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要“掌舵”中國社會轉型？　　

在建國60周年大慶到來前夕，著名的“廁所理論”發明人茅于軾，一改過去自我標榜的“只從經濟學角度看問題”的面目，發表了《社會轉型需要精英來掌舵》的博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大談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　　

他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在這里，表達了他的兩項政治訴求，一是社會轉型不能由大眾來掌舵的，因為這會導致“非常糟糕”的結果；二是要保證不出現這個“糟糕“的結果，必須、只能由“精英”“掌舵”。　　

他為什么認為大眾“掌舵”社會轉型會出現“非常糟糕”的結果呢？這是因為“95%中的很大部分”，“崇拜毛澤東”，“崇拜毛澤東思想”，“ 靠馬克思理論”，“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原來是這樣。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什么？為人民服務！而茅于軾追求的是什么？“為5%的富人服務”，因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是中國的“精英”。為95%的絕大多數人服務，就意味著要嚴重“破壞”5%的富人的利益。這是茅于軾絕對不能接受的，也是絕對不能容忍、不能調和的，也是無法和諧、無法統一的。　　

我們再來看看他所倡導的社會轉型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從他的這篇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出，至少具有這么兩點：　　

1.中國的社會轉型不能“靠馬克思理論”，或者說不能靠“毛澤東思想”，只能“靠西方”。 他說：我們的經濟改革“不是靠馬克思理論。同樣，我們的社會改革、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費了巨大代價總結出來的經驗，盡管可能有爭論，但我覺得方向很清楚。”“我覺得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160多年的進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帶進來的。...所以我們進一步完成這個轉型還要靠西方。”　　

2.中國的社會轉型靠什么人“掌舵”呢？他說：“我們這個社會是什么樣的狀況？我們這個社會肯定是精英治理，從共產黨的總書記、部長、縣長、市長都是選拔出來、經過淘汰優選下來的精英分子。他們是不是從大眾利益出發？我覺得不完全是”。　　

3.中國的社會轉型需要借助國際幫助。什么樣的國際幫助呢？他說：“中國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條件，處于一個全世界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在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下，我們可以利用國際上自由民主的幫助，并且這個力量不可小看。”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茅于軾的心目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是無法擔當他心目中的中國社會轉型之重任的，因為他們“不完全是”“從大眾利益出發”。這是對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極大污蔑。　　

我們知道，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理為民所謀”。無論是制定的政策，還是出臺的決策，都是“以人為本”，都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護。就象這次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后，在國外訪問的胡錦濤同志，提前回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務會議，研究部署維護新疆社會穩定工作，并受胡錦濤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赴新疆指導維護穩定工作。這是最大的“從大眾利益出發”！茅于軾睜著眼睛說瞎話，可見其無恥到了何等地步！　　

他知道，僅僅靠象他們這類“精英”的力量，要完成“為5%的富人服務”的社會轉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唯有依靠西方“自由民主的幫助”，才能全面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全面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用心何其毒也！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指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 　　

胡錦濤同志在去年12月18日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嚴正指出：“我們既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夯實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又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基本路線是興國、立國、強國的重大法寶，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群眾的幸福線。我們要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做到思想上堅信不疑、行動上堅定不移，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同志的告戒和胡錦濤同志的警告，言猶在耳，茅于軾竟然要改變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向，竟然要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他不僅要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且還要充當改旗易幟的急先鋒。同時，他還厚顏無恥地做起了中國社會轉型“掌舵”人的美夢。　　

我們知道，茅于軾歷來把自己標榜成“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的“精英”。無論是“廁所理論”，還是重炮攻擊18億畝土地紅線，都貫穿了他的“精英”情結。以前，我們只知道他這是在標榜自己是“精英”；今天看來，原來，他是在為自己“掌舵”中國社會轉型做鋪墊。　　

然而，他又故弄玄虛，假惺惺地拋出一個“要尋找現在有權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觀念，推進我們這個社會的良好轉型”的幌子，來掩蓋他“掌舵”中國社會轉型的狼子野心。但不管他怎么表演，怎么掩飾，他的本來面目已經暴露無遺。這集中代表和體現了茅于軾所代言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羽翼豐滿之后的政治訴求。　　

那么，他又是一個什么樣的精英呢？這位“我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的“精英”，在回顧自己的右派經歷時，曾不無驕傲地說：“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同時還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一種轉型能夠成功，恐怕不是靠大眾。比如英國的幾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的，都是精英之間的協商，從國王和貴族的斗爭，國王和宗教的斗爭，都是上層階層妥協的結果。法國大革命是民眾專政，精英被民眾同化了，結果并不好。所以我覺得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　　

從他的這番無恥表白中，我們更加看清了他由學術流氓向政治流氓轉型的真實嘴臉！原來，他一直就是一個要死心塌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原來他一直就是要將中國全盤西化的“精英”，原來他一直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企圖支配、宰割民眾的獨裁權貴“精英”，原來他一直就夢想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掌舵”人！　　

以茅于軾為代表的“精英”，在60周年大慶前夕，如此明目張膽地挑戰“四項基本原則”，如此明目張膽地挑戰“6個為什么”，很值得我們深思啊！更值得我們警惕啊！我們必須給予全力反擊，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了，后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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