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徐友漁先生《過去年代就沒有腐敗?》一文

老 兵

徐友漁先生最近在《中國新聞周刊》上發表了《過去年代就沒有腐敗？》一文，有人可能認為有新論點、新證據，立即做了轉載，《作家文摘》就是這樣做的（見該報第1063期第4版）。

徐先生認為過去的年代（徐先生文章中明確地指明：“毛澤東時代”）就有腐敗。“有必要破除（‘過去年代沒有腐敗’）這個一廂情愿的美化。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絕非伊甸園。”他要人們，尤其是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年青人不能真的相信“伊甸園”的神話。

什么樣的“伊甸園”神話？徐先生有一段長長的文字如下，不可不原文照引，以免產生曲解。原文如下：“面對現在的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有一種議論流行得很廣，即改革前的‘過去年代沒有腐敗’。這種觀認為了，改革固然取得了經濟增長的成績，但付出了道德、社會風氣和社會公正的代價，是得不償失，弊大于利。它認為：改革前年代的特權、腐敗比現在輕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那是一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人平等的時代。”

為了“破除這個一廂情愿的美化”，破除“伊甸園”的神話，徐先生一口氣拿出了七、八個證據，但不能說服人。

第一個證據：改革開放之前“同樣存在特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存在社會矛盾和民眾的怨氣，‘四清’運動可以說明干部利用職權貪污腐化謀取私利有多么嚴重。”

據我們所知，“四清運動”開始之初，中央曾提出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認為基層政權和基層干部爛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等等。但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隨即發現判斷有誤，迅速提出23條（有中央文件），并迅速糾正了過去的做法。“四清運動”整個過程證明干部包括基層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原本設想在基層開展這個運動之后，在國家機關也要展開。但后來并沒有這樣做。對整個干部隊伍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個評價，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四清運動僅在農村展開，廣大機關和城市并未卷入。徐先生說的“存在社會矛盾和民眾怨氣……有多么嚴重”，請問有何根據？我們當中的人，都直接下（鄉搞過四清，并擔任隊、組長）有親身經歷，總該有發言權吧。

第二個證據：“文化大革命‘反官僚特權’的口號獲得民眾的狂熱支持，說明當時社會矛盾多么尖銳。毛主席在一個批示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鄉貪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可以想一想，毛澤東的話描述了一幅什么樣的社會不公和社會對立的圖景。”

這一段話，我們讀了又讀，想了不止一想。我們弄不懂徐先生這一段話究竟要說明什么問題。毛主席的這一段批示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正確嗎？文化大革命不是給全盤否定了嗎？給全盤否定了的東西，可以作為政治腐敗的根據，徐先生居然荒唐到這種程度。

還要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黨內走資派，打倒“走資派還在走”，不只是徐先生文中的“反官僚特權”。徐文引用的毛主席批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資產階級分子。反對這個階級和分子，少用了這幾個字，變成徐先生筆下的“反對官僚特權”徐先生能這樣行文嗎？

再要指出：徐先生幾次用了“特權”一詞，不知具體何所指，不能虛幌唬人。徐先生說“獲得民眾狂熱支持”，這倒不假。但群眾運動不是天然合理的。林彪在文革中說“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那是錯誤的。89年的天安門事件，百萬群眾上街，夠狂熱的，能證明“政治腐敗”嗎？

第三個證據：“那個時代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現在經濟上，而是政治上。黨員和非黨員、團員和非團員、甚至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在升學、提干、參軍等等前途攸關的大事上待遇是不一樣的，更廣泛，更嚴重的是，人們根據家庭出身的不同，從一生下來就被分成三六九等，以后的個人努力和個人表現基本上不作數。”

這一段話所說的情況，在那個年代確實有，但也不是絕對的。這種狀況的造成，有其歷史和政治背景：我們黨是在長期極其嚴酷的階級斗爭后取得政權的；而在新政權建立后；又較長時間處于敵對勢力政治、經濟、軍事圍攻之中，與敵對勢力的斗爭依然嚴峻，因此階級斗爭弦一直繃得很緊，警惕一直很高，為了維護和鞏固新政權，認識和實踐上有左的甚至極左的偏差。后人可以議論批評，但不能把這些拔高到“政治上腐敗”上。也不能把這些問題任意夸大。因為那個時代生身于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人，入學、入黨、提干的大有人在。徐先生不是也說是“基本上”嗎？不能把這些問題說成是政治上腐敗。還因為社會發展到今天，也遠不是人人平等。沒有人說什么三六九等，但當今社會中不是也存在很大差別、差異嗎？窮人富人，城里人鄉下人，農民、農民工、下崗人員，金領白領藍領、干部與平民、在職人員與離退人員等等，等等都一律平等嗎？能把這些差別、差異說明是“政治腐敗”嗎？至于重視黨員問題，今天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里處以上甚至科組以上的，不也是黨員占絕大多數嗎？你總不能說是“黨天下”吧？

第四個證據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北京曾有一個名叫楊國慶的青年，因為‘階級路線’政策而對前途絕望，在友誼商店砍傷一名非洲和一名歐洲外交官。死刑當然屬于咎由自取。但反過來可以想想，當時沒有鋌而走險但有類似的年輕人有多少。這種整體性的歧視政策在文革中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血流論。”

個別刑事犯罪事件，一定與什么論有關嗎？能夠據此證明毛澤東時代“政治腐敗”嗎？現在的社會里，殺人與被殺的，又有多少，徐先生知道，觸目驚心啊，那又是因為有什么論的影響嗎？能證明現在的社會“政治腐敗”嗎？如果不能，那么徐先生的立論站不住腳；如果能，豈不荒唐透頂！

第五個證據其實是兩個：其一是“關于飛機失事，直至80年代還屬于‘陰暗面’不準報道，難道我們可以說，中國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飛機不出事，現在經常出事”。

這又是一些個案，過去飛機失事不準報道是否屬實，歷史久遠我們弄不清楚。但過去和現在，飛機能年年、月月失事嗎？公開報道就萬事大吉，不公開報道，就證明什么“政治腐敗”嗎？

其二，“60年代初河南信陽地區餓死的人就達100萬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三年困難時期，確有餓死人的，不僅是河南一地，有人說安徽更嚴重。但具體數字，誰也說不清楚。各種說法都有，迄今沒有權威性材料。當然不管怎么說，都是那段時間的令人痛心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人們有權議論、有權批評。但也要具體分析。當時和現在都沒有公開報道，因為怎么也弄不清具體數字了。據我們最近問信陽和安徽一些同志，他們說，當時中央派了李先念調查處理信陽等地事件，基層干部不說實話，省里也搞不清楚。 后來撤了省委書記曾希聖和其他地方干部的職。造成這種交代不清楚的原因，在于：當時許多干部，先是弄虛作假，浮夸成風，中央也受蒙弊，造成嚴重后果后，有些干部害怕承擔責任，又千方百計地掩蓋搪塞。局面相當困難。當然中央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后來的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和一些同志做了檢討。歷史舊帳可以算，但上綱到毛澤東時代（整整一代啊！）都有“政治錯誤”，客觀公允嗎？徐先生非常強調信息傳遞、公開報道問題。舉飛機失事和信陽餓死人等例子，說明過去當時當局嚴重封鎖信息傳遞，不讓公開報道，因此人們抱怨聲音少，現在信息開放，公開報道多，抱怨聲音多了。“所以，憑抱怨聲音的多少和大小來評判腐敗的程度，是不可靠的。”這些話仔細分析，也站不住腳啊。現在人們抱怨的聲音多多了，根本原因不是正在于徐先生自己也承認的：“純粹就事論事，我們必須承認現在的腐敗比過去嚴重”嗎？

其實，對言路路不斷開放，加強透明度，也是近一、二年的事。前幾年兩家很有社會影響的雜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查封，《中流》主編魏巍同志被軟禁，就未見公開報道。非典流傳也有一段時間未見報道。香港鳳凰臺和《鳳凰周刊》所報道的許多事，大陸內也未見。有些問題、有些事情，在形勢復雜和十分敏感的情況下，如何報道，當局當然有所考慮。不能都上到“政治腐敗”上去。

徐先生煞費苦心，搜羅了這么多的證據，力圖破除人們“一廂情愿”的“伊甸園”神話，為的是對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防止有人“那種言外之意，即對改革開放作整體性的否定，主張回到過去”。可現在辯護，這就不對了，就犯了錯誤了。徐先生犯了立場、觀點上的錯誤。徐先生可否認真考慮一下：“有一種議論流傳得很廣泛”，那是為什么？如果站在廣大人民，特別是蕓蕓中、下層人民的立場上，細察民情，傾聽民聲，不抱成見，客觀公正，就會發現這種議論流傳得很廣泛的原因為何？就會認識到這些議論基本上是符合那時實際狀況的，基本上是正確的，也是堵塞阻擋不了的。

徐先生的錯誤，還在于沒有遵循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要力求客觀公允，實事求是。列寧教導我們：“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如果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那么，對“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風物長宜放眼量”。這個歷史時期跨度達十多年，是一條歷史長河。對十多年評價，不能只局限于一時一事，或幾件事。，最近，甘林同志在《還原歷史還是顛倒歷史？》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純的歷史事件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少會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頁）這一段話，說得多好啊！毛主席時代有得有失、有成績也有失敗，有光輝奪目的輝煌，也有使人痛心的錯誤。就失誤而言，人們還可以舉出徐先生沒有舉的例子，除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外，還有胡風事件、反右派、反左傾等等。

致使經濟上受到嚴重損失、政治上有不少冤獄，都是事實。但與之同在的，還有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是中國歷史一段極其重要的時期。

新中國實現真正的統一、在對外方面“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突破各種敵對勢力政治、經濟、軍事、輿論等等方面的圍攻，打破了重重封鎖和孤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結交了遍天下的朋友。對內，在舊社會千瘡百孔的基礎上，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奠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迅速鏟除了各種舊社會遺留下的污垢，治安良好、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民族實現了大團結等等，等等。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群星璨爛的年代。今天的改革開放，不是改朝換代，不是天上掉下了餡餅，而是在毛澤東時代基礎上繼承和發展起來的，是站在前輩肩上向前進的。那個時代的是非功過自在人心，自有公正的評價。人們對毛澤東時代，有肯定、有憧憬，不是沒有道理的。周總理、劉少奇、朱老總、陳云等無數老一代革命家，清正廉潔，鞠躬盡瘁為人民。正是由于他們同毛澤東共同努力，不僅緩解社會危機，而且保持社會的發展。周總理逝世后十里長街淚相送。老同志至今提起他仍然十分懷念。許多老一代革命家當年對毛澤東的一些錯誤決策，有異議，有抵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二月逆流”，就是對這場運動中的錯誤的抵制。不少老一代革命也有抵制種種不公正待遇，；人們都深深同情。那個時代，成百萬的干部大都無私奉獻，做出了可貴的貢獻。現在徐先生“立馬橫刀”，說那個時代有特權、政治腐敗，徐先生，您下得了手嗎？就是對毛澤東同志，也要一分為二。晚年有失誤、有錯誤，但功大于過。他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六位親人，他為奪取、建立、鞏固人民政權，奮斗終生。他是毛澤東時代的決策人，那個時代的成就，都有他的偉大貢獻。毛澤東對自己的失誤并非毫不覺察，毫不自省。除大躍進中的錯誤，他在七千人的大會上做過檢討外，文革后期，對四人幫有所批評：特別是逝世前，他曾對一位非洲總統表示過憂慮。毛主席說，現在怎么這樣亂啊！那位總統說：“天下大亂，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毛主席說，不是，我說的是國內。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可以評論，可以議論，但一刀砍下去，說他政治腐敗很不客觀，不負責任。徐先生不會不知道，現在有許多人（如“激情廣場，大家唱”）唱起“抬頭看見北斗星，心中懷念毛澤東”仍然滿懷激情。對那個時代，究竟應該如何評價，胡錦濤總書記今年7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進行第四十二次集體學者時做了高瞻遠矚的概括：“我們黨帶領人民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的斗爭充滿艱辛，我們黨帶領人民鞏固政權，實現現代化的實踐同樣充滿艱辛。”在探索前無先例，又是一個十分落后腐敗的大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何等艱辛，何等復雜。鄧小平說：“要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是這樣，難道過去就不允許。對當今改革開放，人們在肯定成就的同時，也有反思、有議論、甚至有怨氣、怨言。這也是必然的。改革開放以來，環境污染嚴重、資源破壞加劇、腐敗觸目驚心，國有資產不斷流失、貧富懸殊擴大、社會嚴重不公，“三座大山”問題、三農問題、社會風氣不好等等，不能不使人擔心。當前，又面臨經濟發展過速、通貨膨脹明顯，投資增長過快，出口遭到很多限制等等新的挑戰。社會發展中的這許多難題，有許多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面對各種挑戰，有清醒的認識。

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對人民中的反思，議論、怨氣、怨言也能虛心聽取（人代會、政協會、各黨派座談）。解決中國的難題，不斷取得持續發展，只能依靠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我們可以獻計獻策，但決不能坐在書齋里隨意“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制造人們思想上的混亂。

（本文作者為外交部的老參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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