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大受追捧的電視劇《覺醒年代》,最應垢病者,乃在以林紓為最反動之人物,這種對歷史的歪曲,令人齒冷。
一
胡適吹噓白話為“活文學”,詆毀文言為“死文學”,最終目標就是廢除文言文。他在1918年4月15日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用了兩個“都是”,兩個“只有”,就蠻橫地把文言劃到“國語”范圍之外了。
不僅如此,胡適還要否定中國傳統文學形式。在談到怎樣實行“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時,他提出了“工具”、“方法”、“創造”三個步驟。關于第一步,胡適說:“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做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他的預備方法有兩種,一是“多讀模范的白話文學”,二是“用白話作各種文學”。關于第二步,在拉拉雜雜說了一通“文學的方法”之后,強調要“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實際上又否定了“多讀模范的白話文學”的主張。他說: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范。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曾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范的價值。才子佳人、封王掛帥的小說,風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Bacon和法國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體”,Huxley等的科學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長篇傳記,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傳”,Taine和Bukle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功夫,描寫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寄托戲”(Symbolio Drama)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復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徹……真是美不勝收。至于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里面藏著大千世界;真如百煉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
關于第三步,胡適則輕描淡寫地說:“至于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原可不必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功夫罷!”便匆匆結束全文,所以重點仍在“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上。
胡適企圖借夸大西方文學的優勢,以達到顛覆中國文學傳統的目的。既然“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中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才子佳人、封王掛帥的小說……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加之又要“不講對仗”,馴致被胡適奉為“正宗”的“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的章回小說,徹底沒落了。章回體小說講究回目對仗的工穩,還有那回前、回中、回后詩詞駢儷的精工,這些都需要下功夫學習,當時的白話小說家做不來,只好向“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的文學方法”討生活,使被胡適難得頌揚的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煉生的章回小說,在“新文學家”手中都成了絕響。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在軍閥混戰背景下發表的。滿族皇帝雖被推翻,但實現民主的起點降得更低了,比皇帝臣工素質更差的大小軍閥,開始追逐自己的皇帝夢。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改國號為“中華帝國”,蔡鍔旋即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獨立,組織討袁護國軍,孫中山發表《討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消帝制,恢復民國,6月6日死于北京,黎元洪繼任大總統;1917年5月,黎元洪的總統府與段祺瑞的國務院矛盾激化,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國會,召張勛進京共商國事;7月1日,張勛、康有為等擁清廢帝宣統復辟,段祺瑞組“討逆軍”驅逐張勛,復任國務總理,拒絕恢復《臨時約法》;黎元洪通電去職,馮國璋代理大總統;孫中山由上海至廣州,倡議召開國會,組織護法軍政府:南北對峙的局面,業已形成。面對混亂已極的政治局面,全國上下的心態是普遍絕望的。赴美留學七年甫回祖國的胡適,除了發表這篇《文學改良芻議》,不聞有任何關于時局的評論。《文學改良芻議》說的“八事”多是故作驚人之筆,既與時局毫無關涉,亦與實現民主富強毫不相干。須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的改革諭旨,尚且批評“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強耶?”(《光緒朝東華錄》總4601-4602頁)“學其皮毛而又不精”的胡適,其認識水準甚至連十五年前的慈禧都不如。
二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一個月后,比胡適年長三十九歲的林紓,便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迅速作出了回應。而胡適1917年4月7日日記也摘抄了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注:“此文見上海《民國日報》(六年二月八日)”,還加了三個“不通!”的夾批,末后又批:“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徐子明注意到這一點,說:“他明知‘踣’字上頭的‘之’是印工誤加,乃有意吹求好像他自己優于林氏。”(《胡禍叢談》第18頁)
其實這都是小節。作為晚清啟蒙文學家,林紓此舉不是偶然而發的。早在1904年,他就在《〈英國詩人吟邊燕語〉序》中說過:“歐人之傾我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弱,漸即頹運;而吾國少年強濟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維新之從。”且舉“英人固以新為政者也,而不廢莎士之詩”為例,證明“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實現現代化并不需要拋棄傳統,這些見解完全適用于反駁十二年后胡適的高論。
文章題為“論古文之不宜廢”,鮮明地亮出雖贊成白話,但不應以廢古文為前提的觀點。首句“文無所謂古也”,堪稱深諳文學真諦之慧言。文無古今,唯有優劣,故“漢唐之《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文家林立”,而“馬、班、韓、柳獨有”;優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適之所謂“八事”,不構成文言必廢的理由;用白話作文章,誰能保證篇篇“言之有物”、“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呢?
《文學改良芻議》在“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于神州”一段,忽從中加了一條長注:
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Lutb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
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說事的胡適,本意乃在宣揚拉丁是“死文學”、1611年后之俚語方為“活文學”的高論,以為廢除文言文張目;有過外國小說翻譯經驗、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林紓,則予以輕輕一撥:“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于用?然而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尹雪曼《中國現代文學史話》評論道:“我們揣測林氏之意,乃說拉丁文雖然早已不再被普遍使用,但是,西洋人并沒有把拉丁文完全廢棄。既然西洋人尚且如此,我們中國人又怎能把古文完全丟掉呢?這兩句話雖然說得十分有理,但因后邊兩句話說得太坦白了,結果被胡適與陳獨秀抓住小辮子,就‘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大肆抨擊,弄得林琴南頗有點招架不住。”(《國魂》1977年4月號。)“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不能從字面上理解。林紓也許是謙虛,也許是不想在短文中鋪得太開,胡適回避其提出的關鍵,抓住一兩句話嘲諷一通,便“得勝”而去了。
作為對民族有責任心的老成人,林紓憂心忡忡地說:
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向在杭州,日本齋藤少將謂余曰:“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時中國古籍如皕宋樓之藏書,日人則盡括而有之。嗚呼,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于時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學之,用其淺者以課人,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若棄擲踐唾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論古文之不宜廢》發表時,將“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與“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號字體排印,尤突現了林紓的殷憂(按,齋藤少將,時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維新比中國早,卻不一味圖新而廢舊,故齋藤有言:“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林紓發問道:“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豈不是太愚蠢了么?當時中國古籍如皕宋樓之藏書,為什么會為日人盡括而有之?恐與時人鼓吹盡廢古書、盡廢文言不無關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后來的事實,皆不幸為林紓所言中。林紓還指出,“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于時用,固文字之祖也”,雖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學習,但嗜者學之,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相反,“若棄擲踐唾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謂語重而心長。
1919年4月,林紓又在《文藝叢報》創刊號發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進一步就“白話正宗”論與胡適商榷。文章說:“至白話一興,則喧天之鬧,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話,其但始行白話報。憶庚子客杭州,林萬里、汪叔明創為《白話日報》,余為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已而予匆匆入都,此報遂停。滬上亦聞有為白話為詩,難者從未聞盡棄古文行以白話者。”又說:“近人創為白話一門,自銜其持見,不知林萬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為矣。”庚子即1901年,林萬里即林獬(1874-1926),其時主持《杭州白話報》筆政,作《論看報的好處》,并以“宣樊”、“宣樊子”筆名作白話文鼓吹新政;五十歲的林紓時客居杭州,為之撰《白話道情》,很受歡迎。行文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導白話”的話題,“不知林萬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為矣”,自己亦比胡適有更多的發言權。
在立定有足夠資格議論白話的前提下,林紓以高明的古文家身分,暢論古文的性質和功用:它有時“似無關于政治,然有時國家之險夷系彼一言”;有時又似“無涉于倫紀,然有時足以動人忠孝之思”。他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優劣短長,洋洋灑灑,仿佛是信手拈來,揮斥皆成警句。其論明人之學漢,喻之為“《品花寶監》學《紅樓夢》者也”:“《紅樓夢》多貴族手筆,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織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寶監》者,特一秀才,雖極寫華公子之富,觀其令廚娘煮粥,親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紅樓夢》中則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話小說為例以喻之,不惟十分得體,亦為題中應有之義。即便是《紅樓夢》的賞鑒,早在1907年,林紓譯《孝女耐兒傳》即曰:“中國說部,登峰造極者無若《石頭記》……(其)用筆縝密,著色繁麗,制局精嚴,觀止矣。”與三年之后撰《紅樓夢考證》、言“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面”的胡適相比,林紓此文謂“《紅樓》一書,口吻之犀利,聞之儼然,而近人學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須知賈母之言趣而得要,鳳姊之言辣而有權,寶釵之言馴而含偽,黛玉之言酸而帶刻,探春之言言簡而理當,襲人之言貼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無理,趙姨娘之言言賤而多怨,唯寶玉所言,純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盤針,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隨地熨貼。”無疑要內行老到多了。
林紓也看到了古文與時代不相適應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勉諸生云:“嗚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攣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則又矜多務博,舍意境,廢義法,其去古乃愈遠……意所謂中華數千年文字之光氣,得不黯然而瓚者,所恃其在諸君子乎?世變日滋,文字固無濟于實用。茍天心厭亂,終有清平之一日。則諸君力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于顛墜,未始非吾華之幸也。”1915年,為國學扶輪社《文科大辭典》作序云:“綜言之,新學即昌,舊學日就淹沒,孰于故紙堆中覓取生活?讓名為中國人,斷無拋棄其國故而仍稱國民者。仆承乏大學文科講習,猶兢兢然日取左、國、莊、騷、史、漢八家之文,條分縷析,與同學言之。明知其不適于用,然亦所以存國故耳。”“世變日滋,文字固無濟于實用”、“新學即昌,舊學日就淹沒”,但為了使“中華數千年文字之光氣,得不黯然而瓚”,“明知其不適于用,然亦所以存國故耳”,這些意見是十分通達的。《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亦坦然承認,隨著時代的變遷,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書及往來函札,何嘗盡用古文。一讀古文,則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厲消燼滅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廢除古文,甚至將古文斬盡殺絕,林紓深刻地指出:“其曰廢古文用白話者,亦正不知所謂古文也。”這是為什么呢?林紓巧妙地借《水滸》藝術而言之曰:
白話至《水滸》、《紅樓》二書,選者亦不為錯。然其繪影繪聲之筆,真得一肖字之訣。但以武松之鴛鴦樓言之,先置樸刀于廚次,此第一路安頓法也。其次登樓,所謂揸開五指,向前右手執刀,即防樓上知狀將物下擲,揸指正所以備之也,此第二路之寫真。登樓后見兩三枝燈燭三數處月光,則窗開月入,人倦酒闌,專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寫法也。既殺三人,灑血書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樓,于簾影模糊中殺人,刀鈍莫入,寫向月而視,凜凜有鬼氣,及疾趨廚次,取樸刃時,則倏忽駭怪,神態如生,此非《史記》而何?試問不讀《史記》而作《水滸》,能狀出爾許神情耶?《史記·竇皇后傳》敘竇廣國兄弟家常瑣語,處處入情;而《隋書·獨孤氏傳》曰“苦桃姑”云云,何嘗非欲跨過《史記》,然不類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須有根柢,即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
“《史記·竇皇后傳》敘竇廣國兄弟家常瑣語”,見《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弟竇廣國,四五歲時為人略賣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聞竇皇后新立,上書自陳。竇皇后召見,復問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于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于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故曰“處處入情”。而“《隋書·獨孤氏傳》曰‘苦桃姑’云云”,見《隋書·外戚傳》: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后,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留在京師。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征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數犯忌諱,動致違忤,故曰“何嘗非欲跨過《史記》,然不類矣”。林紓借此說明“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能讀書閱世,方能為文,如以虛枵之身,不特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學演進規律的。胡適以“言文之背馳”與否,奉遼、金、元通俗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無疑是錯誤的。中國文化源頭在先秦,沒有證據表明其時一定“言文背馳”,而以《詩經》、楚辭為代表的先秦詩歌,以《春秋》、《左傳》 、《國語》、《戰國策》為代表的先秦史書,以《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蘊,成為后世取之不盡的思維源泉。胡適說“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實際上是指“讀文”,既不作矣,又何讀焉?從而粗暴地切斷中國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極為嚴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鶴卿書》,進一步申述他對“正宗”論的看法:“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圣,并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講得十分中肯,可謂語重心長。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數語,頗為時人與后人痛恨,以為是“對勞動人民的極大污蔑”。其實,林紓說的是由口語提煉為書面語言,屬語言的繼承和發展的范疇。“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實為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三
縱觀林紓“論文言不可廢”諸文,說理辯難,皆是心平氣和的。他最為史家詬病的是作了《荊生》、《妖夢》兩篇小說,竟然詆毀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實際上,這原是錢玄同(1887-1939)、劉半農(1891-1934)演出的雙簧激出來的。
胡適的“吶喊”,其時少人問津,贊同者既罕,反對者尤稀,于是便想到“制造”對立面:“王敬軒”的“雙簧戲”,正反映了胡適受到的冷落,證明它壓根兒夠不上稱做什么“運動”。
在那位由錢玄同扮演的子虛烏有的“王敬軒”身上,隱約有林紓的若干特征,故文史家說:“錢、劉的‘雙簧’戲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反對派確實跳了出來。他們因王敬軒被批駁而坐立不安,要為王敬軒鳴不平了。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報》上的《蠡叟叢談》中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影射攻擊《新青年》的幾個編輯,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以狄莫影射胡適,以浙江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林琴南在小說里幻想出一個英雄‘荊生’,讓這個偉丈夫尋釁鬧事痛打田、狄、金三人,發泄他維護舊禮教、反對新文化的積怨,從精神上滿足了衛道者們的私怨。”文史家指林琴南“使用卑劣手段”,采用的純是雙重標準。既然對方不按規矩出牌,以近乎無賴的手段“唐突前輩”,將可笑的油彩涂抹在對手鼻尖上,為人慷慨、個性倔強、素有劍俠氣的林紓,自然忍不住站出來痛罵幾聲。
借小說以影射之事,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與牛僧孺交惡,命其門人韋瓘以牛僧孺名義撰《周秦行記》以誣陷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小說敘牛僧孺貞元中落第,歸途誤宿古墓,會到了漢代的薄太后,又召請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楊貴妃、綠珠等飲酒賦詩。薄太后問:“今天子為誰?”牛僧孺答云:“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按,“沈婆”指代宗的沈后,安史之亂兩度被胡人擄去,“沈婆兒”則指當時的皇帝德宗)。李德裕又親自作《〈周秦行記〉論》,攻擊牛僧孺“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于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于其君甚矣!”張洎《賈氏談錄》云:“開成中,曾為憲司所劾,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事遂寢。”與李德裕之從政治上誣陷對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倆相比,林紓所做不過是游戲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大名,何“卑劣”之有?
《荊生》載1919年2月17-18日《新申報·蠡叟叢談(十三—十四)》。小說勾畫出林紓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陳獨秀)、金心異(影射錢玄同)、狄莫(影射胡適)“悉新歸自美洲,能哲學,而田生尤穎異,能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金生則能《說文》”。一日,三人來至陶然亭,溫酒陳肴,坐而笑語:
田生中坐,嘆曰:“中國亡矣,誤者均孔氏之學,何由堅言倫紀,且何謂倫紀者,外國且妻其從妹,何以能強?天下有人種,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誤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幾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學術,吾非去孔子滅倫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廢文字,以白話行之,俾天下通曉,亦可使人人咸窺深奧之學術,不為艱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說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講《說文》者,愚不識字之人耳,正欲闡揚白話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歡,堅約為兄弟,力掊孔子。
雖是玩笑之作,卻將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樣,頗有唐人小說之意趣。其后,忽有“偉丈夫”荊生破壁指三人曰:“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踐狄莫,取金生眼鏡擲之,三人只得斂具下山,“回顧危闌之上,丈夫尚拊簡而俯視,作獰笑也”。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小說因勢闡釋“孔子圣之時”論道:“孔子何以為圣之時?時乎春秋,即重俎豆;時乎今日,亦重科學。譬叔梁紇病篤于山東,孔子適在江南,聞耗,將以電報問疾,火車視疾耶?或仍以書附郵者,按站而行,抵山東且經月,俾不與死父相見,孔子肯如是耶?”該文駁斥時人對孔子的曲解,與《致蔡鶴卿書》中“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是一致的,唯有淺薄之徒,方得視為“笑柄”耳。
《妖夢》載1919年3月18-22日《新申報·蠡叟叢談(四十四—四十六)》,荒唐色彩更為濃郁。小說敘鄭思康夢中為長髯人所邀,往游陰曹,遂并轡至白話學堂,見門外大書一聯云:“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么東西。”入第二門,見匾上大書“斃孔堂”,又一聯云:“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聞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談次問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鄭康成耶?孔丘尚是廢物,何況鄭玄!”田恒曰:“鄭玄作死文字,決不及活文字,非我輩出面提倡,則中華將被此腐儒弄壞矣。而五倫五常,尤屬可恨,束縛至于無轉旋地步。”結末謂羅睺羅阿修羅王至,直撲白話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丘,臭不可近。筆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話又要說回來,將對方說成妖魔,最先還是新派自己。陳獨秀不是說他要“明目張膽地與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宣戰”,“愿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為“吾友胡適”之前驅嗎?
撇開小說的詭誕色彩,對“正宗”論的批評同樣深刻酣暢。結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獨出之言也。英國大師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臘丁羅馬希臘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滅臘丁,詎一田恒之力,能滅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滸》《紅樓》,非從古書出耶?《水滸》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編》中之辭語,而《紅樓》一書,尤經無數博雅名公,竄改而成。譬之珠寶肆中,陳設之物,欲得其物,須入其肆檢之;若但取其商標,以為即珠寶也,人亦將許之乎?作白話須先讀書明理,說得通透,方能動人。若但以白話教白話,不知理之所從出,則騾馬市引東洋車之人亦知白話,何用教耶?此輩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務以驚眾,明理者初不為動。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學堂既無名師,而中學堂又寡書籍,一味枵腹,聞以白話提倡,烏能不喜。此風一扇,人人目不知書,又引掖以背叛倫常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爭趨禽獸一路。善乎西哲畢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無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為危險。何者?謂彼為愚,則出洋留學,又稍知中國文字,不名為愚;若指為智,則哲學僅通皮毛,中文又僅知大略,便自以為中外兼通。說到快意,便罵詈孔孟,指斥韓歐,以為倫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學。須知古文無害于科學,科學亦不用乎古文,兩不相涉,盡人知之。唯懶惰不學之少年,則適為稱心之語可以欺瞞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說,則無知者,歡聲雷動矣。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瞰月之羅睺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嘗一臠也。”講這番話的時候,林紓心中在流血。
1919年4月5日《公言報》刊出林紓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予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饑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為其難。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萬戶皆鼾,而吾獨嘐嘐作晨雞焉;萬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為牛則羸,胡角之礪?為馬則弩,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嘗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嘗為之徒耶?茍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線倫紀于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黃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1924年,林紓逝世前一月為擅長古文辭的四子林琮所寫的遺訓曰:“琮子古文,萬不可釋手,將來必為世所寶。”其彌留之際,仍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寫道:“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當廢文言文的潮流滾滾而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能挺立潮頭,甘為其難,衛護中國傳統文化之道,非林紓而誰何?
四
1923年,胡適在給韋蓮司的信中說:“至于我作為成員之一的中國文學革命,我很欣慰地說,已經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們在1917年開始推展這個運動的時候,大家預計需要十年的論辯、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這一千年來許許多多無名的白話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賜,真可說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我們就把反對派打得潰不成軍,五年不到,我們這個仗就大獲全勝了。”(轉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第209頁))那么,這樣的奇跡是如何創造的?看看1917—1919年的《申報》,就會明白“白話戰勝文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1917年1月1日,《申報》刊登“丁巳年正月初五,國文周刊出版”的廣告;1917年1月3日,又刊登“中國文學研究會成立兼收學員,主任陳石遺”的廣告。兩年后的1919年5月1日,《申報》有《林紓主干函授部招生》的廣告,內容包括組織介紹:本函授部為海內文人所組織創設,自民國四年,于今已有四載。宗旨:專門函授中國舊文學,旨在普及國文而維墜緒。分科:內部分文學選科、文科簡易國文科;教員:林琴南、陳石遺、易實甫、天虛我生、王鈍根、許指嚴、李涵秋、劉哲廬、李定夷、吳東園、潘蘭史、蔣箸超諸先生;教法:講義,改課,批答,觀座等。
同日,又有《文藝叢報》的廣告:
▲預約寬限半月
▲廉價贈品照舊
▲反對文學革命者
▲不可不讀
文學革命之聲浪,喧傳已非一日,至今益烈。本報旨在保存國粹,不能不竭力扶持,爰請文學名家林琴南先生及本報主任陳石遺先生,各著論說,以辟其謬。大凡事理,愈辯愈明,愛護國學者,誠不可不讀本報,以明其旨也。
可見,林紓、陳衍等一直在堅持自己的觀點,并且通過辦叢報、開函授班的方式,團結了一批文人學者,獲得社會相當程度的響應。然而,并無學理根據的胡適,最后竟然取得了勝利,其關鍵的因素,就是北洋政府的決策。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殘酷鎮壓了青年愛國運動,1920年1月2日卻遵照“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的意愿,頒布了廢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4月再發通告,分批廢止舊國文教科書,逐步采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其他各科教科書也“參改語體文”,使白話文運動取得“迅速徹底的成功”。
耿云志在《胡適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說:“在北洋軍閥反動黑暗的統治下,白話文居然凱歌行進,無可抵御。這是因為它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有著深廣的社會基礎。”(耿云志:《胡適研究論稿》第5頁)不知史家為何未曾想到,內外交困的北洋政府,為何竟會成了胡適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廢除文言文”僅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將它付諸實施?胡適于1920年5月17日不無得意地說:“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它的影響和結果,我們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然而通過對文獻作的梳理,我們便可窺見實際上這一切都是胡適操弄的結果。
胡適1920年5月的日記是表格式的,分預算與實行二項,其中:
20日,下午三點,預算:“國語會?”;實行:空白。
22日,下午三到四點,預算:國語;實行:只講了一點,國語統一籌備會主席。
23日,上午九到十點,預算:國語;實行:√。下午三點,預算:空白;實行:國語統一籌備會主席。
25日,下午四到六點,通欄:國語統一籌備會主席。是日大會,前日之委員會議案都通過。大會閉會。共開了五天會。
國語統一籌備會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附設機構,成立于1919年 4月21日。會長張一麐,1915年任教育總長,1916年因不滿袁世凱稱帝辭職南歸,其時掛名而已。副會長袁希濤,1917年以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1919年代理教育總長,不久辭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出洋考察。真正理事的副會長是吳敬恒,會員有由教育部指派的黎錦熙、陳懋治、沈頤、李步青、陸基、朱文熊、錢稻孫等,還包括由部轄學校推選的胡適、錢玄同、劉復、周作人、馬裕藻等,與胡適關系都不錯,遂讓他主宰了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會務。
1921年12月23日,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推舉孟祿、梁啟超、嚴修、張仲仁、李石曾為名譽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黃炎培、汪精衛、熊希齡、張伯苓、李湘辰、袁希濤為董事,陶行知為總干事,主要成員包括胡適、陳鶴琴、張彭春等,主導權又落入胡適手中。1922年7月5日胡適日記:“二時,分組會議,內中一項是我修正的,文在下頁。”編者注:
“手稿本”附有中華教育改進社匯編的該“議案”的剪報。“議案主文”原為:“現制高小國文科講讀作文均應以國語文為主;中等各校講讀應以文言文為主,作文仍應以國語文為主;新學制國文課程依此類推。”胡適修改為:“現制高小國文科講讀作文均應以國語文為主;當小學未能完全實行七年國語教育之時,中等各校國文科講讀作文亦應以國語文為主;要于國語文通暢之后,方可添授文言文;將來小學七年實行國語教育之后,中等各校雖應講授文言文,但作文仍應以國語文為主。新學制國文課程依此類推。”
與此同時,胡適又把手伸到了出版界。科舉廢除之后的新型學校,本來就需要新的教材,國文課本最是厚利之源。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得教育部批準,規定為各學校通用,就此大發其財。1917年的《申報》就登有此類似廣告,如1月1日有商務印書館“通俗教學用書”的廣告;1月5日有中華書局沈恩孚“國文自修書輯要”的廣告、商務印書館“普及教育之利器,教育部審定單級教科授書”的廣告;1月14日有中華書局“國文教授之革新”的廣告……隨著“新精神”的貫徹,出版界必定會調整對策,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成了參與運動的積極分子。
胡適是最有商業頭腦的。1921年11月14日,他參與了商務編譯所政策的策劃,日記中說:
外人(如我們)對于商務的期望,是望商務能利用他的勢力做社會先導,替社會開新路,引社會到新的興趣、新的嗜好上去。替商務辯護的人對于這個冀望總是說,商務是一個營業機關,只能供現成的需求,也不能造新的需求。其實這兩種說法,都只是片面的見解。天下沒有完全天然現成的需求,也沒有完全“無中生有”的新需求,天然的需求若沒有人力去謀充分的滿足,不久就會茍且敷衍的將就過去了。譬如行路的困難自然發生“引重致遠”需求,但人們幾千年來覺得轎子、帆船、小車、騾馬等物已很可供應這個需求了;火車、電車、汽船、飛機等物的發明,表面上看來是供一種固有的需求,骨子里是同時造出許多新的需求。故我們可以說,供應固有的需求與創造新的需求,并不是兩件不可并立的事,其實只是一件事。固有的需求如果他能繼續存在,也可說是一種新需求,新的需求如果是可以提倡出來的,其實也是一個固有的需求,不過從前不大現罷了。故提倡白話并非完全造新的需求,只是供應一種顯而未大現的舊需求。故市面上許多極不堪的小書——如男女合歡、新編牛皮大王趣史等——并非真能供應一種天然的需求,其實只可算是社會上本有一種看新書的新需求,而不幸遇著一種不滿意的供應罷了。提倡新的需求(只要是真的需求)并不很難,也許極容易;供應固有的需求(若求供應的滿意)并不容易,有時也許極易(難)做到。故提倡白話并不甚難,而編一部應用的字典反覺不易。
這番對于需求以及創造需求的剖析,比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經濟學家還來得高明。在胡適看來,提倡白話本身,就是在創造對于教科書的需求。他還直截了當地說:
商務是一個營業公司,不應該犧牲營業的利益來應酬學者,學者也沒有權利可以要求商務犧牲股東的資本來應酬他們。商務不印此書也罷,既印了一部書,就應該使這部書盡量暢銷,使這部書盡量賺錢(即如我的《中國哲學史》,若每一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廣告,決不止銷售一萬三千部)。故我以為編譯所對于這一類書的政策應該是:凡認為值得提倡的書,應該用全力提倡,使他盡量銷售,決不可錯認準備為提倡。換一句話說:要拿營業的精神與手段來做提倡的事業。
胡適所提的最有創意的是設立教科書試驗學校的建議,所提和方法又極為具體,如擇定若干良好學校,小學中學皆有,不限于一地,但取成績良好、有試驗的精神與人才的(例如江蘇第一師范的附小,如南京高師的附小),并捐助經費以為獎勵,試驗后再行推廣之類。可見,掌握市場規律、運用商業手段來推行白話教科書,既為出版商覓到賺錢的新渠道,也為徹底廢除文言文找到最有效的手段。1921年8月5日的日記,終于將他的戰略目標挑明了:
國語文學的運動以前:皆以國語為他們小百姓的方便法門,但我們士大夫用不著的,至此始倡以國語作文學,打破他們與我們的區別。以前尚無人正式攻擊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在這新形勢下,出版社紛紛跟進。1919年中,《申報》刊出了中華書局出版新教材《國語讀本》的廣告,打出了醒目的標題:“教科書大革新,又進步了”,廣告詞不啻一篇文章:
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是進步的,不是守舊的。自從有了中華書局以來,教科書的進步革新,和從前迥不相同。
國民學校國文科改為國語科,是我們向來主張的。教育部最近通令,從今年秋季始業起,第一二年一律改用語體文。
這部國語讀本,是用最進步的方法編的。第一冊開首是注音字母,編制的方法和次序,都是最合于教授的。注音字母完了,接著是極短的語體文。第二冊到第四冊,由篇短語體文慢慢的加長,第五冊到第八冊,由國語進步到國文,生字一律用注音字母注音,總期四年畢業,語體文可以看,可以寫,普通的國文,也可以大略明白。
這部國語讀本,還適合兒童心理的教材,適合現在世界和我國大勢的教材,活潑有用的教材,切實有用的教材,總期兒童易于了解,四年上可以具完全做人做國民的知識。
這部書編訂的人,有國語大家王樸先生,國語學大家黎錦熙先生,研究各省方言的陸費逵先生,研究語法的沈頤先生,和學識經驗很豐富的黎均荃、陸衣言、張相、戴克敦、劉傳厚幾位先生。
這部書共八冊,每冊定價銀一角,對折實售五分。第一二冊已經出版,第三四冊即可出版,全書于暑假中出全。
面對由官方與商界聯合組成的攻勢,林琴南、陳石遺輩即便是滿腹經綸、筆生蓮花,編再多的《文藝叢報》,辦再多的函授講習班,統統無濟于事,只能讓文言教育淹沒在《國語讀本》的汪洋大海之中。耿云志描繪其時形勢道:“胡適等人登高一呼,奮力提倡,遂演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其勢如暴風驟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但幾個舊文人不能阻遏,就是軍閥政府的當權者們也無可奈何。1925年,當上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想利用權勢來剿殺白話文運動。他點名嘲罵白話文的首倡者胡適。胡適則直指章士釗是‘反動激’,是‘落伍者的首領’。以致那時本已分裂的新文學各派人物一致對章實行反擊。章士釗招架不住,失敗而止。”(耿云志:《胡適研究論稿》,第5頁)章士釗根本沒有想到,教育體制已經起了質的變化,木已成舟,生米早已做成熟飯,司法總長縱有三頭六臂,管得了司法以外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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