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大學工作組

——摘自《非主流文革視野》一書

　　試圖比較準確的描繪北京大學工作組案是非常困難，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以孤立個案的眼光來看待它。它本身僅僅是是同時期發生的一大批類似案件中相對突出的一例，它的緣起與當時的社會大狀況和之前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決策和執行情況息息相關，而它又對之后的一系列的事件產生了影響。
　　比如：我們把什么時候算作這件案子的起點呢？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正式開始文化大革命嗎？還是從北京大學大飯廳里貼出了那張尖銳指責宋碩、陸平和彭佩云的大字報？抑或從當時以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的反應，派出大批工作組進駐大專院校甚至中等學校搞“奪權”，大打“右派”“游魚”“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來“堅持黨的領導”開始算起？
　　我們又把什么時候算作這件案子的終結呢？是到從一九五九年起就已退居二線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毛澤東被徹底激怒，中斷在南方調研的行程返回北京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決議撤回工作組并要求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作檢查為止呢？還是到劉少奇屢屢反擊失敗終于被徹底打倒為之呢？如果更向后推延，那么從此而崛起的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日漸落伍最終被工人農民為主的“造反派”所取代，蒯大富等人黯然謝幕是否可算作此案的最終結局？似乎不可，因為十余年后又有新的大翻案；那么這次大翻案和它所產生的“決議”能算作最終結局么？似乎也不可，至少我們現在就正在回顧這件幾十年前的案子。
　　或許，把它稱為“案件”本身就是不合適的。
　　它應該是一次“事件”，是一次運動，是一次矛盾的爆發，而它的影響也將是潺潺綿綿千絲萬縷的，比任何相對孤立的法律個案都要深遠的多廣泛的多。
　　要了解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學工作組案，必須先對當時的具體社會狀況有所了解，而這，又必然涉及之前的許多事情。
　　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九年初把權力很大的國家主席這職務讓給劉少奇，自己退居二線的。當然，這個“退居二線”和后來那種“養起來作顧問”、手握軍權“垂簾聽政”或席卷貪污來得贓款跑到國外作寓公的“退居二線”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仍然是黨的主席，仍然是中央常委，但在具體分工上已經不在涉入具體的中央事務，只致力于確保國家體制和關系到國家走向的大的政策方針。而且這時的“國家主席”也和后來似乎可有可無的“國家主席”不同，僅從法定權限上來說確實是最具實權的頭號權力人物，稱這時的王光美為“第一夫人”是不錯的。毛澤東這種做法是否有和斯大林比較的心態不得而知（因為斯大林是至死都掌握權力的），但也足證后來一些人的關于毛澤東“專制”、“權力狂”的說法非常荒誕，因為后來的事實說明“接班”的劉少奇絕非他的傀儡。
　　但是決非傀儡是一回事，劉少奇借助手握的重權對毛澤東留下的體制肆意作根本性的改動甚至搞到足以使政權“變色”的地步則是另一回事。
　　還在三年自然災害尚未結束的一九六一年，劉少奇已經急不可耐要砍農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來是劉少奇和毛澤東二人最根本也很長久的政見分歧之一，兩者之間究竟孰高孰下階級傾向如何當然在今天農村大面積破敗的今天我們已經看的很清楚了，不過就當時也可以認為還比較模糊有所爭論，“堅持意見”的劉少奇掌權之后希望試一試自己的招數倒也不能算什么大錯。不過在一九六一年那樣仍然處在災害和饑荒年月的時候，砍農村合作化砍公共食堂則是無論如何太過火了--砍農村合作化必然直接沖擊抗災自救能力，砍公共食堂則無疑會使集約消費成為不可能，在災荒年月這樣搞，那無疑是急于推行自己的一套顧不得老百姓的肚皮和性命了。
　　這種做法當然要招致毛澤東的不滿，而推行自己的政策時遭遇到重重阻力的劉少奇也肯定會認為威望崇高的毛澤東已經成為限制自己權力的一條鎖鏈--即便毛澤東再怎么克制，但他的威望本身已經使這種狀況成為難免。兩人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來。到了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已經公開批評毛澤東支持的人民公社體制，在他的講話中，他采用了明顯有所選擇和人為干預的“調查”結果，作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兩人的路線之爭不可能不由此而升級。
　　這之后兩人之間的較力就變得很明顯。之后的一些實例似乎可以說明兩人斗爭的一個基本模式，即：在毛澤東的支持和推動下通過大的方針政策，而劉少奇在執行過程中把它轉向和毛澤東的企圖大相徑庭的自己的方向。“四清”的“前十條”和“后十條”是明顯的實例。
　　這樣的斗爭在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之后變得擁有更多的權力斗爭色彩。因為劉少奇僅僅比毛澤東小五歲，以毛澤東主動讓出國家主席退居二線時的年齡（恰好略高于要求一般干部退休的六十五歲上限，屬“適當放寬”范疇）畫線，則劉少奇根本不應該尋求連任，而應當象毛澤東那樣讓出實權極大的國家主席位置，轉而擔任黨的職務，之后主要依賴個人威望和人格魅力等來推行自己的主張并維護國家體制的穩定。
　　如果在平常時期，那么劉少奇留戀權力的做法充其量是“風格”問題，只會引發不少微辭損害自己的形象而已。不過考慮到劉少奇屬于共和國建國第一代領導者的特殊身份和當時的實際狀況，則劉的做法損害就相當嚴重而且深遠。
　　因為劉少奇既然戀棧不退，那么和他同齡、在國家權力方面唯一能對他起制衡作用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也就只能留任。而這兩位最高的領導者既然大大突破了六十五歲的界限，那么“適當放寬”也就變得非常空洞了。以此為先例，不僅建國第一代領導群體逐步隱退的過程被大大阻礙了，后來頗遭詬病的“老人政治”是否以此為發端也大大值得懷疑。具體到毛澤東來說，那么他是否會因這樣的事實而對劉少奇從單純的政見分歧發展到對劉的人格和目的也深抱懷疑，恐怕也值得探討。
　　如果說劉少奇僅僅有個人戀棧和爭權的行為那么毛澤東還可以僅止于懷疑，一些怎么看都太過火的打擊異己行為（如廬山會議毛澤東、彭德懷分歧時劉對付彭的一些做法）也還可以視作政治家的斗爭本性不見得不可容忍的話，那么在劉少奇竭力突破權力限制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社會現象則肯定已經大大超越曾親手打倒國民黨的毛澤東的容忍極限。
　　從后來的一些資料來看，這些現象至少包括“官僚作風”（最典型的是一九六零年一千余名最小只有八歲的上海青少年被“錯發”到了山西的一家少年犯管教所，而最晚在一九六一年就發現“確實有錯誤”的這件案子在官官相護之下直至文革開始之后才被揭破并于一九六七年元月對有關人員作出了處理。這時這一千多名青少年基本已經“勞教期滿”了）、“干部特權”（如高干俱樂部等問題）、“權貴子弟學校”（“學生打老師”的集中地帶，“血統論”和權貴子弟紅衛兵等的最重要源頭）、“脫離群眾和貴族化”（很有意思也很讓人惱火的一件事是某駐外總領事的夫人嫌一個招待員長得丑，請客時讓他上了菜之后回避一下，以免“影響外賓食欲”--這種夫人，我都想打倒她）等等。而且有些已經根本說不上是“資產階級作風”或工作失誤了，比如上海鐵鍋廠一名雜務工在三伏天工作因為既沒有降溫設備也缺乏必要防護，結果跌入開水池全身燙傷百份之七十五。然而工廠的主管人員卻借口她是外包工和沒有執行“操作規程”等，既不給醫藥費又不給工資和生活補貼，一腳把她踢出工廠。最終還是靠工友們湊了三千多塊錢才得以活命。
　　應該承認，這些問題我們現在都有而且普遍比當時嚴重很多。不過，毛澤東顯然也并非我們現在這幫官僚和“精英”的同路人，所以，他當然不能如某些人所倡導的那么“寬容”那么“階級合作”。
　　肯定的說，毛澤東決意發動文革，的的確確是要打倒一大批“老革命”、“老干部”、“資產階級當權派”的說法決非空穴來風。
　　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由毛澤東首倡，劉少奇主持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
　　不過，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劉之爭中慣常的那種模式便又發揮起作用來了。
　　肯定的說，毛澤東在下定決心發動文革的時候是有他的思維盲區，或者說始料未及之處的。
　　那就是，直至決定發動文革，他始終對劉少奇的黨性和自己的威望，甚至對劉少奇的政治智慧都做了太高的估計。
　　劉少奇敢于作出那樣激烈而不擇手段的對抗，肯定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
　　若非如此，則完全無法解釋毛澤東怎么竟然敢于在文革之初那樣關鍵性的時刻反倒離開了斗爭中心的北京赴南方調研去了。而依據后來汪東興的回憶，就在這次調研的途中，毛澤東甚至在途徑韶山故里的時候很得意的指給他看幾所小房子，說這是他私下托人修的，退休之后要住在這里。這說明毛澤東其實是大有可能把文革當作了自己國家制度建設的最后一筆，期待把這次“南巡”當作自己徹底隱退之前對自己親手建立的新中國所作的一次最后的巡禮的。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人民領袖和革命家，同時又是號稱“中國古典詩詞的最后一座高峰”的卓越文人，無論是出自民主革命家的平民本色還是中國古典文人的隱士情懷，他有這種功成身退的期待我認為是完全可以理解。
　　甚至就當時具體的政治格局來說，也并不能說毛澤東選擇此時來隱退是包含有什么嚴重的錯誤判斷。
　　劉少奇當然不能說很讓人放心，不過他的權位雖重“權威”卻不足，無論是威望、資歷還是功績，在黨內軍中不次于他的大有人在。何況他本就是出了名的搞“圈圈”的人，雖然也確實收羅了一幫自己“圈內”的高級干部，但相對的也就自然有很多“圈外”的人對他持反對態度。尤其是軍中的將帥們，大多對軍功不彰的劉少奇很不感冒。
　　這種狀況下，哪怕從政治實用的角度來看，劉少奇也確實不應該有鋌而走險的實力和膽量，充其量如以前那樣干一些不許讀毛選只許讀“修養”的小動作罷了。以毛澤東的功勛和胸襟，那些小動作恐怕根本就還放不在他的眼里。很多跡象可以表明：直至劉少奇終于搞出了“白色恐怖五十天”，使得毛澤東終于和他最后決裂為止，毛澤東始終還是把他當作“接班人”來看待，仍然信賴著他的黨性。決非有些網上臆測那樣“處心積慮”要打倒劉少奇什么的。事實上，后來的事實足以說明，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何須“處心積慮”？更加用不著發動波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
　　但劉少奇這一次卻的的確確搞出了大動作，而且打了毛澤東一個措手不及。
　　當然，他鋌而走險的結果也的的確確的說明了他確實沒有這樣做的實力和資格--雖然他證明了自己確有這樣的膽量。
　　對此，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的承認了自己的失誤：“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再么是太過于信任別人了”。
　　不過，從毛澤東的同一篇談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毛澤東直至此時此刻仍是對劉少奇抱有期待的，比如“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你們有錯誤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決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也沒有管好”。
　　北京大學工作組案以及和它同時期的一大批類似案件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五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發出不到十天之后，在北京大學大飯廳中貼出了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尖銳指責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大學校黨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大字報的七位署名者中，聶元梓是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革命的老干部，當時任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其余五人也都是中共黨員，其中除楊克明剛剛調出該系之外，都是哲學系教員。
　　這份大字報后來被指稱為是在康生和他的夫人曹軼歐“指使”下寫出來的。這種說法的根據似乎應該是康生曾經講過“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但是“促動”和“指使”顯然有著巨大的區別。后來聶元梓本人的回憶也提到，她問曹軼歐：“能不能給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貼大字報”？曹軼歐說“能”。又說，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綱領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學習“五一六通知”。
　　僅此而已--這才合乎道理，康生確是大才子。康生、陳伯達都是名列建國之初七大書法家中的人物，學問是極好的。不假，不過若說他當時就看出了這份大字報會因起那么巨大的反響所以事先“指使”和他并不那么熟悉的聶元梓來寫這篇大字報則不免太未卜先知，過分高看康生了。何況根據后來的一些資料，那份大字報甚至不是聶元梓本人執筆的，而是別人寫好之后才征求她的意見請她署名。她之所以會名列第一位是因為在七個人中以她的職位最高資歷最老。
　　這份大字報引起了巨大反響，在全校議論紛紛的同時被批判的黨總支也迅速組織力量對聶元梓等七人發起圍攻--“在大字報貼出的短短半天時間內，全校自發地貼出了一千五百余張大字報，其中絕大多數對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加以駁斥和揭露。當時還有千余人圍著聶元梓辯論”。呵呵，好厲害的“自發”。而且還不止于此：當天深夜，當時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鄧小平派人匆匆忙忙到北大給這份大字報拍了照；新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雪峰和高教部長蔣南翔隨即親赴北大，先開校黨委會聽取陸平、彭佩云等人的匯報，在開完校黨委會后的晚上十點多鐘又立即召開全校黨員大會，作“穩定局勢”的報告。
　　李雪峰的這篇報告有些地方是很詭異的。老實說，其中的一些基本觀點比如“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貼大字報要經過批準”、“文化大革命……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有步驟的進行”充其量算是套話空話和官僚觀念，當然偏袒是很明顯的；相比之下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明確說到了“北大出現了幾份故意泄密的大字報”、“涉及到黨和國家機密的，要內外有別”。
　　以李雪峰北京市一把手之尊，在北大黨員大會上竟給“幾份……大字報”定下了“故意泄密”的性，那無疑是要對付人了。而“故意泄密”這四個字也很耐人尋味。
　　一種可能是并無特指--這可能性實在太小了。這四個字是為“幾份……大字報”“定性”的。李雪峰好歹是北京一把手，相當過去的京兆尹的人物，在著名學府的北京大學緊急召開的全體黨員大會上怎么也不可能完全說空話無的放矢。后來聶元梓等人受到的圍攻批判迅速變本加厲也說明這“故意泄密”的“幾份……大字報”里至少包括這份《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二種可能則是李雪峰純粹是在搞冤案，“故意泄密”純屬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因為這份大字報完全是針對當時的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緊急指示”和當時的北京大學黨委正副書記陸平、彭佩云的具體工作部署的，實在扯不到什么“國家機密”上去（我會把這份大字報貼出來，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看看分析分析）。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區區一個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和幾個年輕教員的大字報何以竟至于引起校黨委那么強烈的反擊，甚至“上達天聽”驚動了國家主席級別的人物，還要北京一把手親自到北大“穩定局勢”則無從解釋。
　　第三種可能就是宋碩的這份“緊急指示”和陸平、彭佩云等人的工作部署的確是瞞著很多人，是要“內外有別”的。那么也就說明，在黨政系統等權力機構的內部，的確有一種與公開的“五一六通知”等的精神背道而馳的“工作部署”。只有這樣，身為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接觸到了這些“機密”并公開了宋碩“緊急指示”的聶元梓才真的屬于“泄密”，大字報貼出之后引發的上上下下的劇烈反應也才有合理的解釋。
　　后來發生的事實似乎可以說明，“第三種可能”才是一切這樣那樣的宣傳背后的真相。
　　李雪峰的講話劉少奇看到之后給予了很高評價，尤其點明了“黨有黨紀，國有國法”、“文化大革命不能偏離這兩個軌道，偏離一點都是錯！”。聶元梓的大字報似乎由此可以定案了。
　　“黨有黨紀，國有國法”總的說來是不錯的，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份大字報究竟觸犯的是哪條“黨紀”、“國法”呢？如果說真的是“泄密”，宋碩的“緊急指示”和陸平、彭佩云等人的工作部署的確屬于“黨的機密”、“國家機密”的話，那么后來的事實足以說明這些“機密”是連當時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領導人中仍然排名第一位的毛澤東也毫不知情的。
　　這是哪家的“黨紀”、哪家的“國法”、哪家的“機密”，不免令人疑竇叢生。
　　但無論真相究竟如何，至少從這一刻起，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思路已經初露端倪了。
　　毛澤東要“發動人民群眾揭露我們的陰暗面”；劉少奇則堅持“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后來更演變成為“反工作組就是反黨”。
　　毛澤東要自下而上的“開門整風”；劉少奇則堅持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有步驟的進行”、“貼大字報要經過批準才行”。
　　僅從言辭上，兩個人的各說各話充其量反映出的是不同的氣度胸襟精神風貌，然而具體到執行過程中，那就成了一個要“治吏”一個則加強“吏治”；一個矛頭向上指向干部一個矛頭向下指向基層，完全不可能兼容了。
　　在劉少奇拍板之后，本來就已遭到“一千多師生”圍著“辯論”的聶元梓等人遭際如何可想而知；而從之后陸平等人所面對的廣泛怒火來看，斗爭聶元梓的“擴大化”恐怕也是存在甚至很嚴重的。
　　劉少奇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毛澤東還遠在南方，獲取北京信息的主要渠道還是各種信件和劉少奇等人每周一次的匯報，說他很了結這一時期的具體情況當然是不合乎事實的。
　　但是當時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人物，同時也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對劉少奇的做法感到極為擔憂。他無力阻止位高權重的劉少奇，于是他給南方的毛澤東去了一封信并隨信附上聶元梓的大字報。
　　這份被劉少奇認為有違“黨紀國法”、“泄密”的大字報卻得到了毛澤東毫無保留的贊賞和支持。他迅速給康生回了電話，將這份大字報譽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并決定立即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
　　確實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聶元梓的大字報先是得到了新華社的全文廣播，而后的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又全文轉載并配發評論。
　　這里面還有一個小插曲：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曾和還在南方的毛澤東商談過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的問題并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五月卅一日，以當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為首的工作組進駐了人民日報。這件事情是否會對《人民日報》六月二日轉載聶元梓的大字報有影響，在獲得更多的資料前不好判斷。
　　但對北大黨委來說，單只新華社的廣播和人民日報的刊載已經很可怕了。幾乎是轉瞬之間，成千上萬的師生包圍了校黨委，要和陸平等人“算總帳”；最激烈的行為是包圍了陸平等人的住宅，跳了窗奪了門。這可算是文革期間的“抄家”之始--如果在早期“一千多人”圍攻聶元梓的時期并未出現抄家現象的話（之所以用時期，是因為文化革命最初鬧起來的文教系統中，同一時期中類似聶元梓所遇到的情況不僅于北大，也不僅于北京）。而初期圍攻聶元梓的“一千多”師生變得灰溜溜。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狀況，我的分析是：其一，如前所述，在圍攻聶元梓的時期恐怕北大“擴大化”的問題很嚴重，有不少人陪著聶元梓挨了斗，如今當然怒火滿腔；其二，北大黨委在日常的工作中官僚習氣壓制群眾意見乃至官僚特權打擊迫害等等問題只怕多少也是存在的，所以會有很多人--從《人民日報》轉載聶元梓大字報后北大的情況看甚至可能占到師生們的大多數，平時敢怒不敢言，現在爆發出來了（我認為這應該是主流，因為圍攻聶元梓的時間不過一個多星期，即便擴大化很多人受了株連受了委屈也充其量就是圍攻聶元梓的一千多人的同一級別；后來校黨委的對立面則若干倍于一千多人，數量上來說只怕北大大半師生都在其中）；其三，這種情況下社會上的人和北大本來的流氓學生等等也肯定會隨風鬧事。這就屬于“渾水摸魚”一派了。圍攻聶元梓等人的時候他們不會寂寞，如今風向一轉他們就也隨風轉了。不過這一類人怎么都屬于極少數（原因：一則我對北大當時的學風還是有期待的，覺得那時的北大學生中流氓應該還不多；二則北大畢竟是師生上萬的大學校，北大的運動社會上的人除非另有組織，否則混入參與的無論如何不可能多過北大自己的師生）。
　　這種情況下：
　　“北大黨委已經爛掉了！我們要求中央給我們派工作組，領導我們搞好文化革命”！
　　建議一出口，立刻得到了北大師生們的廣泛響應。
　　這應該算是整件事中的一個“路標”，說明直到此時此刻，北大師生們的怒火仍然是對著校黨委，對黨中央依舊是充分信賴。
　　六月三日，劉少奇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再加陳伯達、李雪峰等人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個會議味道很怪。一個是作出了針對北大的三條決議：一、派原河北省委書記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大；二、撤銷陸平、彭佩云等的職務，改組北大黨委；三、北大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
　　這還很正常。但是同一會議又作出了八條規定：一、大字報“原則”上可以貼，但內容要內外有別；二、大字報無論如何不要上街；三、各種批判會只能在校內開，不能開大規模的聲討會，更不能出校；四、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五、學校之間不要串聯；六、不要保衛黑幫住宅；七、要防止壞人破壞；八、這條最讓人啼笑皆非，居然又是“不要泄密”？？？！！！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一群學生，一不是軍事院校的軍人，二不是特務，究竟有什么密好泄的？
　　還是在同一會議上，劉少奇拍板決定--這個決定我認為是超級怪味豆--本來確實是北大提出的派工作組取代校黨委的要求，然而決定是：不但要向大專院校派工作組，而且要向中等學校派工作組。
　　會議上陳伯達遞了條子提出了反對意見，建議先不要搞工作組。于是他被嚴厲的批評了。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則提出：這八條規定在正式行文之前，應該先征求毛澤東的意見；最好能請毛澤東回來親自領導這場運動。
　　兩個人顯然都對在劉少奇主持下這次會議的決定有擔憂，然而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法。這體現的是個性的區別，也是政治智慧的高下。
　　也就是這次會議之后，大批工作組被派入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究竟派出了多少工作隊員，我手頭有了兩個不同的數據：一個是約七千四百人；一個是一萬二千多人。我懷疑這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數字，也就是大專院校派駐的工作隊員是約七千四百，而整個北京市文教系統派駐了一萬二千多人。但究竟是否如此則待考。
　　另外一些側面的資料則提及當時派駐北京市大專院校的工作隊達到四百二十多個，入駐各中學的工作隊也有數百個；同時因為本身干部不夠，還向總政借了三千多名本來要派到農村搞四清的軍隊干部來充實工作隊。由這些數字來看，七千四百和一萬二千兩個數據還是有一定可靠性的。
　　另外一件要提及的是就是當時并非僅僅北京文教系統派駐了大批工作隊，而是全國各大區都是如此，區別僅僅在于北京的工作隊是中央派的，而其他地區的工作隊由各大區和各省委領導而已。上行下效之下，很多地區甚至搞的比北京更加--實在想不出什么詞來評價這種搞法。
　　六月三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八條規定”令身在杭州的毛澤東火冒三丈，這八條規定也因此而沒有正式行文。但即便如此，大批的工作隊卻仍然派了下去，而他們執行的正是這“八條規定”。
　　發生在文革之初的這次工作組狂潮開啟了激烈的社會抗爭之門。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我頭腦中反復回響的是毛澤東的那句名言：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文革是被后來的一些人稱為“荒唐歲月”的，但至少同樣荒唐的是文革之中真正荒唐之最的三大禍害：特務工作隊、衙內紅衛兵和官派造反派，卻從來被那些反反復復嘆息著文革之中他們如何受害的人避而不談。
　　要了解“特務工作隊”先得回頭說說“四清”運動。
　　“四清”本來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依照“前十條”開始的“清帳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起初是比較單純的清經濟活動；但僅僅三個月后的九月份“后十條”出籠，特別是在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由劉少奇掛帥，親自指揮四清運動之后，“四清”就迅速演變成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理階級隊伍劃清階級陣線”，打擊面迅速擴大。毛澤東就曾對“后十條”表示過相當程度的懷疑：“三個月……哪有那么多經驗”？“四清”之所以在后來被評價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就源乎于此。
　　不過“四清”更嚴重的問題還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一整套工作方法以及總結出來的所謂“桃園經驗”。
　　細究毛澤東所贊許的“前十條”和基本體現劉少奇風格的“后十條”，很明顯可以看出：劉少奇對農村干部中的問題比毛澤東估計的嚴重得多--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有意識的要汰換掉毛澤東留下的一套基層干部班子。這導致“后十條”明確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的作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而這些工作隊的工作方法有著極鮮明的劉少奇特色，我的個人看法是：劉少奇很可能是把他革命時期主持白區工作的那一套經驗混合自己的一些想當然濫用在這里了。
　　這使劉少奇的“四清”工作隊處處體現出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特務運動”風格。尤其在大吹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之后，這種“特務工作隊”的干法更是登峰造極，而且居然演變成了一套“標準程序”。
　　簡單來說也就是：
　　第一步：秘密扎根串連，“工作隊開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工作組進村一不表明身份，二不交代政策而是秘密的“扎根串連”、“找正根子”尋找“可以依靠的對象”（這鬧出過很多笑話比如：新城縣有一個老貧農，因為成分實在太好了結果同時被五名工作隊員當作“根子”，而這五名工作隊員又互相保密，結果“扎根”了二十多天后，五個人此來彼往各講自己的一套話，鬧得老頭莫名其妙頭昏腦漲）；
　　第二步：“發動群眾”，大搞“干部下樓”。具體到執行中也就是先把干部統統趕上“樓”然后大搞人人過關檢查。比如被當作“經驗”的桃園大隊，總共四十六名干部，被“趕上樓”過關檢查的四十三名，被批斗的卅九名。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兩斤掛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幾頓伙飯就長時間不能下樓，有些給隊里燒火、做飯、賣菜、趕車的社員也被列為“四不清”對象。處分的時候開除黨籍、帶“壞分子”帽子、就地勞動改造甚至武斗體罰都不在少數。北京郊區通縣，去了兩萬人的工作隊，有一百一十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的有七十多起，死了五十多人。“四清”中凡是王光美過問過的地方，“四清”后幾乎都有干部大換班；
　　第三步：“運動群眾”。以劉少奇的理論，“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所以工作組在“發動群眾”的階段是寧左勿右，群眾發動之后就寧右勿左。說來似乎有理，但細一琢磨便可明白這只能是由城市官僚來包辦代替群眾運動和農村基層工作的同意語而已。
　　事實也正是如此，劉少奇“四清”中搞的是“大兵團作戰”，如河北省只是“四清”了十個縣卻派出了整整十萬工作隊員；新城縣一共二十八萬人口，工作隊員達到一萬四千余人。分析起來，既然講究“秘密”那也就不能說“大兵團”是出自對聲勢浩大的偏好，只能說為了“掌握火候”包辦代替群眾運動，龐大的工作隊自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這種包辦代替，很多時候是相當極端的。常常是大會小會均由工作組包辦，發言稿由工作隊起草修改，物色“演員”，進行排練，預演，然后出場，甚至表情也都由工作隊指點。例如在定興縣四清時，王光美導演了一場斗爭王樹海的大會，會場專門搭起了一間導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揮全場，會議的每一個主持會議的人都要通過一個布簾向她請示（這個例子出自文革中的調查資料，不過我認為這比有些宣傳可信的多。因為我不認為當時的基層干部和農民會很熟悉“垂簾聽政”的故事，他們要編這樣的謊話未免難度過高）。
　　整個“桃園經驗”最后的總結就是“革命聲勢、群眾壓力、真槍實彈、政策感召”。后來的文革期間“第三桃園：定興調查紀實”對這四條經驗評價為：所謂“革命聲勢”就是運動初期開盲目的從寬從嚴處理大會；所謂“群眾壓力”就是根據她定的框框施加壓力搞逼供信；所謂“真槍實彈”，就是不發動群眾而搞秘密的查帳，找到一兩個缺口作為子彈去猛攻，致使“全線崩潰”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框框為止；所謂“政策感召”就是濫用減免緩。在她的這套戰術下，社員無所適從，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隊員心里沒底。
　　我承認這樣的結果未必是劉少奇、王光美的初衷，然而卻不能沒有他們的責任，而他們從未站出來承認過錯誤和糾正這些做法。
　　這樣的“特務工作組”在“四清”中效果就大大的值得懷疑。最終還是毛澤東迫不得已站出來搞了“二十三條”，事實上否定了“四清”中的許多做法和“桃園經驗”，局勢方告緩和。但也由此而導致了毛、劉之間矛盾的深化，最激烈的時候，毛澤東甚至不得不手持憲法和黨章來保護自己的發言權。
　　而到了文革開始之后，劉少奇卻又把這樣的“特務工作組”大面積派駐到了大專院校和高初中。
　　局勢也就只能因此而劇烈的惡化起來。
　　“四清”式依然執行著“桃園經驗”的工作組進入學校之后，立刻“嚴格執行”了“八條規定”。諸如封閉校門、禁止校內外串連、大字報分別保密師生們只能“內外有別”區別性的觀看以及“槍打出頭鳥”，“教育”大批“鬧事”、“亂貼大字報”的師生，“卡”外出串連者，等等的做法，都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非僅北大也非僅北京為然。
　　而在北大，陸平、彭佩云、翦伯贊等人則被“封閉學習”了，無論是的確如后來所宣傳的那樣是“保護”的措施，還是“四清”中干部“上樓”的機械套用（我堅決認為這種可能性大的多。），但肯定是無論反對陸平等的人還是支持陸平等人的，都不會對這樣的做法感到滿意。
　　事實也很快證明了把這種在相對封閉和忍耐性較高的農村農民那里都難以奏效的“四清”經驗搬到信息流動相當通暢的中學甚至大專院校，來對付忍耐性要低的多同時黨團員和復員軍人轉業干部等也有相當比例的學生，是多么的愚蠢。
　　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迅速出現了。
　　而這時的“特務工作組”們，居然仍然是在照搬“四清”的一套。
　　事實上在這一段時期派駐工作組的全國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中，北大遠非反工作組最激烈的。
　　例如北京郵電學院在六月四日，憤怒的師生們就趕走了進校不到四天的工作組，學生們把工作組的行李扔出了校門，連臉盆都砸扁了；而在由葉林任工作組組長，劉少奇的太太王光美任副組長的“劉主席的點”、與北大比鄰的清華大學，由于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被停職反省，連包括北大在內的許多外校師生都紛紛赴清華聲援。
　　分析其原因，恐怕依然只能歸結于這種“特務工作隊”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各個學校具體情況常常大相徑庭，不同的校黨委校領導能力、作風、威信等差別極大，有積怨極深者也有威望素著者，無法一概而論。工作組成員基本出自官僚系統和部隊，絕大多數對學校實際情況一無所知，同時又迷信本來就問題多多的“四清”經驗，不肯去深入了結聽取師生們的意見，大搞一刀切和包辦代替。大批干部統統“趕上樓”人人封閉“學習”過關檢查；與此同時卻把師生們和這些人完全隔絕。要批判的固然找不到人，要支持要保護這些人的也同樣憤恨于工作組對這些人的打擊迫害。
　　如此作風的“特務工作組”和學校師生們之間矛盾日益激化實在是必然的。
　　與此同期，許多其他單位其他地方也紛紛動蕩起來。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有人貼出了批判李雪峰五月廿五日在北大講話的大字報，這些人迅速被打成了“右派”。李雪峰還提出“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至六月五日，市委機關繼續圍攻給李雪峰貼大字報的人，收回他們的大字報底稿。共有二百余人重點挨整，其中八成以上被迫檢查。
　　而在外地文教系統，類似聶元梓的事件紛紛出現。上海復旦、同濟、交大、科大等院校仿效聶元梓給校黨委和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的人竟然仍如聶元梓一般紛紛挨整，武斗事件層出不窮。
　　如前所述，比起這些學校來，北大遠非對抗最嚴重的，然而校門也已經被工作組封掉了，工作組長張承先親自規定校外人員不得自由進出北大，校內大字報正在“整理”暫停開放。北大變成了事實上的一所大監獄。
　　六月九日，張承先大概是仿效李雪峰的關系，又說向工作組提意見的行為就是“給工作組抹黑，不相信黨中央”；六月十二日，清華蔣南翔被停職反省，北大師生前往聲援時，張承先又驅車前往，要將師生們趕回學校并以“記過”威脅。
　　在此期間的六月九日，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康生、陶鑄等人飛赴杭州，和毛澤東一起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并未作出很明確的決定，但是分歧已經非常明顯。毛澤東提出“派不派工作組不是主要的”、“亂就亂一下子嘛”！“不要急于派工作組”；而劉少奇則堅持“還是不要亂”，更有某位善能畫圈的偉人將問題加碼為“他們不是要斗黑幫的問題，而是要斗垮我們整個的黨”；毛澤東委婉的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我就不相信他們能整垮我們的黨……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我們的黨制已經爛掉”。
　　杭州會議之后，劉少奇、鄧小平回到北京繼續大派工作組，至六月中旬北京各學校已經基本都進駐工作組，取代了原來的校黨委。
　　六月十一日，劉少奇在文化革命匯報會上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在北京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搞奪權……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學校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主要靠我們抓工作組的領導，沒有工作組，我們的領導就斷線了，學生中、教師中那幫右派分子就會翻天”。而當李雪峰問他“學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的時候，劉少奇明確回答：“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
　　兩天之后，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意見的報告“和西北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兩份文件時，明確強調反右的范圍應該包括學生。
　　“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把他們揪出來”、“今年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右派分子，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帶帽”。……此類批語，至今讀來仍令人毛骨悚然。
　　工作組和學校師生們之間本來就已極其緊張的關系從此之后更趨激化。
　　六月十八日，北大出現了大批不經工作組“安排”“批準”的揪斗現象，是為“六一八事件”。劉少奇為此而專發了“北京大學文革簡報（第九號）”，將“六一八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從此開始了“反干擾”運動；
　　六月二十日北師大學生譚厚蘭（女）等十七人貼出了反對工作組組長孫有漁的大字報“孫有漁把運動引向何方”？又有人貼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報，揭發北京衛戍部隊準備在暑假間進駐人民大學。孫有漁迅速發表廣播講話，號召師生們斗爭這些學生，并提出了著名的“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然而到了中午，卻又有人貼出了“孫有漁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繼續質問工作組。是為北師大“六二零事件”。當天晚上北京市委派人“接見”了師生“代表”，并指示要“信任工作組，支持工作組，幫助工作組”，然后譚厚蘭等人便遭到圍攻、打擊和批斗；
　　同在六月二十日，地質學院一名黨委常委組織起一批干部教師直接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激烈指責工作組“起了黑幫們起不到的作用，強烈要求奪回我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至此，反對工作組的聲浪已經超出了一半師生和基層干部的范疇；
　　仍然是六月二十日，在劉少奇的女兒劉萍萍就讀的北師大第一附中的兩名學生陳永康、何芳芳也貼出了一篇“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直接質問工作組：“工作組的老爺們，你們有什么資格代表黨的領導？你們對學校情況一無所知，憑什么下車伊始，指手畫腳，大發議論？……”文中甚至質疑到了工作組是否真的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地步。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反工作組的浪潮已經不僅限于大專院校，而是已經蔓延到了中學，連相對單純幼稚的中學生也開始對工作組的干法感到難以忍受了。劉少奇對這件事的反應是將這兩名中學生定性成為“小右派”，指示：“蛇出洞了”、“要發動群眾斗爭他們”；
　　六月廿一日，“劉主席的點”、清華大學的化學工程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的大字報“大家想一想”中提出：“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斗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里，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里，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當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份大字報措詞未必算得上很激烈，然而一則清華是王光美坐鎮的“劉主席的點”，二則這份大字報的說法事實上已經意味著對工作組根本立場的質疑，于是當晚王光美就在工化系部分同學座談會上將蒯大富的大字報定性成：“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們奪權了，這是一場階級斗爭”。隨即掀起了一場全校性的“反蒯斗爭”。更加參照了“四清經驗”，將蒯大富開除團籍，作為“典型”、“活靶子”狠斗狠批“一定要徹底的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斗徹底”！同時更“既要在理論上把蒯大富同學批深批透，還要把他的組織活動查清” ，大力追查“蒯式人物”，捉“右派游魚”。清華園內，從此“反革命”、“反黨分子”大批涌現。大批的學生被批、被斗、被帶帽。批判又批判，斗爭又斗爭之下，“右派學生”昏死在批斗場上已經不算新聞，多名被斗學生自殺。
　　面對全國性的反工作組狂潮，劉少奇的對策是繼續施加高壓來“控制局勢”、“不能亂”、“黨有黨紀、國有國法”。
　　六月二十日，陶魯茄、何長工出馬指使工作組“要頂住”，并且公開到地質學院講話，批評反工作組的人是“鬧事”、“右派翻天”。
　　六月廿二日，薄一波致北京地質學院公開信發表，在文中，薄一波以領導人的身份表示：“工作組是上級黨委派來的，他是代表組織工作的。如果校黨委有問題，工作組去行使職權，這就是奪回了黨的領導權，（我手頭的資料在這里出現中斷，前后的兩句肯定不能直接聯系起來，懷疑中間應為所以奪工作組的權。如是，則這番話可能就是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的一個加強版本）……亦即奪黨的權。那么誰來掌權呢？工作組有缺點錯誤，可以改進，但不可以隨便給工作組扣什么保皇黨之類的罪名……” 。
　　一邊是大批學生老師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反革命”、“游魚”，一邊是“領導指示”：“不可以隨便給工作組扣什么保皇黨之類的罪名”，這樣的做法無疑決不可能“穩定局勢”。
　　工作組和學校師生之間的對抗更趨激烈。
　　二十余天里，在北京廿四所大專院校中，被打成“右派”的學生便數以萬計，同時還有數千教師成了“反革命”，詳細的致死人數則不祥。其中清華、北大的被捉被斗的“右派”學生均過千人。
　　學生們的反抗也變得日益激烈。尤其在在“劉主席的點”清華大學，王光美親自抓的“典型”、“活靶子”蒯大富無論是被批斗關押還是開除團籍，就是死不屈服，甚至在辯論會上還把工作組成員駁的啞口無言，連薄一波和他辯論一樣無功而返。同時更連續貼出《致葉林（清華工作組組長）》的大字報，要求工作組認錯，否則將開始絕食。
　　大學如此，中學的局勢也迅速惡化。
　　除了北師大一附中的兩名“小右派”之外，清華附中一些學生成立于五月廿九日的“紅衛兵”組織，和受此影響，于六月初在地質學院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大附中、北京二十五中等等中學所成立的“紅衛兵”、“紅旗”、“東風”等中學生組織也因為發宣言、貼大字報和印制小報等行為，被定性為“非法組織”、“公然鼓動造反”、“一定有后臺”，劉少奇指示“對一切反動骨干都要抓”、“工作組先審查，把他們隔離，然后由公安機關出面偵察。關鍵是要證據”。
　　而“證據”是什么呢？成立組織、貼大字報、印制小報、發宣言等等的“證據”當然是確鑿的，只是說這些“非法”不免牽強；而“公然鼓吹造反”的“證據”則是一篇名叫《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
　　毛澤東在韶山故居得知此事之后氣的破口大罵：“結社自由是上了憲法的，憑什么說人家非法？我回北京后也參加紅衛兵，看他們哪個敢鎮壓”！文革期間毛澤東對紅衛兵組織的支持和公開佩戴“紅衛兵”袖箍的行為，就源乎于此。
　　而北京的劉少奇仍在大專院校和中學中繼續大打“要搞反革命組織”的“在野右派”，而且從一些文件中看似乎中學還日益被“重視”了。七月六日，劉少奇指示團中央和教育部門：“中學文化革命要在八月份解決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學教師要集中交代問題，象四清中公社開三級干部會那樣”。--劉少奇直至此時居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夫妻檔的四清經驗。
　　而在政治局會議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規劃》時，他又一次提出：“中學文化革命任務主要是審查教職員隊伍，當前要加強工作組的領導，逐步恢復黨支部領導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受迫害者”數十年唧唧歪歪如一日的文革“罪行”也就是“學生打老師”就源起在這一時期；后來在“衙內紅衛兵”時期，“老師”們又一次大批被打，除此之外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不會比現在的學生打老師情況更多。而且情況很復雜，確有“學生打老師”，尤其是所謂的“高干子弟中學”之中，因為學生大多有個不好惹的爸爸，所以老師被斗被打的尤其多；但是同時在整個北京乃至全國則有更多的“老師打學生”。學生之中被打被斗被批甚至自殺的人數遠遠多于老師。
　　當然，在我們的一些整天價委屈兮兮的“園丁”心中，“學生打老師”自然是大逆不道而必須嚴加批判必須“懺悔”的；而“老師打學生”……還是“寬容”了罷，至不濟也“都是文革的錯”。
　　他們永遠不敢面對事實。
　　劉少奇的蠻干令許多中央級領導人也感到極其擔憂。周恩來的辦公室在最高峰時曾一天岡收到來自北大、清華、地質、北師大等大專院校的二十多份措詞激烈的報告，紛紛要求驅逐工作組。
　　在中央，要求撤工作組和堅持不撤工作組的兩種意見明顯對立。
　　面對瀕臨完全失控的局面，周恩來找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商量的結果，是周恩來到清華勸說蒯大富停止絕食；而陳伯達立即和毛澤東通話，懇求毛澤東迅速回來親自主持工作。
　　這時，毛澤東在武漢。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擊水于長江。
　　此時，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毛澤東的心中，所意識到的是比已經表現出的民怨沸騰更加深重的危機。
　　就在文化大革命甫開始的五月十八日，共和國開國十大元帥中武勛最著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后來被稱作“政變經”的“五一八講話”。
　　表面上是批判彭、羅、陸、楊的這篇講話，卻用了大量篇幅羅列古今中外“政變”、“奪權”的事例。其中不少語句明白白的別有所指。
　　例如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歲”、“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等等等等。
　　林彪是一員智將，但在政治場上，卻往往顯露出極不成熟和魯莽的一面。很典型的一件事是：“彭羅陸楊”中的陸定一的太太嚴慰冰私下里寫了大量的匿名信，還畫了漫畫丑化林彪和葉群，尤其是匿名信連篇都是涉及夫妻隱私的污言穢語。本來陸定一是副總理級的人物，嚴慰冰好歹有頭有臉，居然作出這種事也實在是不象話的過分。別說開國元帥的林彪，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也都是受不了的。所以林彪在事情揭穿后大罵陸定一--“你個王八蛋”！“恨不得撕爛你的嘴”！“你和你老婆天天在一個炕上日吊，你會不知道”？“想起來就恨不得一槍斃了你”（注：這句話在“一舉”之后居然成了林彪迫害老革命的罪狀……這只能說我們的御用文人實在讓人佩服了。林彪雖有他的錯誤，但在這件事上林彪實在是無辜得很）！等等等等，雖說風度不佳場合也實在不對（他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開罵的），不過也的確有情可原。
　　然而在處理嚴慰冰和陸定一的問題的時候，因為嚴慰冰的匿名信已經搞的謠言紛紛，實在氣不過的林彪居然堅持要發一份“辟謠”的文件來挽回影響。文件之中共和國元帥、國防部長林彪親自出面：
　　“我證明：
　　一、葉群在和我結婚時是處女，婚后一貫正派；
　　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葉群的親生子女；
　　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一切全系造謠”。
　　林彪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堅持要下發傳達這一份“辟謠文件”，當很多人紛紛勸他不要下發這份“文件”的時候，他怒不可遏：“……我的老婆是處女還是破鞋，只有我知道。我不出來證明誰證明”？而且宣稱如果不發這份文件他就要站到中南海門口自己去發。
　　這算是共和國有史以來最牛氣的一份文件了。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戰場上用兵陰狠老辣的林彪，在政治斗爭甚至日常的人情世故方面卻顯得相當欠缺。也正因為此，這位個性上有著極可愛一面，堪稱天使與魔鬼混合物的元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脫開講稿講的這篇“政變經”在有意無意中給我們留下了很多信息。
　　彭、羅、陸、楊已經被打倒了，然而元帥仍然在講“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你們……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出身軍旅的元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怎么會無的放矢？要搞“資產階級復辟”的，要搞“反革命政變”的，自然不是已經被打倒了的彭羅陸楊。“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的，是否便是著力推廣“三自一包”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這些“要殺人，要篡奪政權……”的人物若上了臺，元帥又會作何反應？“火藥的味道”？元帥的這篇公開的講話里，又何嘗不是充滿“火藥的味道”？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歲”。--毛主席已然七十三歲高齡，如毛澤東自己所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活到一百歲”的說法是善祝善禱，然而任誰也知道可能性實在太小。毛澤東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澤東若是不在了，元帥又會作些什么？聯想到毛澤東從一九五九年主動退居二線到后來索性在故鄉修建房子等等一系列的舉動，那么毛澤東隱退的打算在高層恐怕已不是秘密。在“后毛澤東”的時代，沒有了遮蔭大樹的時代，元帥是否想要將“想冒險”、“待機而動”的“一批王八蛋”，“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了？
　　“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而元帥，是精通“反政變”，同樣也精通“政變”的。
　　而在批羅瑞卿、彭真一段話的末尾，元帥更有一句極其耐人尋味的話：“毛主席、周總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覺，我也有感覺”。--這里列出了黨主席毛澤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唯獨沒有列出國家主席劉少奇。
　　一篇不算長的講話里，元帥別有所指、指桑罵槐甚至殺氣騰騰之處，比比皆是。
　　共和國是戰火中崛起的政權，本來依據古典中國論功行賞的傳統，由軍方背景的人來出任毛澤東之后的國家領導人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毛澤東卻選擇了出身黨政體系，軍功不彰的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并自一九四五年始對他作著力培養。
　　于毛澤東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多重考慮之后無奈的選擇。軍人執政的種種弊端不言而喻，是必須避免的；然而與劉少奇同齡，在威望、資歷、能力等方面都遠優于劉的周恩來卻又太缺乏野心--周恩來為人公正而坦蕩，從未象劉少奇那樣結成自己的派系搞自己的“圈圈”。作為政治家這是難得的優點，但作為權術家這卻是致命的弱點。假若真的以周恩來作為自己之后的國家領袖的話，那么一旦有事，單只“少數服從多數”一條就足以令周恩來成為中國的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的政治勁敵。在兩人政治決戰的前夕，赫魯曉夫用飛機連夜把支持自己的中央委員弄來，在全會上輕而易舉的以“少數服從多數”制服了馬林科夫）。
　　而一九五九年后，周恩來、劉少奇分任國務院總理和國家主席幾年里的事實也說明周恩來的確難以獨力對抗劉少奇的這龐大“圈圈”。
　　然而這樣的選擇也一定會使軍方感到不快。
　　事實上，建國后高崗、彭德懷兩次“路線斗爭”，認真分析起來其實都是有著極深厚軍方背景和軍功作為后盾的人物，針對劉少奇這個“接班人”發起的權力挑戰。即便是后來被“精英”們吹得神乎其神的“彭大將軍萬言書”，只消稍加分析也足以看出：其實是要劉少奇等作公開檢討，針對的決非毛澤東。
　　高崗、彭德懷，恰好是共和國立威之戰的朝鮮戰爭中掌握后勤的“蕭何”和沖鋒陷陣的“韓信”。兩人非僅是莫逆之交，同時更都是有著頂尖的軍功，在軍方擁有強大影響力的人物。廬山會議上劉少奇所稱的彭德懷與高崗是同謀固然是落井下石打倒政治對手的齷齪之舉，倒也并非全然的空穴來風。
　　林彪的這份“政變經”、“五一八”講話，一方面是在文革前夕毛澤東的確已有完全隱退打算的旁證。因為若非如此，則林彪未必會急于發表這樣劍拔弩張殺氣騰騰的講話；而講話中“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七十多歲了……可以活到一百歲”。等等幾乎可以肯定是指向“后毛澤東”時代的話語也會無從解釋。
　　而另一方面，元帥的這篇講話也是極清晰的信號。--并非是說元帥此時已經決心要順應“風氣”搞政變，因為如果真是那樣，那么哪怕為了“不要泄密”，元帥也決不會有這樣的講話。
　　元帥的講話應該是明明白白的在敲打某些人。
　　高崗、彭德懷之后，解放軍最強悍軍團的四野系將領之首、解放戰爭中功勛最大、從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島打贏了三大戰役中遼沈、平津兩大戰役的一代名將林彪，也打算有所動作了。
　　劉少奇是否注意到了林彪的這份講話，他頂著沸騰的民怨堅持不撤工作組，是否有冒險“闖關”搶在軍人們有行動之前全面掌握行政體系的意圖，如今已成歷史的疑問。
　　而--如果說我們這些后人在數十年后對著這份“政變經”在字里行間尋覓蛛絲馬跡還多少有“文字獄”之嫌的話，那么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旬，元帥旗下第一流的大將，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寫給毛澤東的告狀信里，已經明明白白的將劉少奇和鄧小平稱為“兩個搞修正主義的危險人物”了。
　　同期，在未經劉少奇同意的情況下，派駐北京文教系統的工作組中，凡屬空軍系統的全部撤出。
　　從毛澤東七月八日在武漢寫給他的夫人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此時此刻，這位老人的頭腦異常清醒。
　　他反復提到了令他“總覺得不安”的“我的朋友的講話”，更有“頗有點近乎黑話”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等等詞語。
　　甚至，如果以我們在幾十年后所擁有的歷史經驗來看，這位七十三歲的老人是否在當日的長江側畔，已經將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歷史風云看的清清楚楚？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的粉碎了，何況我們呢”、“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倒楣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候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盡是些“頗有些近乎黑話”的詞語，然而撫今追昔，時不時的竟仍有透不過氣的感覺。冥冥中仿佛見到那位老人巨大的魂靈，正透過歷史的重重迷霧，向著我們微笑。
　　這位老人的洞察力，這位老人的智慧，竟至于斯乎？
　　當此時，新生的共和國風雨飄搖。
　　當此時，“特務工作組”橫飛的漫天鐵帽之下，正是民怨沸騰。
　　當此時，看似平靜的表象之下，若干人等正磨刀霍霍只要殺人。
　　當此時，面對掌握政權、位高權重的劉少奇，掌握軍權、兵強馬壯的林彪，以及無拳無勇無權無勢只有供人帶帽或者斬劈的頭顱，然而又實實在在的構成了這個國家的基礎的--人民，毛澤東必須有所選擇。
　　當此時，毛澤東擊水于長江。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七十三歲的毛澤東一生中最后一次長江擊浪。
　　自武昌大堤口順流而下，一小時另五分游程近三十華里。對于七十三歲的老人而言，這樣的游程、這樣的速度、這樣的運動強度，怎么都是用個人愛好和鍛煉身體難以解釋的。
　　很長時間里我曾以為這不過是封建君王式的與民同樂或者資產政客招徠選票式的“作秀”。然而當我編排文革的資料，當我發現正是在這次暢游之后，毛澤東立即返回北京展開與劉少奇的政治決戰；正是這次暢游為中國以后數十年政治風云拉開了大幕的時候，再回過頭來品味這次暢游，我的感覺變得完全不同。
　　遙想武漢江橋之畔，萬里不歇的滾滾波濤，我嗅到的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味。
　　這，是春秋以降，中國歷史上最富英雄氣概的一幕。
　　我的心靈，將永遠因這一幕而震顫。
　　我曾經想過要將這本書寫成絕對理性絕對冷靜的分析文字，我曾想過要竭力的避免自己的情感介入筆下的文字，但在品味這一幕的時候，我知道這些意圖已經變成永遠的不可能。
　　因為這一幕，我已徹底折服于毛澤東的人格。
　　毛澤東不是神，他是人民的領袖，他是--英雄。
　　沒有什么證據，但我確定無疑的認為：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終于放棄了自己歸田園兮的最后夢想。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正以這次暢游在檢驗著自己，檢驗自己已然老邁的身軀之中，還有多少僅存的生命。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已然“上了梁山”。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已然破釜沉舟。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已經作出了自己的抉擇。
　　在他步入長江，開始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的長江暢游之前，面對長江兩岸千千萬萬的民眾，他高呼：
　　“人民萬歲”！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已然作出了最后的決定：
　　他將把他僅存的一切，名聲地位、死后身名以及七十三歲的自己最后僅余的生命，全部的、徹徹底底絕無反顧的奉獻給他的--人民。
　　沒有什么證據，但我確定無疑的，相信著這一點。
　　暢游已畢的毛澤東，旋即登上了共和國一號專列。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返回北京，與劉少奇的政治決戰正式展開。
　　北大工作組案并未至此完結，但我們在此節中對北大工作組案的記述將到此為止。因為自此之后，決定一切的核心舞臺已經移入了中南海的紅墻和人民大會堂潔白的殿宇之中；而北大工作組案的一切余波也不再僅限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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