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才是死胡同

曹久強

2009年12月

    《亞洲周刊》登載了一篇張鳴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張鳴：國進民退是條死胡同》。文中說，以史為鑒，當下的國進民退如果是為了擠走民企的話，結果勢必是失敗、走回頭路的。他舉了兩個所謂的史實：一是國民黨抗戰勝利后對淪陷區敵產的接受，被外界批評為“劫收”，這是一次國退民進；二是四九年后，中國曾有過一次以國家名義吞噬民營經濟的事件， 被稱為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建立了計劃經濟的模式 。這是第二次國進民退。在它看來，這兩次國進民退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這就是他的以史為鑒。

    我認為他找的這兩個史實來說明國進民退是一條死胡同是非常錯誤的。首先，國民黨抗戰勝利后的國進民退是并不是真正的國進民退。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不想搞社會主義，也不想搞公有制。他們對于其他社會財產的接收，根本上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最終要擴大官僚買辦資本，搞的是權貴買辦資本主義。這次根本就不是國進民退，而是大資產階級吞食小資產階級與盤剝人民。

    第二次的社會主義改造確實是國進民退。問題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國進民退不是問題嚴重，而是取得了巨大成績。這些成績表現在，消滅了社會剝削，也由此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這些為改革開放打下了基礎。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端在于沒有走市場經濟道路，而不是在于公有制，也不在于國進民退。相反，大一統的公有制造就了當時社會的公平、公正與團結穩定。后來錯誤的文革搞亂了社會，沒有走市場經濟使國家經濟發展受阻。這些問題都不是國進民退的錯，而是排斥市場經濟，極左的錯誤。

    事實上，當時人們并不明白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公有制企業也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民主化的公有制企業加上市場經濟完全優于專制的私有制加市場經濟。這就是當時歷史的局限。可見，把當時的國進民退說成是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是極為錯誤的。從南京長江大橋、成渝鐵路到汽車、輪船制造都是在公有制下取得巨大成績。人均壽命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都獲得了巨大改善也是史實。因此，這次國進民退不是問題嚴重，而是成績可觀。至于餓死很多的三年困難時期也是發生在農村，并不是城市。這也不是說明公有制不對。而是盲目、不顧實際過急發展人民公社，并不尊重農民的自主權的錯誤。如果要是按照毛主席原定的在堅持人民自主權的基礎上，二十年內有步驟的發展人民公社就不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既然張鳴要以史為鑒來論證他的國進民退是死胡同，那么我也以史為鑒論證國退民進是死胡同。這樣的歷史沒有離我們很遠。就以俄羅斯的國退民進來說吧。蘇聯解體后，國退民進了，全部私有化了。這樣的結果是，人民數十年的積累都被少數人以現在中國私有化的管理層收購給賤賣了。于是，造就了一批暴富階層，廣大人民陷入深淵。到目前為止，俄羅斯都深受其害。這樣的國退民進造就了俄羅斯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引發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寡頭干預政治，大搞金錢政治，寡頭壟斷經濟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的國退民進并沒有像他們宣揚的那樣，一切私有化后，就會有好的市場經濟，就會獲得歐美一樣的生活品質。相反，造就了壞的市場經濟，生活水平倒退十多年。雖然俄羅斯經過普京近十年的改革，但是，因為那場國退民進造成的對國民經濟、社會的打擊始終沒有恢復過來。現在俄羅斯經濟過分依賴石油，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無法健康發展。這些目前都能看得到。我們可以預測，在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無法擺脫在那場國退民進中產生的寡頭干政與寡頭經濟。普京也根本不能徹底消滅已經產生的寡頭。因為普京本身就與寡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打擊的是那些過分膨脹的寡頭。可見，資本主義是寡頭的優良土壤，資產階級也不會自己打到自己。可以預測，俄羅斯只要還堅持資本主義，他們國進民退中產生的寡頭始終會成為他們國家的壞因素，始終無法消失。

    至于在這一場世界金融危機中主動國有化，主動國進民退的歐美國家。他們這些舉動表明，私有制已經造成他們不得不進行國有化的舉動。私有制已經在他們堅強的信念中動搖。國進民退他們都開始了。可見，對于私有制那樣頑固的國家都國進民退了，他們早就不認為國進民退是死胡同了。雖然資本主義幾百年來長期在世界存在，但是，歷史發展表明，資本主義已經越來越接近他的末日，現在反歷史潮流而堅持所謂的國退民進才是背歷史潮流而行。背歷史潮流而行的人才會最終在歷史的胡同墻上碰得頭破血流，這才是走進了歷史的死胡同。因此，在目前中國與世界，堅持私有制，堅持私有化，堅持國退民進就是與社會潮流背道而馳，從而走進了歷史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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