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部分骨灰，從大西洋的彼岸來到了中國，埋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但是與其葬在北大的初衷終究還是有些距離。中國輿論界很有一些人對他的“愛無處安放”很是耿耿，將司徒雷登的遺憾歸咎于毛澤東主席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
　　《別了，司徒雷登》發表于1949年8月18日，與分別于8月14日、8月30日、9月16日發表的《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文章，都是毛澤東主席為新華社寫的對于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評論。這些文字中，揭露的是美國的白皮書和“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艾奇遜，針對的美國封鎖孤立新中國和反共的政策。即便是在《別》文中，關于司徒雷登的文字也很少。對于司徒雷登的描述和點評，不過是寥寥幾句：“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 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和“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四句話的意思。第一句話，主語是司徒雷登，點出了他與中國的淵源，包括他辦學和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只是在“愛美國也愛中國”的前面加上了“裝著”兩個字，下面的“頗能迷惑”的考語也就順理成章。為什么說“裝著”呢？因為司徒雷登先生和毛澤東主席一樣清楚，他所愛的中國是符合利益的中國，在對抗日本獨霸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培養具有美國價值觀的中國精英階層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包括在共產黨內有美國的代言人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甚至包括支援抗日有力的共產黨軍隊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司徒雷登先生自然可以做到兼愛。至于蔣介石政權，雖然是一個代表者買辦、官僚、大地主、資本家利益的腐敗集團和賣國集團，不符合中國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白皮書中對蔣介石政權罪行的指責司徒雷登都知道，而且很多還可能是他收集并匯報的。但是相對于一個以推翻包括美帝國主義在內的三座大山為目標的共產黨政權來說，蔣介石政權無疑是符合美帝國主義利益的，故此司徒雷登先生就把愛心給了蔣介石集團，把敵意給了共產黨，盡管他知道當時的共產黨政權給人民帶來的是解放和給國家帶來的是獨立。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間，美國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以及他個人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證據確鑿的。所以說，司徒雷登是因為愛美國所以愛中國，愛的是一個符合美國利益，具體的說是美帝國主義利益的中國，而不是一個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二者利益一旦發生沖突，司徒先生是很堅決地站在美帝國主義一邊的。
　　第二句和第三句的主語都是司徒雷登大使，一個駐國民黨政權的大使，一個不承認共產黨政權的大使，確實是沒有什么好做了。讓他沒有什么好做的恰恰不是共產黨人，司徒雷登及其秘書的回憶中也記錄了，共產黨人是給他做些什么的機會的，其實包括“開設新店”，不過是開設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新店。但是司徒掌柜的東家，美國政府不讓他做，于是他“只好挾起皮包走路”。為什么說只好呢？因為他要是愛中國更甚一些，大可以發個聲明，留下來當教授，毛澤東主席肯定是歡迎的。可見，司徒雷登先生對于出生地中國的愛，并沒有狐必死首丘的地步。
　　第四句的主語還是司徒雷登，相對應的是白皮書。白皮書，并非是中國共產黨讓艾奇遜寫的，司徒雷登也并非是中國共產黨讓他走的，都是當時美國政府的杰作。前者暴露了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的本質，后者打掉了國內一些人對美國政府與新中國建交的幻想，當然值得慶祝。這兩句話，并非針對司徒雷登個人，而是針對美國政府當時的對華政策。
　　綜上所述，司徒雷登先生不能得償所愿，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當時他所效力的美國政府對新中國政權的敵意。不是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不讓他開設新店，是他的東家美國政府不讓他在中國開店，不是中國不開放，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封鎖中國，讓他“愛無處安放”的是美國政府，不是中國政府，對他同情的人應該大罵麥卡錫主義和美帝國主義，而不應該指責毛澤東主席和他締造的新中國。一個是因為他的愛本身的問題，司徒雷登先生作為個人，如果真要愛中國，他的一位同胞兼燕京大學同事埃德加·斯諾是個很好的榜樣，這位真正愛美國也愛中國的人，一部分骨灰就葬在北京大學，下葬的時間是1972年，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敬獻了花圈，中國人是不會忘記真正愛中國的外國朋友的。他完全可以在卸任后回到中國，完全可以在作為使者穿梭于中美之間，大可不必讓美國政府到處找毛澤東的遠方親戚傳話，毛澤東主席有接受李宗仁的氣魄，就有接受司徒雷登的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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