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毛者的狼子野心永遠不能得逞　　

《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第一篇文章是現任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導師組成員、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郭道暉所寫的“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以下簡稱“記略”）。從作者的頭銜（導師、專家、主委）、到所談的主題（黨的歷史決議）、和討論的參與者（四千老干部）都似乎令人生畏、不可質疑。但是，這位“專家”、“導師”、“主委”也耍了些小手腕：一是他的“記略”，只是他所在的“人大與政法口的30人”討論的“記略”，絕不是標題所說的4000老干部討論的“記略”；二是他說他“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就想造成“記略”是包括當時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人在內的5600多人討論“記略”的假相；三是他的“記略”到底“略”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僅就其“略”后之所言，使人閱后深感“記略”基本上是他憑個人的喜好,用“記略”的方式方法，在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正面論述部份；擴大“決議”的錯誤部份，更兇狠地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更頑固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　　

本來關于黨的決議、特別是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非常重要、非常嚴肅的事情，容不得半點虛假；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但是走資派為了翻案復辟，竟不擇手段地利用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來進行翻案復辟活動。當時為了使所謂的“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能夠通過，在決議中必須講了許多正面論述。如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肯定建國三十二年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歷史功績等。而現在要進行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決議的這些正面論述反而成了復辟活動的障礙，因此走資派及其精英，包括這位載著“專家”、“導師”、“主委”頭銜，耍著各種小手腕的郭道暉，同李銳、謝韜、辛子陵……等極右派一樣積聚在《炎黃春秋》，與杜導正、楊繼繩等串聯在一起，加緊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雖然有其正確的部份；但也存在著極其嚴重的錯誤。經過三十年來歷史實踐證明：決議參雜了走資派的翻案的需要，已是不爭事實。其正確部份如“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強國而奮斗”。六個部份27個問題，除少數段落、句字有錯誤外，基本正確。當然這些部份也有一些嚴重錯誤。如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抗美援朝偉大斗爭都不敢明說，決非偶然；又如把建國后的歷史論述中成績歸集體（當政的X、X），問題歸個人（毛澤東）這也是明顯的；還有移花接木，明明是X、X的急躁冒進搶著窮過渡、興起了“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瞎指揮”、“特殊化”五風。是毛主席召開多次會議,到直接給省、地、縣、社、生產小隊長寫信，領導全黨整治“五風”，糾正了X、X造成的錯誤。明明是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盡管有批彭和辯論的問題，毛主席看了會議材料、文件也講了話，批評彭“右”了。但會議沒有對彭作任何文字的處理決定，會議就結束了。毛澤東回到住處，本來是讓衛士們準備下山了，而有人提議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甚至表示不解決不散會。不得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未參加會議的情況下，X、X主持對彭搞逼供信，將彭德懷打成高饒反黨集團分子等。并把這些都推到毛澤東身上。就是奮斗目標也由“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強國而奮斗” 改成了十七大的“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了……等等。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的偉大轉折” 兩個部份8個問題是嚴重錯誤的，主要是推出了所謂的“毛澤東晚年錯誤”和徹底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革命實踐——文化大革命。　　

近三十年來的實踐證明，對決議的正確部份并沒有執行，更沒有堅持。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只說不做；如允許共產黨員當資本家，吸收資本家為共產黨員，改變了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如推行私有化，實行市場經濟，排斥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外商、外企，重新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復辟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撤消人民公社、毀滅農村集體經濟、分田單干、恢復農村資本主義個體經濟……等。他們對其錯誤部份，不僅堅持、發展，而且不斷擴大化。如決議在論述文化大革命時說，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而從媒體到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竟說文化大革使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并且把所謂的“毛澤東晚年錯誤”擴大到文革之前、直到建國之初，直至延安抗日戰爭時期和民主革命時期……等等。　　

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東歐劇變和我國三十年來的和平演變都一再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革命實踐——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很重要。不堅持階級斗爭、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不堅持繼續革命；或者是全盤否定繼續革命、否定文化革命，資本主義復辟是必然的！這就完全證明，所謂的毛澤東晚年錯誤，完全是一種惡意攻擊和蓄意誣蔑！使數千萬革命志士流血犧牲奪來的革命成果，付之東流；人民當家作主的江山得而復失！國家的主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農聯盟基礎——工人、農民變成了弱勢群體，這是多么慘痛的歷史教訓啊！　　

郭道暉的“記略”，是在略去了擁護和贊成“決議（草案）”中正面論述的部份和批判、反對“決議（草案）” 中錯誤部份的發言，從頭到尾都是對決議正面論述的否定；對決議錯誤部份的擴大化。這便是“記略”的要害之所在。　　

如決議說文革前的十七年兩部份9-18十個問題,“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9-15七個問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6-18三個問題）擺出大量事實和數據, 肯定了建國后十七年的偉大成就。而“記略”將社會主義改造和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歷史轉變；由落后的農業國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工業國的偉大歷史轉變一概抹殺。只說“政治方面不斷地搞運動, 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幾百萬上千力人”、“死了幾千萬人”啦！“主要還是毛澤東犯錯誤嘛”……等等。　　

又如決議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27-31五個問題）除去所謂的“晚年錯誤”和移花接木之外,基本上是正確的。而“記略”除了擴大所謂的“晚年錯誤”，列出了所謂“毛主席片面性錯誤十大方面”,擴大到建國初期；并切在“對毛澤東個人功過的評議”中進行惡意誣蔑和人身攻擊：李頡伯攻擊“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 而是以整人開始, 以整人告終”。夏衍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 竟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 卻常諉過予人”（將所謂的“晚年錯誤”擴大到了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時期）。李銳不說他自己在廬山會議期間, 不擇手段、說假話，被人揭發后如何跪在毛主席面前表白,卻反誣毛主席是“翻云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宋敏之誣蔑毛主席“在士兵中朱比毛威望高, 毛有嫉妒心,是二人關系不合原因之一”。這些無稽之談、污言穢語，恕我不再摘引。　　

《炎黃春秋》和郭道暉為什么要把這些三十年前沒有被塞進決議（即被否定）了的東西，今天又翻了出來曬一曬呢？他們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心態？要達到什么目的呢？這是出于他們反毛澤東、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的本性；他們后悔當時是“違心”地接受了最后通的正式決議。他們“召開西山會議”的罪惡行徑被曝光；他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被遏阻；他們祭起“零八憲章”的旗子被戳破；他們認為當時是為了打掩護的“套話”，即決議的正面論述，現在卻成了全面復辟的障礙；當年所推出的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否定文大革命，現在沒有了市場。特別是全黨、全國的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勢不可檔。為了作垂死的掙扎，企圖用黨的歷史決議這一主題、利用所謂幾千名老干部的名義、還有什么“專家”、“導師”、“主委”的頭銜，嚇唬人，欺騙人，這是癡心妄想！　　

實踐業已證明：真理越來越被更多的人所認識、所掌握；謬誤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識破、所厭惡。但是, 反對毛澤東、反對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死不悔改的人是賊心不死，不擇手段的。他們這種癡心妄想的表現就是證明！革命的同志們決不可麻痹大意，必須提高警惕！我們要誓死捍衛毛澤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持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持反腐敗、反賣國、反復辟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永不變心！　　

最近聽說有人在籌劃將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體從毛主席紀念堂遷出，據說要移至湖南韶山，如果屬實，我們堅決反對！堅決不允許！堅決不答應！他們是在打著送毛主席回原藉的口號，妄圖控制并逐步限制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影響，這是完全徒勞的。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必須堅決、徹底、全部、粉碎這一罪惡陰謀！讓它永遠不能得逞！                岳求珍      2010.4.3.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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