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不必要/來自中華網社區

“國進民退”是時下經濟理論界的流行詞語之一，譽之者有，毀之者亦有。天則經濟研究所不僅連續發表了多篇經濟時評進行抨擊，還專門邀請有關方面專家進行研討。據網絡傳言，此議題將提交高層會議討論。本人雖然不擅長經濟話題，但仍冒昧針對“天則所”言論點評如下，以求拋磚引玉、厘清是非。

    “國進民退”是個偽命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國有經濟從絕對主導地位，已經退居為三分天下僅一隅；至于嚴格意義上的股份制民營企業占據了多少份額，中國還是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成分結構，已難以準確界定。至少，中國貧富差距已經觸目驚心，改革并沒有達到“先富帶后富”的目的。

    其實，輿論炒作的“國進民退”議題，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任何性質的企業都可以根據自己發展的需要，作出是進、是退的選擇；這就是所謂“企業自主、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原則之一。在“民進國退”的大潮中，經濟界最常談論的是森林戰略、航母戰略，鼓勵企業做大做強；而遇到了幾件國企兼并私企的案例時，經濟界又何以冒出市場經濟倒退論、經濟權力化與腐敗加劇論呢？難道私企大發展了，市場經濟就隨之成熟了？幾個國企在市場上施展了一下拳腳，中國市場經濟就倒退了？

    什么是市場經濟？它的定義并不統一，基本要義大致為：明晰、承認并保護產權地位，依法、規范市場運作，公平、自由、平等競爭；所以，也被通俗地理解為產權經濟、制度（或法制）經濟、商品經濟。相對于由政府主導型的計劃經濟而言，簡而言之，它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點：一是明確了經濟實體為經濟運作的主體，二是依法按章管理經濟活動，三是以經濟手段配置市場要素。

    從以上角度來理解，經濟主體的性質并不是市場經濟程度的衡量標志；全面私有化更不是作為評價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前提條件。如果說只有“國退民進”才能促進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話，那么生產資料全面私有化的封建經濟制度，早就是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了。但就是被國內某些經濟界精英奉為經典的西方經濟學說，也從來沒有把封建經濟制度定性為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因而，當前用所謂“國進民退”來評判中國市場經濟倒退的說法，根本沒有說服力。

    中國市場經濟不夠成熟的根源何在？

    中國市場經濟現狀是否成熟？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干預還是多了一些。作為一介草民，我對此不予否認，但仍認為這種認知角度并沒有抓住根本問題。

    如果說中國市場經濟還不夠成熟的話，恰恰是政府對經濟管理力度不夠造成的。譬如在產權制度建立、用工薪資與福利保障、規范建立財會制度、依法組織生產經營等方面，在中小企業中普遍或多或少地存在不盡人意之處；僅從公平競爭角度而言，規范者與不規范者在經營成本上就不會處于同一個起跑線上。不公平競爭實質上就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之一，給社會和經濟都會造成致命的危害；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質量效益、社會保障、貧富極化等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所在。

    通常，社會上習慣于將這些問題歸咎于政府的不作為，或者歸咎于部分官員的腐敗。的確說到點子上了，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某些所謂的企業家、經濟學家是否在規范治理經濟秩序上，進行了認真的反省和檢討呢？在今年“二會”期間，一些企業界代表和經濟理論界人士，借助共商國是的政治平臺，公開炮轟新《勞動合同法》，對不規范用工問題百般狡辯。僅此說明企業尋租權力行為的本身，就是要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或者直接從公權力中得到不正當利益。因此，“國進民退”會加劇社會腐敗的說法，顯然是對腐敗本質的忽視。浙江省浙商投資促進會反駁山西“煤改”時說：私營企業腐蝕干部，國有企業就不存在這種現象嗎？那么，倒過來說亦然。

    從政治觀點來看，財產私有化才是產生腐敗的根源。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反腐敗必然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解決之道還是得依靠不斷改進和健全監督機制，實行全面私有化經濟制度并不能解決問題。經濟學家的責任，應當體現到呼吁政府加大市場經濟秩序的規范與監督方面；而利用社會痛恨的腐敗現象，來說明所謂“國進民退”的危害性，難免給人一種危言聳聽之感。

    憑什么給不具資質的私企融資開小灶？

    在批評“國進民退”這個問題上，“天則所”表現的異常熱衷。在“天則所”邀集的專題研討會上，部分專家認為：國家財政和銀行存款都屬于社會公共資源，國家沒有權力擅自用于支持“國企”擴展，應給予私企同等待遇。進而，提出改革金融體制，放寬對小銀行與民間借貸的限制等等措施。

    事實上，在科技攻關和重大技術改造等關鍵領域，國家財政專項資金的申請、審批程序，從來沒有限定企業性質。而金融貸款與市場融資本身，也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上市公司中也有不少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上擁有同等的融資渠道與地位。但是，如果私營企業資信不足，所謂的“平等待遇”，無非是要求國家另開小灶破格支持，等于拿銀行資產與國民儲蓄冒險。那么，誰又給了他們那個權力？

    我個人認為，中國財政對經濟的投入領域與方向，本身就存在不夠規范的問題。國家財政資金應當主要用于戰略經濟領域、公共基礎設施、及公益事業投資，對企業的支持只能限于對國家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科技研究和產業升級方面，不應當用于支持私營企業的規模擴張與流動不足，這等于把公共財富轉移給私人享有。

    從實際效果來說，財政投資本身，既拉動了經濟發展，也提高了國民保障水平，等于為企業創造了發展機遇和空間。私營企業是否能夠通過自由、公平競爭，得到發展機會與投資實惠，仍然取決于每個企業的經營實力，不存在額外“偏護”問題。爛泥是扶不上墻的。30年了，是騾子是馬還沒有溜出來嗎？再搞什么口頭上“公平”、實質上“傾斜”的政策支持，優勢企業在惡性競爭中步履蹣跚，垃圾企業吃著政策優惠、干著假冒偽劣勾當，有違公平正義的原則。

    綜上所述，中國市場經濟秩序確實問題多多，并且由此衍生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腐敗等諸多問題。但其并非發生在眼下所謂的“國進民退”之中，而是盛行于之前真實的“國退民進”之后。其根源雖然眾說紛紜，但歸根結底仍然要回到市場經濟秩序層面上來。中國的經濟學家，應當在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在如何有效加強權力監督和企業規范方面建言獻策，而不是舍本逐末地把希望寄托在提高私有化程度上；不可持續的發展，私營經濟本身也將難以為繼，甚至退無所退、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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