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十八歲，我不懂愛情（上）　　

認識姜哥和張姐，是非常偶然的事。　　

那是1982年，我在哈爾濱上高二的時候。有一陣，我每天上學的路上，邊走邊讀毛選合訂本。于是，就認識了姜哥。　　

姜哥說，我一看你背個書包讀毛選，就知你決非等閑之輩，這年頭，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了，誰還讀毛選呀！你來參加我們小組吧。　　

姜哥是鐵路工人，二十一二歲，愛學習，清瘦而結實，目光炯炯，氣質有點像五四時的周恩來。他組織了七八個青年工人，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他們每兩周在姜哥宿舍聚會一次，我就是在那里，認識了張姐。　　

昏黃的燈下，圍坐著三個女工和五個男工，都是二十歲上下的模樣。姜哥介紹了一番怎樣認識我的“奇跡”，然后用堅定的聲音，縱論國內外天下大勢，說中國目前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嚴峻危險，我等先覺青年，應當以天下為己任，挽狂瀾于既倒，我們的讀書小組從今天起，應當正式命名為中國馬列主義讀書會。　　

我一聽，頓時嚇了一跳。心想這不是要成立地下反動組織嗎？我一個共青團員，可不能滑入這個泥坑。于是我就用一種很謙虛但是又很堅定的態度反駁了姜哥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我認為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將保持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現在讀書還很少，對社會也不大了解，對重大事情還沒有資格輕易下結論，我們應該沒有任何目的地自由讀書，重點是讀文學名著，如果說一定要有目的，那就是提高個人修養，準備為國家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聽了我的話，幾個工人紛紛表示贊同和佩服。我從他們的話中聽出，姜哥有這個意思很久了，但他們一直不同意，可又說不過姜哥，今天我無意中給了他們巨大的理論支持。其中那個高個子的張姐，長眉大眼，非常漂亮，具有一種“知識工人”所特有的既健康又清麗的美，這種美在純粹的知識分子里面，幾乎是找不到的。她說話不多，但是眼睛像會說話似的脈脈看著我。我當時也沒太注意，因為姜哥又和我辯論了幾個回合，終于被我說服了。姜哥不大高興，說從長計議吧，就開始抽煙。張姐和另兩個女工拿出幾個飯盒，里邊是玉米面發糕，豆瓣醬，洗好的大蔥，切好的黃瓜，大家咔嚓咔嚓地吃了個精光，就散了。　　

夜幕中走出幾百米，突然后面有人叫我，回頭看，是張姐趕上來，說和我同路，便并肩而行。張姐說了些佩服的話，又問我學習忙不忙，說你學習在班里一定第一吧？我得意地說豈止在班里。張姐又問了些我的家庭情況，說咱們家庭差不多，為什么你就學習這么好，我考了兩年大學都沒考上，看來只好一輩子當工人了。我說，只要努力，沒有考不上的大學，你也不過就比我大兩三歲，人生的路還長著呢，就算當工人，也一樣能做出成就，你看倪志福，李瑞環，張百發，不都是工人出身嗎？張姐說，你說話怎么跟報紙似的？《中國青年》是你編的吧？我說不，我已然不編《中國青年》了，我現在編《人民日報》了。張姐說：“德行！”說著我到了。拐進樓時我扭頭望了一眼，只見張姐過馬路去坐回去的電車。她和我并不同路。　　

姜哥的讀書小組活動，我又參加了四五次。討論的內容是《紅與黑》，《巴黎圣母院》，《幻滅》，《包法利夫人》和《漂亮朋友》，全部是19世紀法國文學名著。我只讀過前三部，其他人大多讀過一兩部，只有姜哥全部讀過。姜哥總是用很銳利的階級分析方法去深挖那些愛情故事的本質，說在愛情上，也存在著剝削，腐蝕，欺騙，斗爭，大家聽得很佩服，但卻似乎不大認同。我對于愛情問題相當隔膜，但在哲學課和作文課上訓練出了一套用辯證法對付任何問題的本領，加上一套標準規范的報刊式語言，因此明明不懂，也能胡說一氣。比如什么“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啦，“偉大的愛情來自偉大的心靈”啦，“人是有階級的，愛情是沒有階級的”啦，總之是一套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愛情觀。我自己說著很不自信，但張姐他們卻非常贊同，而且人人都能舉出身邊的事例來印證我的“中心論點”。一個叫大齊的男工說到放肆之處，指著姜哥道：“我他媽就不信，一個資本家的女兒赤條條往你被窩里一鉆，你那玩意兒就不硬！”大家哈哈大笑，幾個女工有的呸了一口，有的要打大齊。姜哥危襟正坐，大義凜然道：“告訴你，我還就是不硬！”我當時思想很混亂，既覺得大齊有點胡扯，又覺得姜哥好象只是嘴硬，但又隱隱感到姜哥的身體里的確有一種很堅定的力量在支撐他的生命，同時又模模糊糊膽怯地想，要是我，會怎么樣……　　

幾個月以后，姜哥忽然要離開哈爾濱，因為發生了一件對他來說是天大的事情，他突然得知，他的母親原來是日本人！當年日本投降時，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在火車站把剛剛三歲的女兒給丟了，一直找了三十多年，現在要把他們全家接到日本去。晚報上報道了此事，是當作改革開放中日友誼新篇章來宣傳的。姜哥很痛苦，他不能接受自己是日本鬼子的后代這個事實。后來我讀金庸的《天龍八部》，英雄蓋世的蕭峰突然被告知自己不是大宋人，而是契丹人，那種對人的生存的荒謬性的揭示所引起的靈魂震撼，我從姜哥身上已經提前感受到了。　　

在姜哥的宿舍里話別，張姐她們做了10多個菜。姜哥說他不想去日本，可是日本那邊堅持要他們都去，他的父母和妹妹也滿心高興要去，各方面領導也說服他們一定去，說是要讓日本人民看看中國人民怎樣不計前嫌，精心撫養侵略者的后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些話我聽著很正常，可姜哥卻是帶著冷笑說出來。他不再能保持往日那樣的冷靜，喝了許多酒，說去日本后，如果發現他的外祖父外祖母是當年731部隊的，就立刻活劈了他們。731細菌部隊當年就在哈爾濱，所以哈爾濱人特別痛恨那些用中國人做活體實驗的日本畜生。過了一會，姜哥平靜下來，又望著大家說，我這一去，也許不再回來了，中國也沒什么意思，不就是天天急著學習日本嗎？希望各位繼續讀書，讓中國成為別的國家學習的榜樣，那時你們到日本來解放我，我這把骨頭燒成灰，我也是中國人。姜哥把大家說得都很感動，眾人紛紛說像姜哥這樣的人才到了日本必能大展宏圖。有的說多虧了姜哥，我才知道好好讀書，不然我早成流氓了。有的說姜哥是我人生路上的導師，使我獲得了活著的意義。有的說，你到了日本，組織一個馬列主義讀書會，一定能成為孫中山第二。張姐說，你咋這么沒出息，平常的精神頭哪去了？不就你媽是日本人嗎？就算你父母兄弟祖宗八輩都是日本人，又怎么啦？日本人就不是人啦？大齊說，你到了日本，一定要娶一個工人階級的女兒，可別中了資本家女兒的糖衣炮彈。姜哥苦笑了一下說，我知道你做夢都想資本家的女兒，我臨別送給你一句話吧，保你受用終生：資本家的女兒，都是有梅毒的。姜哥送了每人一句話，送給我的話是李白的詩：“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后來我請人把這句詩寫成了條幅。　　

姜哥走后，讀書小組等于不存在了。我上了高三，學習更緊，上學的路上改背外語單詞了。初冬的一個周末，我和幾個同學在出墻報，傳達室葛大爺說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校門前的小樹林里有一個穿杏黃緞子棉襖的姑娘朝我招手，我認出是張姐。我說你怎么來了？有什么事嗎？張姐說沒事就不能找你嗎？我說我出墻報呢。張姐說，你是怕讓同學看見吧？是怕男生看見，還是怕女生看見？我說我們男生女生之間不說話。張姐說她這一段特別沒意思，想找我聊聊。她說既然你膽子這么小，我今天不打攪你，明天禮拜天，我8點鐘在兒童公園門口等你，你愛來不來吧。說著塞給我一個小手絹包，就走了。我打開，里面是一包敲去了皮兒的松子仁兒。拈了一粒放進嘴里，滿口清香。　　

第二天，我帶著一個單詞本去了。張姐說，你要背單詞，我怎么跟你說話呀？這樣吧，我考你，你要把這個本子上的單詞都背下來，就得陪我說話。我說行。結果沒用幾遍，一個小時的工夫就背下來了。張姐說，這樣背單詞絕對快吧？以后每個禮拜天我都陪你背單詞吧。我也覺得這種方式頗有效率，頓時產生了一種剝削人的思想，就說，下次你陪我背歷史吧？到中午了，我要去買吃的。張姐說，我去買吧，我掙錢，你不掙錢。我說我買吧，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張姐說，你還知道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呀？我說這怎么會不知道呢？張姐說知道就知道吧，但你是小孩我是大人，還是我買。我說我比你高，怎么能說我是小孩。她說你比我高嗎？咱倆比比。說著臉對臉站到我面前，平伸著手從她的頭頂比過來，比到我的眉毛上。我的眉毛猛地一蹙，整個腦門麻酥酥地難受無比，一股冷幽幽的甘冽的芳香從鼻中口中鉆進去，在五臟六腑間亂爬。一個《紅樓夢》里的詞兒在腦海回蕩：“冷香丸！冷香丸！”好象過了四五年的時間，聽見張姐說，算你高吧，可是我比你大，你不是管我叫姐嗎？還是姐去買吧。　　

看著張姐的背影，我心想，要有這么個姐姐，倒是挺好。我是長子，無哥無姐，從小受盡大孩子們的欺凌。而且越長大，就越難以與父母溝通，此刻忽然發現自己希望有一個姐姐。意識到這一點的同時，心中又隱隱萌生一絲抗拒，因為我一向以堅強剛毅而自傲，希望有一個姐姐，仿佛是心中有一塊什么東西融化了，在那種融化的液體中，人看到了自己的柔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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