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樹林

對徐友漁這個名字過去也陸續聽說過，但對他的文章除了這次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改革開放前沒有腐敗嗎》一文外，從來沒有讀過。這次之所以要讀這篇文章，是因為網上議論很多，究竟如何，還要親自看看，所以就耐著性子讀了。聽說徐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是研究哲學的，而且還懂的四國語言。看上去很象一個大學問家。但是讀了他這篇文章之后，感到大跌眼鏡，說它是一篇小學生的作文，好象是在有意貶低，說它是一位知名人士而且還是具有哲學頭腦并且會四國語言的學問家的文章真是不敢茍同。此文滿篇充滿著偏見，且矛盾百出，邏輯混亂，論證的手法也十分拙劣。我這樣說可能會引起徐先生及其同伙（沒有別的意思，指氣味相投之意）的憤憤不平，認為我是在有意貶低。事實究竟是不是如此，列位不妨也聽聽我的意見。

徐大人的文章上來就給自己樹立了一個虛擬的靶子，然后就滿腔義憤地向它猛射毒煎。徐文說：“有一種議論流傳得很廣，即改革前的‘過去的年代沒有腐敗’”。我不知道徐大人在何時、何地、何人口中得到這種“議論”。據我的了解，人們議論得最多的不是哪個社會、哪個時代有沒有腐敗，而是議論哪個社會、哪個時代對腐敗懲治的力度大小和腐敗的程度輕重。如果徐大人認為我說的這種“議論”是子虛烏有，那么你不妨找100個人（多些更好）做些調查，如果在這100人中有一個人肯定地說“過去的年代沒有腐敗”，那么這就證明我說的這種“議論”是不真實的。如果徐大人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那么你憑空樹立起一個這樣虛擬的靶子目的何在？是有氣無處放，還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偏要很很地打自己的嘴巴？

徐大人不但自己給自己樹立了一個虛擬的靶子，而且所選之矢對命中目標也毫無用處。他說：“那個時代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現在經濟上，而是在政治上”。我們草民所關注和理解的腐敗也許同精英們理解的不一樣，一說腐敗，我們大都是指那些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侵吞公共財產等行為，表現得最多是經濟領域里的違法犯罪行為。而徐大人把腐敗首先定義在“政治上”。徐大人可能要說：“是啊，我的理解和水平怎么能和你們草民一樣呢？”且慢，據我所知，聯合國可基本上是各國的精英組成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三章“定罪、制裁、救濟及執法”明確，可以定罪的腐敗行為包括：賄賂、貪污、挪用公款、影響力交易、窩贓、濫用職權、資產非法增加、對犯罪所得洗錢、妨害司法等。在這里很難看出“首先是在政治上”。那么徐先生為什么在當前最應關注的問題和領域里轉移人們的視線和矛頭呢？我想這肯定不單純是一個邏輯混亂和無的放失問題，恐怕大有深意所在吧！把人們對腐敗的憎惡的矛頭和視線轉移到政治上，大概這是與西方敵對勢力“敦促中國盡快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叫囂相呼應的吧。看來，徐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混亂的邏輯里包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徐先生好象對人“從一生下來就分成了三六九等”非常憤憤不平。這很好。不知這在階級社會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能否辦的到。如果能辦得到，那么我們迫切希望徐先生能發揮大手筆，扭轉乾坤，一舉掃除這種人間的不平等。然而，徐先生要急于掃除的真的是人間的不平等嗎？否！他要掃除的是“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之間、團員和非團員之間、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的區別，換言之，就是就是要抹殺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團員和非團員、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的區別，把這些組織和這些人混同與一般的社會組織和群眾組織，在社會領域里不要發揮什么“先進性”和“模范帶頭作用”。請問徐先生，這種區別真的可以消除嗎？難道可以讓一名非黨員去當一個黨組織的書記嗎？在選拔干部時可以不挑選我們黨員、團員或積極分子中的最優秀的分子嗎？在青年應征入伍時可以根本不要“政審”嗎？在給哲學家或經濟學家披紅帶花的時候，可以讓我這個草民去代替嗎？如果有這種區別就叫“三六九等”，那么請徐大人建議中央立即廢除黨章中的黨員的權利和義務，立即廢除黨政干部選拔任用條理，立即廢除征兵工作中的政審環節，立即廢除高考。因為徐大人說了，什么人都可以當升學、提干和參軍，哪怕是個文盲、白癡、殺人犯。如果有這些差別，那就是“腐敗”，而且是“政治上”的“腐敗”。徐大人的高論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徐大人好引用驚世駭俗的例子來論證“過去年代”“政治上”的腐敗。他說“1966年8月，北京大興縣原地主、富農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這個案件是有是無，假如有它的內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對此我不清楚，不能妄加評論。既然徐大人已經作為“過去年代”“政治上”腐敗的論據提了出來，我想北京當時這件事的當事組織和人一定會對此有個說法。但我想，既然“過去年代”“在政治上”這么腐敗，為什么不干脆把叛國投敵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殺了，為什么不把對共產黨血債累累的國民黨戰犯全部殺了，為什么與共和國同令的很多地主、富農的子女現在還活得好好的。假如徐大人引用的這個例子是真實的，那么這究竟是當時北京一個局部地區發生的事還是整個北京乃至全國普遍發生的事？如果不是整個北京和全國普遍發生的事，而是一件偶然的、個別的事件，那么徐哲學家拿來用于論證“過去年代”“政治上”普遍腐敗，是不是又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如果按照你的邏輯推論，因為山西發生了煤礦坍塌導致了幾百人死傷的惡性事故，因此現在整個國家“在政治上”是腐敗的。對此，不知徐大人同意這個推論否？

徐大人還說，由于當時“極其封閉”所以那時的腐敗我們知之甚少。這又是在胡說八道。現在50多歲的人都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這些人現在還多的是。如果徐大人再過30年出來說這個話，也許有人相信。就算那時“極其封閉”，但每個個體都生活在當時的小社會中，即便他們無法了解整個社會的信息，但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小社會還是感受的很清楚的。如果所有這些生活在小社會中的個體都普遍感到那時腐敗現象少，那肯定就是少；如果所有生活在那時小社會中的個體普遍認為自己的小社會腐敗比現在多，那肯定就是多。徐大哲學家肯定知道這叫“從個別到一般”。（哈，我是不是在班門弄斧？請原諒）不論徐大哲學家說現在腐敗少也好，“過去年代”腐敗多也好，好在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你就是要抱住個死不承認主義不放，那只能是你自己的看法，與大眾無關。

總之，徐先生在他這篇短文里充斥著偷換概念、以偏蓋全、指鹿為馬、自相矛盾、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等十分拙劣的手法。文章上來就把“沒有”同“輕微的多”混為一談。他先是樹起了“過去年代沒有腐敗”的靶子，緊接著又說“這種觀點認為，改革前年代的特權、腐敗比現在輕微的多”。草民怎么也搞不明不明白：“沒有”“這種觀點”怎么能會“認為”是“輕微的多”呢？他把腐敗和特權混為一談。盡管腐敗和特權是緊密相關的。但腐敗和特權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在這邊說“腐敗的原因主要是錢權交易”，那邊卻說腐敗主要“在政治上”以及“政治上”的“特權”。他把黨員和非黨員、團員和非團員、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的區別同不平等混為一談。他不把這看成我們這個社會成員中先進和非先進的關系，而是把它看成是“政治上”的腐敗，是平等和不平等的關系。他把反對腐敗同反對改革混為一談。人們深惡痛絕的是腐敗問題，他卻同改革生硬的牽扯在一起，好象誰說現在腐敗很嚴重就是在否定改革。用改革的話題轉移人們對腐敗的掊擊，不知徐先生打的又是什么鬼主意。他把人民民主專政同血統論混為一談。在一個剛從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中誕生不久的人民共和國，自然對舊的勢力不能不有所警惕和防范，對舊勢力的頑固分子進行必要的鎮壓，這是歷史上所有先進階級都曾經采取的必要手段，就象法國資產階級勝利后首先把封建國王送上斷頭臺一樣。如果把這說成是不平等，那的確是不平等，這是階級的不平等。如果把階級的不平等硬和一個政黨和一個國家之內的腐敗說成是一回事，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是不是徐大人哲學研究的又一最新成果？

徐大人寫了這么一篇矛盾百出，胡攪蠻纏的東西，難道他是想自我丟丑，或者是因為寂寞難耐想出出洋名，或者是吃飽了撐的發發邪氣？我想，還不是。那么他想干什么？從他的字里行間我們也不難看到他的真實意圖。這里的意圖有三：一是轉移人們的矛頭和視線，為現在人們深惡痛絕的腐敗辯護。我在鄉間曾經看到過一個壞小子做了一件壞事，當人們紛紛指責他的時候，他卻急了，大聲說：“你們怎么只盯住我做的這點壞事不放，別人做的壞事更多你們怎么不管？”大家看，徐先生是不是同這個壞小子的說法如出一轍：你們為什么只盯住現在的腐敗，“過去年代”的腐敗也很多你們怎么不說！尊敬的徐大人，“過去年代”腐敗多也好，少也好，畢竟過去了，每個時代的人最要緊的是首先要解決自己時代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過去年代”說得一無是處，把它存在的腐敗重復一萬次，而對我們眼前的腐敗和問題不去重視，不去采取措施克服它，那對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這個社會有一點用嗎？二是偏見蒙蔽了理性。特別是對“過去年代”充滿著偏見，哪怕是誰說“過去年代”腐敗現象少也不允許，即便事實如此也不行。三是攪局。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在全黨上下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大，對今后的反腐敗滿懷信心和希望的情況下，徐大人要把人們的眼光引向“過去年代”，請問，這不是攪局是干什么！

                            200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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