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地點　　

毛澤東　　

劉xx等　　

1958年1-3月　　

批評1957年的“反冒進”，提出大躍進、總路線　　

3月成都會議　　

就吳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　　

3月成都會議　　

對人民日報總編兼社長吳冷西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　　

4月中旬武昌會議　　

　對吳冷西做5點指示：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干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事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中央書記處。　　

事后吳冷西把毛澤東意見回報有關領導和書記處。陸定一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　　

5月八屆二次會議　　

確定總路線大躍進政策，提出15年超過英國　　

5月下旬　　

通過毛澤東親自制定的綱要，即4、5、8畝產綱要　　

　6月14日　全國婦聯黨組會　　

提出大食堂設想，而且還會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糧食。預言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　　

　6月30日　談話　　

要開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試驗，工農兵學商。提出三、四十年可進入共產主義。　　

　7月5日　石景山　　

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而是兩、三年。超過美國也就是七、八年。報紙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　　

7月中旬山東、江蘇　　

壽張縣匯報社干部：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籽棉畝產1．5萬斤。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 常熟一個鄉的黨委書記數實現稻谷畝產1萬斤。反問道，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消息見報后。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　　

　7月19日　天津　　

并為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8月-9月　　

視察七里營，講“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一大二公，工農商學兵，構成社會基層單位，集體經濟。　　

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徐水書記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并在9月1日上人民日報。9月13日李先念視察，徐水已經是政社合一，一縣一社，統收統支，全部供給制。　　

　8月13日　天津　　

視察稻田，有人說畝產可達10萬斤。說：不可能的事。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 ”。對著《人民日報》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　　

找吳冷西和胡喬木談話，指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是輿論機關，“不要講過頭的話”　　

　8月30日　北戴河會以結束　　

人民公社6條。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對于萬人以上社不反對不提倡。并社不強迫，先試點逐步推廣。現為集體所有制，條件好3、4年過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長一點時間。還是按勞分配。　　

8月北戴河　　

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么多。　　

　9月10日　　　

視察徐水，當地說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那么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消息見報。　　

　9月13日　　　

審定人民日報《高舉人民公社旗幟前進》，強調婦女全部參加生產，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請示毛澤東，刪去6條中“或者更長一些時間”一段話。　　

　9月 24　日人民日報　　

在河南發表過渡到共產主義5個條件。基本為人人參加體力勞動，勞動分工更細，搞好技術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沒有6條中社會產品極大豐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別，內部階級矛盾消失等。推廣“家庭革命”設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每周團聚一次。　　

10月　　

毛澤東派田家英、吳冷西到新鄉調查，下去前說：“現在的問題在于：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要求帶《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匯報后毛澤東說：　　

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損害富社積極性，還是搞“按勞分配”；有利于生產發展的就干，不利于生產發展的就不干。供給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細、忙閑、干稀搭配，放開肚皮肯定維持不下去。縣經濟只能搞集體經濟，不能搞全民。夫妻分開住，是幫國民黨忙。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么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視察江蘇，講“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依然是那5個條件。在南京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干部勢必跟著走，鄉干部一改，縣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　　

11月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　　

2-10日　　

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余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后，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　　

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　　

21日，人民日報照樣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　　

　11月21日　召開武昌會議　　

毛澤東：“現在就是吃窮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　　

毛澤東：“按照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毛澤東此后反復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劉少奇插話：“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批（指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話：“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11月21日　武昌會議　　

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么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么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腦子里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么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里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　　

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在武昌會議決議中加入以下話：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11月　　

找吳冷西談話：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夸風就不好。　　

做新聞工作無淪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子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夸，這要引以為戒。　　

歸納為三個意見。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夸、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第三，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績，也否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攤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對于毛澤東說宣傳上要轉，不轉就變成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意見。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以　　

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我代表1000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4月29日　上海會議　　

發布了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干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59年6月　　

58年講話后，《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并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 1959年6月，毛澤東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鄧小平和彭真，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6月14日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召集書記處會議（鄧小平同志摔傷了腿，住院治療），討論宣傳工作怎樣轉向問題。經過討論，最后決定由胡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研究決定。我們起草了一個關于宣傳上如何轉向的問題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開書記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將修改后的通報送給劉少奇同志審批，劉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此事關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來政治局會議時通過。　　

　6月20日　政治局會　　

批評浮夸風和高指標之后，轉而談到宣傳問題時，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臺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不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