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兩點：
第一，這批省部級干部實質上都是走了“大學路徑”。因為原文在分析每一條路徑的時候，都加上了一句“大學畢業后”，如機關路徑是“大學畢業后直接進入黨政機關工作”；共青團路徑是“大學畢業后主要從事共青團工作”，諸如此類。按照原文說的“100%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可見大學文憑已經成為一道門檻。
第二，這批省部級干部都是從“干部”體制內選拔的。機關路徑、共青團路徑不必說了，國有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都屬于有“編制”的單位，即便其他路徑（原文指出包括新聞媒體單位、作家協會和軍隊）同樣是體制內。也就是說，這批“60后”的出身都可近似的看作是“干部”。
按照現在對干部選拔正規化、專業化的要求，重視學歷、重視從政經驗、重視晉升過程，當然是沒有問題。但是干部的選拔是不是只能這樣？或者說只能選拔有大學文憑的、本身就是干部出身的人做省部級領導？有沒有可能通過另外的渠道選拔一批人上來？我覺得還是有研究的必要的。
比如，我們都知道若干年前，選拔干部有一條很重要的渠道：從工農兵中直接選拔。也許上個月你還是扛鋤頭的農民，或者開機床的工人，這個月你就成了廳局級甚至省部級。如當年的吳桂賢，就是從一個普通的紡織女工，做到了咸陽市革委會副主任，陜西省委副書記，直到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她就是典型的出身工人，既沒有大學文化，也不是按照干部晉升體系一步步上來的。
那么這種選拔干部的方式，今天還有沒有意義，還有沒有可能施行？我建議有關部門應該研究一下。在我看來，這種選拔干部的方式起碼有這么個好處：當上領導干部的人直接來自工農兵，更加了解群眾疾苦，更能體會群眾心聲，更有意愿走群眾路線。相比某領導是碩士還是博士，是哈佛還是耶魯留學，我覺得領導干部能否貼近群眾才更加重要。也許他們確實不能像高學歷者那樣引經據典、口若懸河，但是只要對群眾的感情在，起碼大方向上不會糊涂。假設是吳桂賢這樣的副總理設計國有企業改革方案，我相信憑她在生產一線幾十年的經歷和跟工人師傅們的感情，是很難同意讓幾千萬人下崗的安排的。
那么具體到實踐中應該如何操作？可以參考一下當年的某些規定。還是以吳桂賢為例，她雖然當了副總理，但是工資還跟地方上一樣，連警衛員都沒配，據說因為工資不夠，喝茶都不敢多喝，而且當時毛澤東同志指示吳桂賢和陳永貴（另一個由農民當上副總理的人）實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的時間到各地走一走，調查研究。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有價值的研究對象，為什么普通老百姓可以當副總理？為什么當了副總理他的工資還跟以前一樣？為什么副總理還要回單位勞動？這些都不應看作是簡單的心血來潮，也許加強干部作風建設、防治干部腐敗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可以在這里找到部分答案。
有人也許會不屑一顧：你這是復辟走老路，是過時的做法！我倒是覺得，用考試選拔官員、按照嚴格步驟晉升，這些都有上千年的歷史了，搞科舉那個時候就是這種辦法了。相反，讓工農兵能直接當官，甚至當國家領導人，這些才是新生事物。
有人也許會說：這種辦法弊端很多，選拔誰不選拔誰？誰來監督？等等都是問題，當年的王洪文升的比吳桂賢還高，最后不成“四人幫”了么？有問題就更值得研究嘛！我們就是要通過仔細的研究和實踐，最終保證從工農兵中選拔的都是吳桂賢而不是王洪文，光坐在那里批判是無濟于事的。當年粉碎“四人幫”之后，提出了干部隊伍要革命化、正規化、年輕化等目標，但是好象并沒有說，從工農兵中選拔干部就是錯誤的，干部們就不能出身工農兵？既然沒有這樣的說法，現在對此加以研究乃至實踐，應該是允許的。
領導干部應該有怎樣的成長路徑，被如何選拔上來？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學歷是否就是敲門磚？按部就班是否就是必由程序？不能簡單的定論。就算立刻從工農兵中直接選拔有難度，暫時先研究一下也可以啊，多聽聽老百姓的意見為好。好比那個誰來選拔誰來監督的問題，有關部門要是研究不出結果來，把它交給群眾嘛，讓群眾公推公選，讓群眾來罷免，搞個試點總是可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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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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