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墮落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就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它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并為這個關系服務的產物：“歷史地出現的政治經濟學，事實上不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經濟的科學理解。” 它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恩格斯：《反杜林論》）
什么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變通，它從內容到形式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什么區別；所不同的，是在實質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大資本集團、為維護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擴張服務；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利用私有制，逐漸戰勝私有制，以公有制的各種嘗試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承擔著徹底終結政治經濟學的使命。
這是鐵的分水嶺。涇渭因此分明。 經濟學家們歸涇歸渭，可于此嶺將他們判個明白。
因為，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對立統一。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它是中世紀政治學的延續，是為維護私有制的；其經濟內涵以政治為軸心，最終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它是對中世紀政治學的否定，是為公有制服務的；其經濟內涵最終變革政治學，排斥資產階級，是一門指導人類經濟活動的實證科學。
在一定意義上，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形態居于主導地位，還是社會主義形態居于主導地位。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對這兩個形態的綜合分析，而立場的不同決定了不同的階級分野：資產階級經濟學立足于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為維護私有制服務。社會主義經濟學則立足于人民主權，它固然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認同與鼓勵，更表現為對資本關系的限制和對大資本家集團的剝奪；而且，隨著社會進步，對前者的淡化與對后者的強化成為社會主義的不依大資本家集團及其理論家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向。
是雇傭于大資本家集團，替資產階級“幫忙”或“幫閑”；還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自覺捍衛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者的利益，區分了不同的經濟學家群體。
張五常公然說：“在中國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怎樣把一個靠社會等級來排序的社會變成一個靠產權的擁有來排序的社會。”（《三種社會體制》，轉引自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
這是資產階級的宣言。幾百年來，資產階級一直不知疲倦地重復著這個宣言。
那么，當經濟學家和“理論精英”們企圖用資產特權來取代政治特權時，工人階級也應當重新提出消滅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恩格斯：《反杜林論》）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反對所謂“貴人”，不僅僅是反對特權，不僅僅是張五常們所宣揚的將政治特權讓位于產權特權——即富人特權。而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偉大目標。
毋庸置疑，經濟學家們為改革開放與中華之崛起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但是，從對特權階層的批判，到轉化為貌似公允地為去窮人富人等同服務而實際上對窮人的背叛，這就成為昨日之光輝與今日之墮落的鮮明對照。而從光輝到墮落，恰恰表明這些經濟學家的資產階級屬性。
樊綱早就說： “經濟學可以完全不承認、不依賴什么‘為消費者負責’而只承認斤斤計較的利害得失。”（《求取命運的方程》）這是對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本質之概括。經濟學家對現實的清醒提煉與理論規定，反過來引導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的范疇：一切都是為了錢。
這不是改造社會，而是順應社會。順應社會不是壞事，樊綱、茅于軾們的功勞，便是尊重經濟規律，為改革開放構建經濟理論的支架，砸碎禁錮社會的枷鎖，促進社會的發展。
然而，對資本主義范疇的納入，也不過是給社會戴上了一條比枷鎖寬松一點的鐐銬。在資本主義范疇內的社會發展，很快以相伴隨的危機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戴鐐銬的舞蹈盡管舞之蹈之，卻絕不是自由的舞蹈。
不止樊綱。這是中國及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們走向衰亡的標志，是其為實用的必然滑坡和政治經濟學趨于終結的回光返照。
中國改革的經濟學家們，不過是把資產階級經濟學與中國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相應的規章、制度而進行理論建構，這種理論為改變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強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騰飛；但這種理論的資產階級屬性，決定了它在促進資本關系中，必然地為資本辯護，最終隨著大資本家集團的形成，墮落為資本的喉舌，成為特權階層的辯護人。
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如此。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之“獨立”，也許因其未曾被資本收買，于是敢于放言：“經濟學對經濟發展沒有什么好的解釋，我原來想學發展經濟學，后來看了半天沒看出名堂來，就不學了。”（見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
這話說對了一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成就不能否定，但是，隨著資本關系的確立，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性質已使自身陷于危機中，更不用說對經濟發展有什么好的解釋了。
因為，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它只能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而這個規律的指向是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方式的滅亡。為這個行將滅亡的軀體“創意”各種強心劑，張五常、茅于軾們可謂煞費苦心。
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正在通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渡，向為了社會及全體人民利益的“經濟學”變革。張五常們一面以拋棄政治內涵的“經濟學”面貌出現，一面通過反政治特權來為資產階級奪取“產權排序”的資本特權鼓噪。顯然，張五常們已經等不及了……
工人階級可以而且應當與茅于軾、張五常們結成反對政治特權的統一戰線，但要時刻警惕他們“為富人說話”即為大資產階級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真實動機；工人階級不能否認他們為改革開放中華崛起創立的功勛，但一定不能被他們過去的功勛所迷惑，要看到他們今天背離人民、拜倒在資本腳下的陰暗心理。
早在100年前，列寧就說過：“只有當革命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時期以后，才會暴露出各個階級對這個‘民主’的不同看法。同時，還會暴露出為了一個‘民主’而要求采取不同的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的各階級利益之間的重大差別。”（《談談全民革命的問題》）
窮人與富人的沖突，不勞茅于軾擔心，它本身就是客觀存在。蓬勃興起的富人保鏢業，已經表明對這個沖突的恐懼和抵抗；而農民工為討血汗錢在塔吊上絕望的威脅，則是工人階級呼喚著重新組織起來主動地投身沖突的前奏。社會主義將引導這個呼喚。
因為，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開始，“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有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恩格斯：《反杜林論》）
經濟學家們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其功至偉至豐；時代的輝煌，有著他們的巨大心血。
但他們只是一個過程。歷史應該感謝他們，但歷史一定會甩掉他們。消滅特權階層！消滅私有制！經濟學屬于人類、屬于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必將因新時代的經濟學家而發揚光大，也必將指引人類自身改造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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