可以積弱二、三百年，而不致于滅亡呢？當然，宋朝的武功，是沒有辦法和漢唐相提并論的；但是，它的文治卻遠在漢唐之上，也就是說，它造就了中國文化的頂峰。雖然柔弱同樣可以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我們并不喜歡柔弱本身。我們真正喜歡的還是胸懷天下的大氣魄、大境界；但是，為什么胸懷天下的大氣魄、大境界，竟然可以隱藏在柔弱的外表的背后呢？

（二）胸懷天下的心

  我說過，柔弱的外表與胸懷天下的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們在這里要看的問題是，為什么柔弱的外表背后，可以隱藏一顆胸懷天下的心？實際上，在知識分子雖然擁有柔弱的外表，但是畢竟擁有著精神的雄健。也就是說，我們所謂的為文所化，并不曾深入骨髓；在知識分子，是可以恢復精神的雄健以及生命的野性的。我們看一下，究竟怎樣理解胸懷天下的心。可以說，在這里有對超越的追求的。也就是說，人本身并不以狹小的自我為滿足；相反，卻在追求真正的大我，當然，這真正的大我，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家國天下。我們一般認為家國天下，是超越個人之上的。人本身要實現自我的價值，是不能夠局限在個人的小我之中的；也就是說，人本身要在家國天下中實現自己的價值。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把家國天下放置到自己胸中；亦即我們所謂的胸懷天下。如果我們能夠把家國天下放置到自己胸中，那自然就擁有了一種大氣魄、大境界。當然，要解釋大氣魄、大境界，同樣是非常煩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和小家子氣做一下對比，那就不難明白所謂的大氣魄、大境界了。其實，在大氣魄、大境界這里，是有那種大無大有的精神。我們知道，曾經有人用“身無半文，心憂天下”來形容青年毛澤東。實際上，在這里，就是有那種大氣魄、大境界的。在這里雖然身無半文，但并不妨礙心憂天下。也就是說，他已經把天下放入了自己胸中；而正因為心中有天下，所以就不再計較自己的一文不名；當然，這也在真正意義上超越了一文不名。其實，我們所謂的大氣魄、大境界，雖然胸懷天下，但卻是以自由的審美為歸宿的。當然，我們在“超越帝王思想的天地境界”中已經詳細地闡述了這一點，茲不贅述。劉小殊先生那顆胸懷天下的心，是可以在他創作的《官場無紅顏》中得到印證的，一方面他深切地關注中國當代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并且在這里不乏憂患意識；另一方面他所塑造的主人公陌小北，不僅胸懷天下，而且致力于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解決。其實，在這里的思路是很明確的，一則是開發落后的農村，讓農民過上富足的好日子；二則是重拳出擊打黑，恢復倫理的正義。實際上，我們所謂的澄清天下之志，也不過這兩點。就社會本身而言，首先是經濟發展，其次是公平正義，再則是和諧穩定，最后是個體自由。重視經濟發展，這絕對是正確的；當然，也有人把這視為庸俗的“吃飯哲學”。其實，吃飯哲學，并不庸俗；不讓人吃飯的哲學，才是真正可怕的。在中國當代社會，要求公平與正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而這本身恰恰根源于倫理正義的缺失以及人性之惡的囂張。當然，我會在“中國當代底層社會的風俗畫”詳細地展開論述，茲不贅言。社會的和諧和穩定，當然是具有壓倒性的，但是這本身決不能夠以公平正義的缺失為代價；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因為和諧穩定，而犧牲了公平正義。如果沒有公平正義作為基礎，那么和諧穩定，必然是不牢固的。我們再看一下個體自由。實際上，把個體自由放在經濟發展、公平正義、和諧穩定的后面，是大有道理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個體自由不重要；而是說，個體自由實在是經濟發展、公平正義、和諧穩定的結果。所以，在這里，個體自由本身實在具有了終極的內涵。當然，在以前，我們強調胸懷天下的時候，往往忽略甚至要犧牲個體自由。但是，在《官場無紅顏》這里，我們卻看到了相反的可能性，亦即在胸懷天下本身，同樣是可以成就個體自由的。我們知道，《官場無紅顏》的主人公陌小北，既胸懷天下、一身正氣，又玩世不恭、有對個體自由的執著。也就是說，他在胸懷天下、以政治為業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失掉自己的個性，反而成就了自己的個性。當然，他的個性，有很強的斗爭性，這可以在全新的斗爭哲學中得到解釋。我并不否認，在胸懷天下與個體自由之間會展開深刻的二律背反；也正是這深刻的二律背反，讓以政治為業具有了無比的豐富性。但是，無論在任何的情形下，我們都沒有理由拋掉個體自由；因為個體自由本身是具有終極性內涵的，它可以確證人之尊嚴與價值。

（三）士當以天下為己任

  實際上，范仲淹所講的“士當以天下為己任”，比馬克斯•韋伯所講的“以政治為業”具有更為深刻的內涵。在“以政治為業”，雖然未嘗沒有獻身精神，但是，卻沒有那種大氣魄、大境界。而在“士當以天下為己任”這里，顯然擁有著那種大氣魄、大境界。有人講，中國知識分子所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范仲淹所謂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雖然這本身未嘗沒有道理，但是，在這里我卻要明確一點，即胸懷天下和知識分子的個人精神境界，是具有不同的內涵的。所謂的胸懷天下，所著眼的現實政治，可以說有積極入世的精神；而在知識分子的個人精神境界，所崇尚的則是自由。實際上，在知識分子本身，恰恰是需要儒道互補的；也就是說，一方面要有胸懷天下的心；而另一方面則要有個體的精神自由。所謂的胸懷天下，要在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中得到解釋；而所謂個體的精神自由，則要在道家的思想中得到解釋。我一直比較認同朱光潛先生所講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實際上，正是因為有了所謂的儒道互補，獻身政治的熱情才不會和個體的精神自由發生沖突。當然，在以前，我們往往是從經濟的角度來批判知識分子，或者古代所謂的“士”的。孟子曾經講過，有恒產者，有恒心；相應地，無恒產者，就沒有恒心了。但是，在孟子又講了一例外，即在“士”，或者說知識分子，實在是無恒產而又有恒心的。因為無恒產，所以“士”或者知識分子，實在是無根的階層；當然，這本身也造就了“士”或者知識分子的依附性，我們常講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印證了這一點。但是，無恒產的知識分子，卻是有恒心的，也就是說，他們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亦即，知識分子實在承擔著天下興亡的責任。我們知道，在知識分子，無論外表多么的柔弱，都有一顆胸懷天下的心。亦即，在他們是有高遠的政治理想與遠大的政治抱負的。那么，他們如何實現高遠的政治理想與遠大的政治抱負呢？其實，就是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當然，我在批判考試制度的時候，講過“學而優則仕”的毒瘤。其實，“學而優則仕”，并不只毒瘤那么簡單；可以說，在這里是有知識分子的執著與痛苦的。其實，由“士當以天下為己任”并不能夠導向所謂的“以政治為業”。有位外國研究者半開玩笑地講，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藝術上，都處于業余水平。其實，這并不是對業余精神的禮贊，而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專業精神的揶揄。誠然，無論中國的學問也好，中國知識分子本身也罷，都不怎么重視專業的精神；相反，在這里是要“求其會通”的。中國學問的最高境界是通學；而我們也往往把能夠融會各門學問的人，叫做通人。雖然我們也講“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但是我們在這里所重視的并不是專業的精神，相反，卻是最終的“聞道”“悟道”。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另外一點，即所謂的“以政治為業”，與“士當以天下為己任”比較起來，畢竟太過狹小、局促；也即所謂的“以政治為業”并沒有那種大氣魄、大境界。如果政治本身成為一門專業技術，那么它就很容易失掉高遠的政治理想與遠大的政治抱負。在“士當以天下為己任”這里，政治本身并沒有淪為一門專業技術，所以它可以表達高遠的政治理想與遠大的政治抱負。最后，我想思考一下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其實，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來形容知識分子的依附地位，是有一種深刻的偏見在里面的，即知識分子以及所謂的知識，是具有原罪的內涵的，所以必須進行改造，當然，在這里我們就不深入地展開這一點了。我要說的是，在知識分子，還是安于邊緣地位的好。當然，許多知識分子還夢想過所謂的中心；但是，這些早就為現實本身所粉碎。實際上，我們所謂的中心，在真實意義上是否存在，都是很成問題的。或者說，所謂中心，不過一個理論的假定，而在真實意義上不過無所有的。如果我們執著于中心，那就很容易出現“剝盡玉蔥不見心”的情形。實際上，哈貝馬斯所講的去中心化，是大有道理的。既然本就無所謂中心，那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安于邊緣呢？

（四）所謂澄清天下之志

  其實，在澄清天下之志，是有許多迂闊的；或者說，這是在表達高遠的政治理想。就現實政治本身而言，是有許多污穢的，或者說它本身實在是泥沙俱下的。在這里，即便是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都非常不容易；更何況是改變污濁的現實政治本身。在屈原，曾經表達過美政的理想；但是，這些理想卻無可避免地落空了，而在屈原自己也投江而死。實際上，要改變“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的情形，并不那么容易；可以說，這本身是需要凌厲的政治手段的；而懷抱高遠政治理想的人，往往沒有這樣的政治手段。迂闊的政治理想，當然是帶有悲劇性的；但是，我們卻有充分的理由珍視迂闊的政治理想；因為在這里不只彰顯了高尚的道德品格，而且造就了改變現實政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即便現實政治，有許多的污穢，甚至泥沙俱下，但是，這本身卻是可以改變的。我們知道，在社會本身是有自凈功能的；當然，在現實政治同樣擁有這種自凈功能。其實，執著于高遠的政治理想本身，就造就了改造現實政治的可能性。當然，在這里，我們所謂的改造現實政治，一則是要恢復倫理的正義，二則是打壓人性之惡的囂張。實際上，這兩個方面是相反相成的。當然，打壓人性之惡的囂張，較之恢復倫理的正義，更為困難。因為在人性之惡本身，會展開瘋狂的報復。當然，在《官場無紅顏》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這里就不再枚舉了。我說過，澄清天下之志，是迂闊的政治理想；而要實現這種迂闊的政治理想，恰恰是需要凌厲的政治手段的。我們要看的問題是，如何來解釋凌厲的政治手段；就凌厲的政治手段而言，會不會背離迂闊的政治理想？我以為，是不能夠用倫理的善惡來解釋凌厲的政治手段的。在凌厲的政治手段，并不具有倫理的內涵，相反，它本身實在是超越倫理的。亦即，凌厲的政治手段，既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或者說，它本身實在是無善無惡的。當然，我們所以強調凌厲的政治手段，那實在是為了打壓人性之惡的囂張。或者說，在這里會展開尖銳的對立，而我們是不能夠從情感出發來對待這種尖銳的對立的。在《官場無紅顏》的主人公陌小北，在一開始對你死我活的斗爭，是缺乏清醒的認識的；相反，在這里所激發最多的是人道的溫情；但是，后來得到了深刻的教訓之后，終于明白了斗爭的殘酷性，不再那么軟弱，相反，卻有了一股狠勁。其實，要打壓人性之惡的囂張，恰恰是需要那股狠勁的。如果不能夠打掉人性之惡的囂張氣焰，那么，人性之惡本身就會反噬。實際上，打壓人性之惡的囂張，就是為了給恢復倫理的正義造就前提條件。當然，在這里，我們是要謀求一種統一的，亦即迂闊的政治理想與凌厲的政治手段的統一。我知道，許多人會想到詩人與劊子手的聯合專制；不過，二者之間并不擁有相同的內涵。迂闊的政治理想，是可以在道德崇高中得到解釋的；而凌厲的政治手段，則是要把迂闊的政治理想變成現實本身。我們在這里的問題是，迂闊的政治理想能夠變成現實本身嗎？其實，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否則，所謂的澄清天下之志，便無法得到解釋了。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即超越了倫理善惡的凌厲的政治手段，會不會背離迂闊的政治理想？我并不否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而且這本身恰恰印證了目的與手段的分離；但是，在凌厲的政治手段本身，同樣可以表達迂闊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說，凌厲的政治手段與迂闊的政治理想實在是具有同一性的。如果迂闊的政治理想，不能夠為凌厲的政治手段所武裝，那么，它終古不過一個理想。我并不主張從倫理道德出發批判凌厲的政治手段；相反，我們應該以歷史主義的觀點，來深刻地理解凌厲的政治手段。我們知道，在范滂，是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然而，由于缺乏凌厲的政治手段，而終至于不可為。實際上，只有把澄清天下之志，與凌厲的政治手段結合起來，才能夠大有作為，并實現政治理想本身。當然，我們所謂的大有作為，是有高遠的政治理想的支撐的。

（五）真正的大有作為

  當然，說到大有作為，我們很容易想到孔子所講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其實，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有一種深刻的悲劇性的。但是，在這深刻的悲劇性里面，卻有一種不悔的精神。實際上，要想真正地大有作為，是需要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的。也就是說，在這里看重的并不是最終的結果，而是有為的過程，亦即，在這里是通過有為來確證人本身的尊嚴與價值的。當然，我們所謂的大有作為，同樣需要獨立思想的支撐。我們不是常說“敢想敢干”么？只有擁有了獨立的思想，才能夠大有作為。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擁有了獨立的思想，就一定能夠大有作為。我們是見過“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的。也可以說，大有作為是需要現實的能力的；而所謂的獨立思想，所提供的則是創造性的思路。謀求現實能力與獨立思想的統一，并不那么容易。當然，對于這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反復思辯過了，這里不再重復。實際上，我們所謂的大有作為，是以大氣魄、大境界為支撐的。也就是說，在這里一方面有著高遠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有極強的現實能力；當然，極強的現實能力恰恰是在現實的作為中磨練出來的。或者說，在大有作為，一方面在仰望星空，有高遠之志；另一方面又足踏在大地上，有那種務實的精神。當然，在《官場無紅顏》中，我們是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那種大有作為的精神的；而且這大有作為的精神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青春之歌中最有震撼力的聲音。也就是說，青春必然地與奉獻聯系在了一起；只有奉獻過的青春，才是真正無悔的。當然，我曾經強調過有主體性的獻身精神。或者說，在獻身精神本身，同樣是可以確證人之主體性的；不過，在這里卻有人之主體性對獻身精神的改造。我們可以說，恰恰是有主體性的獻身精神，讓大有作為在真正意義上成為可能。當然，在這里作為支撐的，并不是“以政治為業”，相反，卻是我們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士當以天下為己任”。雖然“以政治為業”未嘗沒有那種獻身的精神，但是，它本身卻把政治變成了一門專業技術，而由之所造就的也只能是技術官僚，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我們并不反對政治本身的科學性，但是，我們卻反對把政治本身變成一門專業技術，因為這不僅漠視了人的主體性，而且泯滅了政治的復雜性。在真正的政治家，是不會把政治本身看做一門專業技術的；相反，在他們是有胸懷天下的心的。其實，胸懷天下的心，并不能夠在任何政治技術中得到解釋；或者說，政治技術在“技”的層面；而胸懷天下的心，已經上升為“道”了。當然，在莊子曾經講過“進技于道”；實際上，在這里，是有一個基本的預設的，那就是“道”高于“技”。實際上，在胸懷天下的心這里，就有根本的政治之道。其實，在政治之道是有一個基本的特點的，那就是在“人往高處走”的情形下，選擇“水往低處流”。我們知道，有一個說法，叫做“地低成海，人低成王”。當然，在這里所有的是政治哲學的隱喻。實際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即政治家是如何做到胸懷天下的。當然，我們可以引用李白的詩，即“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其實，登高壯觀，只是胸懷天下的一個層面；而在胸懷天下還有另外一個層面，那就是放低自己的狀態，為天下谷。也就是說，一個真正的政治家，要做到胸懷天下，必須把自己放到最低點。因為只有在最低點，才能夠做到海納百川。然而，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即便把自己放到最低點，他依然是站著的，而不是跪著的。也就是說，政治家在獻身政治的過程中，同樣可以成就獨立的人格以及超越的精神境界。實際上，在政治家本身，就是處于一種超越的狀態的，一方面他們超越了一己的狹隘，真正地胸懷天下；另一方面他們又可以超越現實政治本身，達到自由審美的境界。其實，所有的澄清天下之志，不都以自由審美的境界為歸宿么？當然，這也正是孔子“吾與點也”的真正緣由。或者說，自由審美的境界，不只表達了政治的理想，而且成為了政治本身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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