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界總是不乏任志強之流的“人民公敵”,在全國大人代表大會上,“茅委員”一炮走轟,成了一個又一個“人民公敵”。茅永紅說:“房價不能打下去,而且也打不下去,應該科學地來控制它”,像發達國家日本、美國、英國,他們的工資水平比中國人高得多,一輩子就買一套房,一輩子也才能買起一套房,而我們的不少大學生一畢業就要買房子,結婚就要買房子,這種觀念要變一變。茅永紅還說,保障性住房建設老靠公共財政是改變不了現狀的,我國的保障住房建設進程比較緩慢,是因為地方政府很窮,上面制定了廉租房計劃,但下面執行很弱。還有全國工商聯主席,他也是這一屆的大人代表,他表示:“現在還有那么多農民工在溫飽線上掙扎呢,你就要求在大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弄個大房子,你要求太高了吧!”話音剛落,新華聯集團總裁傅軍對他的觀點表示聲援,“老想大學一畢業就買房,不可能的”。全國大人代表陳華偉說:“現在老是說城市的房價高,但沒人叫你在廣州買,也沒人叫你在深圳買,那你回老家買不是便宜點嘛,那你為什么要在廣州、深圳買呢?”,“它高,但它有市場呀,有價有市,賣得掉。”
之所以說茅委員“不錯”,一是他們說的是心里話,即便“政治錯誤”,只要不觸犯法律,總比“政治正確”的假大空強。以茅永紅們的智商,肯定知道在全國大人代表大會上說那些話會招來炮轟,但他們還是說了,勇氣和誠實可嘉。也許他們不是合格代表,比如混淆了個人身份與代表身份,但比那些大秀自己也買不起房子的大人代表要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南京市代市長季建業、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廣州天河區副區長丁建華、廣州市政協原主席陳開枝……一個個抱怨房價貴自己買不起,但不知他們住的是四十平方的小房子還是經濟適用房。當然,我們不能僅僅根據這一點說他們不是好領導,但在勇氣和誠實上,顯然不如茅委員。
大人代表秀自己買不起房子明顯是廉價的迎合,社科院也跟著起哄。2010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表示,房價太貴,全國85%家庭買不起房,并在此基礎上出了一些餿主意。我實在不明白出這種似是而非的數據有什么意義,建立在這種刻意誤導的數據基礎上的房地產策略能管用嗎?“85%家庭買不起房”應該是真的,但問題是大部分家庭已經有房子了,二房、三房數量也不少,買得起買不起與他們關系不大,除去投資型購房和改善型購房后的必須買房子的家庭比例遠遠小于85%。
單純從副部級買不起房子和85%家庭買不起房子看,問題太嚴重了,高房價似乎無解,即使要解,也是白解。試問,從3萬元打成2萬元,那些無房者就買得起嗎?如果從3萬元打成1萬元,那就是房地產崩盤,請問,誰有能力承擔這種后果?房地產崩盤對國家、銀行和百姓都是災難。將中等收入群眾住房問題從市場中抽出來納入政府保障范圍,以及增加土地供應抑制土地和房屋漲價,都是餿主意。前者超出了財政承受能力,后者根本就是剜肉補瘡。
茅委員“不錯”的另一點和“邏輯正確”有關,即“房價不能打下去,而且也打不下去,應該科學地來控制它”。簡單的打壓房價,本質是將高房價由80后挪給90后。以放松土地供應為例,現在放松多少,以后就得收緊多少。房價還會上漲,誠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所言,未來20年中國房價上漲的壓力非常大。筆者以為,簡單打壓下去的漲幅日后都會補回來,簡單地從金融政策和土地供應上做文章打壓房價,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倘若有話語權的人不是廉價地迎合輿論,而是回歸本質,問題并非無解。真話可能難聽,但有助于解決問題,假話也許動聽,但于事無補。大人代表通常都住著好地段的大房子,無非是仗著沒有搞財產申報就大大咧咧地說自己買不起房子;說85%家庭買不起房子是蓄意誤導,該數字是建立在100%的家庭需要買房基礎上的,但事實上大部分家庭已經有了房子。因此,剩下的急需買房子的家庭數量沒有那么嚇人,高房價怎么就不能解決?
房價不能打壓,但可以分流,也就是通過逆向城市化化解扎堆。扎堆不但推高了“原住民”的房價,也推高了自己的房價,長此以往,必然會制造一批人口四五千萬的超級城市,對誰都沒好處。將人口、人才向下線城市分流后,不但能遏阻房價,還有利于國家均衡發展。羽絨襖洗了以后就結團了,要用手及時扯開,干后再拍打使之松散。扎堆是羽絨的天性,更是人類的天性,哪里人氣旺往哪兒擠,扎堆才是高房價的罪魁禍首。大城市的居民有諸多優惠政策,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只要能惠及下一代,自己苦一輩子也值了,何況那里機會更多,未必要苦一輩子。因此,關鍵還是要通過政策傾斜加以引導,倘若工作和生活都順心,你會在乎居住地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嗎?一線城市的一套中等價位的房子價錢在小城市可以買一棟別墅,為什么人們還要對一線城市趨之若鶩?因為那里吸引力更大,而吸引力是可以通過政策傾斜調整的。有些二三線城市不是已經發展得很好嗎?政策上再燒把火,下線城市不就更旺嗎?
對于怎么也買不起房子的貧困階層和畢業不久的大學生,也別蓋什么經濟適用房,它的面積和適用人群很難定義,建經濟適用房產生的問題不見得比解決的問題少,干脆由政府直接提供公租房,租金不考慮成本,只考慮道義和城市人口控制。公租房的質量和面積呈低中高系列,越低檔租金越便宜,甚至低于成本,越高檔租金越貴,直至產生利潤。如此,既照顧了道義(人人有房住,特別貧困群體長期租住也付得起租金),又能迫使租戶在經濟條件好轉后自購房子,將公租房騰出來給更需要的人,下線城市則可以用公租房的面積和租金吸引人才,有利于均衡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公租房的建設在阻遏房價的同時,不會拖累國家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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