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網論壇》以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看到以《衛興華：如何看待兩個30年經濟成就與差距》為題發表的，記者訪談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衛興華教授的文章，文中記錄了訪談過程中衛興華老先生對于兩個30年的看法。衛興華老先生對于兩個30年的總結，沒有像很多學者那樣，對于毛澤東在世的那一段時間采取妖魔化的手段，而是相對客觀地、辯證地、實事求是地談到了兩個30年的經濟發展。關于文革時期的發展狀況，衛老先生引用數據證明，認為那是一個經濟發展相對停滯的階段。單從經濟數據方面來看，的確如此，但是，如果綜合地考慮了當時方方面面的原因之后，我們又得對那段歷史的經濟發展情況另作理解了。

　　衛興華老先生有這么一句話：“一個方面是前30年中成就與失誤的關系。既不應通過突出和放大失誤的消極后果否定前30年重大成就，甚至將前30年妖魔化；也不應只強調成就而諱言失誤，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失誤所造成的嚴重消極后果和經濟政治的損失。”同時，衛興華先生并沒有否定計劃經濟的作用，認為：“要從歷史的觀點看待過去計劃經濟的作用，不要簡單地否定，要客觀的、實事求是的進行分析。”這是辯證的看待歷史問題的前提，我們都應該尊重這個前提。可是，衛老先生還真的沒有談到文革時期很多的國際國內情況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在政治層面，主要是提到了建國初期的“左”的傾向，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是很不夠的，這就是我前面在評價老先生的總結的時候使用了“相對客觀、辯證、實事求是”的原因。相對，就意味著不夠，我們不能僅僅從經濟發展方面的數據，來衡量一個時代經濟發展情況的全部，

　　任何學術性討論與總結，如果簡單地從一種單一的方面去做論述，而不考慮許多與之相關的相互制約的因素，這樣的討論與總結沒有任何意義。討論總結一個歷史階段的經濟發展情況也是如此，我們總結過去，是為了面向未來，是為了發現問題，從而解決問題，是為了以后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必須對今后的發展具有指導價值。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中，除了國內的政治環境以外，國際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在文革前期，我們是不被聯合國承認的，在1971年底以前，我們為了爭取重返聯合國，在外交上幾乎是靠支援亞非拉弱小國家來換取小國的承認，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已經很大；在周邊，為了支援朝鮮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了趕走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存在，為了支援巴基斯坦從而達到牽制印度的目的，我們國家又得付出很大的代價；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以及美蘇兩霸的軍事壓力，迫使我們在那個時代傾盡國力搞三線建設。假如討論經濟發展的的情況，忽視了這些事實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那這樣的論述肯定是不全面的。

　　看到過文革十年大事記的人就會明白，大量的基礎建設（水利、工業、交通、國防以及外交支援）出現在那個時代，這些造福后人的長遠期計劃，如果換算成人民幣，我們的實際經濟增長該是多少？那時候的這些成就可是在人們無私奉獻、不計報酬的情況下完成的，這也是當時政治掛帥、計劃經濟的結果。如果這些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放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時代來進行，恐怕再有兩個十年也完不成。我們不能一邊享受著那個時代給我們創造的便利，一邊又高罵那個時代什么也沒有做。

　　在文革時代，國際國內環境迫使我們選擇基礎建設和偏重重工業建設，尤其是優先發展軍工生產，不是毛澤東不允許、或者不懂得發展經濟，而喜歡去搞政治。其實當時的很多形式的“斗爭”，也是為了把生產搞上去，避免負面因素的影響，“抓革命，促生產”就是在那個時候提出來的。只是這些運動出現了過“左”的情況，這是很令人遺憾的。那時候，沒有精力兼顧發展輕工業，尤其是發展與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生活用品方面的工業，這也是造成那個時代的人們日常生活用品匱乏的原因。如果把當時大量的勞力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而不是用在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上，人們會那么窮嗎？經濟會出現零增長嗎？可如果我們當時不把基礎建設搞好，我們會有強大的國防嗎？我們會有安安穩穩地發展經濟的外部條件嗎？所以，我們不能一概否定文革中的一切，包括當時的政治運動，遺憾的只是當時很多做法太“左”。但是，我們在西方封鎖、蘇聯逼債、國共兩黨對峙、自然災害這樣的特定歷史環境下，我們國家根本沒有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沒有資金，也沒有給我們提供貸款的國家，當時的富國，幾乎都參與到了對中國制裁的行列。如果想要減少政治軍事壓力，我們只能搞政治掛帥，大搞基礎建設，難道要我們所有人都躺在那里等資金才去付出，沒有錢，就什么也不干了？

　　我們必須承認，正是由于當時的政治掛帥和計劃經濟，才使得當時有那么多的人們，愿意無償的付出；正是有了那個時代的大量的基礎建設以及軍事外交努力，這才有了今后的改革開放的內部和外部的條件。因此，文革時代，應該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飛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只是沒有表現在經濟數據上，而是表現在為今后的發展提供基礎積累上。

　　在鄧小平時代，在國際上，我們已經重返聯合國，也成為核大國，這使得我們國家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國際環境已經大為改觀；在國內，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得我們的改革開放有著堅實的支點；毛澤東的去世，也讓西方人在戰爭觀念上對毛澤東軍事天才的懼怕心理已經消除，等等以上原因，才使得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有了條件。所以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我做如上論述，為的是讓很多不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了解文革中我們的國家到底有沒有社會發展成就。學術界一直有一種壞風氣，談到文革十年，大多只談那時候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傷害，卻很少談及那時候的社會發展成就，好像貶低文革成為一種時尚，談及文革時代的社會發展成就，就意味著對整個文革時代的辯護，這樣看待歷史，是缺乏公正性的；同時，也給很多人制造了錯誤的視聽，如此以謬傳謬，再過一些年，真正的文革時代將面目全非了，好像那個時代的人們根本不去生產，而是沒有飯吃、餓著肚子天天搞政治，或者，人們也不用吃飯，靠搞政治就能活著。

　　我相信看了文革十年大事記的朋友，會理解文革時代之所以出現經濟發展相對停滯的原因，絕對不僅僅是國內政治氣候的原因，主要還與當時各種因素制約下所選擇的國家發展的側重點有關。特別提請朋友們注意，大事記中的很多成就，是基礎建設（水利、工業、交通、國防、外交支援）。因此，我們對待任何問題，都不能去做簡單的否定，而應該全面的看待歷史問題。只有這樣，才會對今后的發展提供可以吸取的教訓和可以借鑒的經驗。

　　衛興華先生的觀點，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術界的壞風氣，我只是覺得不夠。以上那些文字，算是我用歷史事實，經過綜合考慮之后的，對衛興華先生觀點的一種補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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