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置贓款之良法
——病榻肊見
反腐敗是舉國上下關注的焦點，而反腐敗的力度，上下的感覺卻大有不同。
最近公布的數據說，“5年35個省部級以上官員落馬，平均每年7個省部級以上官員被查處，這彰顯了中國檢察機關加大腐敗大案的查處力度。”
老百姓的感覺，貪污受賄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公布出來的案例和數據，不能喚起人們的信心和激情。你說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落馬”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被判處死刑了；人們就會想，連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這一屬于“黨和國家領導人”范疇的大官的死，都不能讓貪官止步，區區局長、副省長又能有怎樣的震懾效果？
老百姓對反腐敗缺乏信心，還在于貪污受賄的數額越來越大。按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貪污數額在一億元以上者，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特別嚴重者判處死刑；貪污數額在五千萬無以上不滿一億元者，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貪污數額在一千萬元以上不滿五千萬元者，判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或一年至四年的勞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貪污數額不滿一千萬元者，判處一年以下的徒刑、勞役或管制；或免刑予以開除、撤職、降職、降級、記過或警告的行政處分。此處的數額均為舊幣，１萬元舊幣合新幣１元。劉青山貪污1．84億元，張子善貪污1．98億元，被判處死刑，都不到2萬元。
而現今，貴州最大貪污犯許杰、杜建生共同貪污7272萬元；“山西第一貪”宋建平，任職4年成億萬富豪。公布的數據說，5年來，立案偵查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案件35255件，2009年追繳贓款贓物71.2億元。
數字是個奇怪的東西。一百元和一千元的區別，一萬元和十萬元的區別，一百元萬和一千元萬的區別，大家都能辨別清楚；但一百億元和一千億元的區別，一般人就感覺不出來了。所以，盡管公布追繳了多少億元的贓款贓物，老百姓都不會受到震撼。
最可議的是，那追繳來的贓款，一般都予以沒收，歸入了國庫，和老百姓一點關系也沒有。老百姓們還知道，許多罰沒都成了單位的福利，國家決算中從來沒有“追繳贓款”這項收入，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誰又能保證它不成為新的“貪污”之源？
趙翼倒為處置贓款提供了一良法。《廿二史劄記》卷五“籍沒財產代民租”說：“權臣強藩，積貲無藝，或親行掊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掊克，是聚斂、搜括的意思；苞苴，就是賄賂。聚斂搜括或廣收賄賂，無一非出自民財，確是一語中的。既然如此，這錢財就該“還之于民”。
他舉了史上兩個例子：一是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馀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一是唐朝李锜反，兵敗伏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锜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憲宗從之。
《三國演義》開卷即曰：“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后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于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漢桓帝，本是一個昏君，卻也知道將貪污犯梁冀的財貨斥賣，以減天下稅租之半。而李絳謂“锜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更為英主憲宗所采納。故趙翼評論道：“以橫取于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后世有似此者，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裒益之一術也。”
借鑒古人的經驗，是否也可這樣處置贓款：即何地區的貪官，其刻剝所得，仍還歸本地人民。道理很簡單，貪官所收的賄賂，皆為黑礦主、黑工頭從工人、農民頭上盤剝而來，決不應該成為國家創收的財源。
當然，古今情況不同，代完租稅，代償民欠，已無必要。但為民造福卻是可以辦到的。
當今人民最大的三大難是買房難，上學難，看病難。現試籌措之：
將贓款用于為民買房？似難操作。如“日記門”主角欽州市煙草專賣局局長韓峰，收受賄賂款48.2萬元。此48.2萬元，只夠購一套中等大小的房子，該分給誰呢？
將贓款用于為民上學？亦難操作。48.2萬元，以一萬元計，可分給50大學生，但該分給誰呢？
將贓款用于為民看病？看來是可行的。最佳方案，將此48.2萬元撥給欽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規定凡在本醫院作CT或磁共振檢查者，一律免費。CT或磁共振費用一向居高不下，百姓承擔不起。只要醫生認為有必要，就可免費檢驗。豈不為民減輕一實際負擔乎？
其他各地，均可仿此執行。
這種處置，既符合“以橫取于民者，仍還之民”的原則，又能激起民眾對反腐敗的關心。我以為是一個良法。
反駁者或者會問：如果48.2萬元用完了怎么辦？我回答：不是還有新的反腐敗成果么？反駁者或者會問：如果再也打不出新腐敗來怎么辦？我回答：那不正證明反腐敗已經取得徹底勝利，人民還不歡欣鼓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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