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毛澤東主席去世了。在去世前的近30年中，他規模空前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甚至改造了中國人的內心。去世后的30多年里，他的思想仍然在日日夜夜地影響著中國的走向。作為一個完全的底層出身者，如此大尺度攪動歷史的，我想他是空前的一個。　　

隨著時代演進。中國人看問題的渠道和視角多了起來。互聯網時代，更是使得資訊大爆發，很多禁書可以輕松到手了。那些資訊，大多充滿著讕言；但也有一部分，披露了與宣傳口徑不一的事實。于是，有很多人開始詬病毛澤東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人則是對他執政的方式感到不滿。　　

但我認為，至少有一點必須肯定，那就是在他的一生中，“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國家的決心是一以貫之的。　　

“少年毛澤東，曾輟學在家，就是因為看到中國‘其將亡矣’，才重新回到的學校；青年毛澤東，現存的每一封信件，每一篇作文，都充滿著憂國憂民、修學儲能準備拯救祖國于水火，變中國為富強的激情。也是一種極大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這中間，無論遇到什么艱難曲折，他從未后悔。”（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　　

那通過哪些舉措，可以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呢？或者說，毛澤東一生做了哪些大事呢？他自己給出的答案是兩個：一曰把國民黨趕到小島上，二曰文化大革命。第一項事業，至今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都感念于心；第二項，雖然我有很多話想說，但如今是一個“真理”配合權力存在的時代，所以我保持緘默。　　

那毛澤東還干過其他那些大事呢？有的，那就是建設。李銳不是評價說，毛澤東“革命有功、建設有錯、文革有罪”嗎？他的評價其實乃是五五開，比官版實質上的三七開還要嚴格，但他還是承認“建設”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的偉大事業之一。總比一些人總說毛“只會破壞，不會建設”要好。何況他好歹還承認一個“革命有功”，真是謝天謝地！　　

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歸納起來也有兩個方面：農合合作化和工業化（尤其是以軍事·軍需工業為目標的重工業化）。這兩點既有蘇聯模式的影響，又充滿傳統中國文化的思考。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極其廣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主持制訂了著名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該“四十條”，第1條即提綱挈領地提出：“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那么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四十條”本身給出了一個答案，或者說闡述了答案的一個方面。“四十條”的第30條說：“農業合作社對于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指定生產隊或者生產小組在生產上給以適當的安排，使他們能夠參加力能勝任的勞動；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的生養死葬都有指靠。”這不正是幾千年來，儒家念茲在茲的“大同”的境界嗎？　　

我們今天再看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很多文學作品，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往往感到當時的人幼稚得可笑。書里農民嫌工分太低，定額太高，只愿意拾“自由花”，也就是在集體的大田采摘完棉花后，偷偷地撿拾掉在地上的棉花，不愿意為社里摘棉花。然后為了打掉農民那種“自私自利風氣”，社里面幾個積極青年配合黨支部開展了復雜的斗爭。如果簡單的生產勞動，次次都要如此大費周章的話，表面看來也確實太沒效率。有人說，單干不就得了？當然后來也的確單干了。但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很多人，想要守住農業合作化，我覺得不能用頭腦發熱、思想僵化來評價，我認為他們是有其歷史·哲學基礎的。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的土地私有制度從來沒改變過，所以中國農村·農業發展、兼并、分化、抗災能力銳減、逢災動蕩、流民出現、造反、重新分配土地的歷史循環從來沒改變過。無休無止的農民戰爭，消耗的都是中華民族的元氣。能不能找到一條使農村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的路，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等一代優秀的中國人的思考。我們再回到“四十條”，第28條說：“積極開展群眾的經常性的愛國衛生運動……講求清潔衛生的根本精神，是為了消滅疾病，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變農村長期以來凋敝、破敗的面貌，我想的確是毛澤東的本心。　　

遺憾地是，這項實踐沒有進行到底。人們也就無法評價它的優劣。但人們更應該感到慚愧，因為我們至今沒能找到農業現代化的正確的道路。近十幾年來，凡遇到水旱大災，總是**（數字從50、60到100隨便填空）年一遇。難道上帝真的那么眷顧我們這代中國人？我不信。或者真的就是百年一遇的大災，最近頻年遇到。難道我們就這樣等死，不要想辦法應對？而當局迄今想到的，除了捐款，居然就是轉基因！反倒是西南旱災災區人民說了句公道話，多虧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小水庫，否則人民更沒有活路。我們發現人民公社原來沒宣傳中的那么一無是處啊！而毛主席時代留下的農田水利設施，大多30多年沒修過了。　　

今天我們探討中國的農業·農村問題，往往有人舉臺灣以及鄰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得出發展農村，關鍵就是維持農村的自耕農秩序，給予政策和財政扶持，給予工業技術和工業品的支持，首先促使農民的自立致富，繼而鼓勵他們在市場競爭中合作起來，變為共同經濟體的農業工人，當然也有可能形成小型農業資本家。這條路走得通嗎？我不敢說死。但關鍵是，現在美國資本對我國農業這個軟肋虎視眈眈，恐怕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毛澤東對工業化的指導方針，是工農業中以工業為主，輕重工業間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中尤以軍工業為主，。最能集中體現毛澤東重視軍工業的，莫過于“三線建設”及“兩彈一星”。其中“三線建設”的成敗與否，爭論較大。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本文也試圖以此為切入點，加以討論。　　

從長遠的角度看，發展軍工業尤其是發展戰略消滅型武器（即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任何一個大國所必須的。這個除了真正的漢奸文人，沒人敢去否定。但關鍵是，在當時國力如此孱弱的條件下，有無必要把此類問題提到如此優先的地步？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是否有如此的危險呢？有人用設想中的大規模戰爭沒有發生，來譏諷“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失誤。這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立場。須知：對任何可能發生的戰爭，戰備程度與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幾乎都成反比。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前期，消極避戰，不敢放手積極準備應對日寇，以至于日寇溯江打了上來，才開始慌忙往四川轉移民族工業。造成的教訓難道還能允許重演嗎？　　

中華民國政府的荒唐，真是由來已久。國民黨在抗戰前對重工業的發展，尤其鋼鐵工業就極端不重視。中國建設近代鋼鐵工業，從1890年創辦漢陽鋼鐵廠開始。從那時起，到1948年，50多年時間，中國生產了760多萬噸鋼。而新中國后的前7年就生產了1433萬噸鋼。實際上，舊中國生產的760多萬噸鋼，有600多萬噸鋼是日本侵占中國期間，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連和上海建立的工廠生產的。國民黨登臺的1927年，全國鋼產量是3萬噸，到1935年才達到5萬噸，也就是右翼所吹噓的黃金十年中的黃金八年鋼產量只增加了2萬噸。國民黨中央在32年4月提出的每年裝備5師，維持5師的最低計劃，每年僅軍工原料就需要各種規格鋼材2萬7千多噸。而此項鋼材均依賴進口。而十年里，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倒是增加了70%多。究其原因，乃是當時的官僚資本不愿意投資成本大、收益慢的重工業，而總想著從肥皂、面粉、紡織工業等收益較快的產業攫取大額利潤。如同今天，幾乎所有企業都想擠進房地產業一樣。這個固然有認識能力的問題，更根本的還是階級局限性。所以我一再說，那些以為“統治階級人才濟濟，我們看到的問題他們沒理由看不到”的人，你們該醒醒。如果你們不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那么我再用自然科學中的心理學觀點說一遍：一個人從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到主動改正錯誤，中間的距離何止一星半點兒？可以說，大多數人跨不過這個坎。心理學研究的是實然問題。如果要探討應然問題，我想這個就可以叫做人的社會·歷史局限性。　　

讓我們把思考收回三線建設。我想用網友的提法對它做出評價，那就是苦心孤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做了戰略備份。　　

三線建設是如此，兩彈一星是如此，工業化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僅從賣了多少東西，創了多少外匯，形成多少GDP考慮。我們必須想到中國的戰略能力的建設。如果你還承認中國是個大國的話。　　

所以生逢和平年代的人——包括我，應該捫心自問，對毛澤東應該是懷疑呢，還是緬懷？所以，毛澤東建設的功過，豈是“有錯”能概括的？還是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作答吧：“你們不信嗎？歷史巨人會要出來作證明的。”　　

筆者少年時開始學習毛澤東思想，后來信服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后來又成為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還研習過儒學。但一段時間以來，開始回歸毛澤東思想的召喚，這不是宿命的召喚，而是時代的召喚。　　

清明節，深切緬懷毛澤東主席的豐功偉績。“道可道非常道。”全國服膺毛澤東思想的朋友們，一切愛國者們，讓我們一同實踐消滅貪腐，復興民族，“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毛澤東的大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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