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楊鵬《烏有之鄉談烏有之罪》的批判

有朋友向我推薦揚鵬《烏有之鄉談烏有之罪》一文，閱后感覺的確別有洞天，誘發人的拿筆伐之的快感，秋石客正是為尋求一些快樂，寫此文湊合。

揚鵬何許人也？有稱學者哉。但觀其文，察其德，文德皆無，恐怕是偽學者一類。

烏有之鄉，是海納百川的地方，烏有之名有出新之意，哲學味很濃，然被烏有之鄉約請座談的揚鵬，不思感恩，卻以烏有之鄉談烏有之罪影射之，是為無德；妄談原罪赦免，文不對題是為無才，然就是無德無才之偽學者大談偽道理，流毒猛烈，不得不清除之。

談原罪問題，揚鵬華而不實，賣弄了不少“學識”：

“私有企業有‘原罪’的說法，是萬通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馮侖最早提出的。后來這個提法被好事者宣傳開來，似乎給私有企業給出了一個形象定位，這個定位就是，從事私有企業那幫人的發家史，就是罪惡發家史。更廣泛地說，有錢人，富人就是有‘原罪’的。這是一些人關于中國私有企業的‘罪惡出生論’。馮侖提出‘原罪’說，與他自己的學識結構不無關系。他畢業于中央黨校，曾在中央黨校當老師，還在中宣部等部門任過職，他還翻譯過一本書，叫做《狂飆突進——馬克思的心路歷程》，馬克思主義文化對他的影響是深遠的。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按馬克思的資本出生論，資本是從罪惡中出生的。馮侖提出“原罪”說，與他在黨校教馬列主義，有知識結構上的延續性。”

說了半天，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告訴人們原罪問題是有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識結構不無關系的馮侖是始作俑者，又有“好事者”宣傳開來（暗斥左派原罪大討論）才有的，本是子虛烏有之事。

接著，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又說了不少廢話，無非是表白民營企業家的善良和才華，馮侖就是個代表。

接下來，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又借胡德平之話發揮下去，說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民營經濟的誕生非但沒有‘原罪’，而且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現在要來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對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的否定。報道出來后，引發了大討論，胡德平受到不少網民的批評甚至謾罵。”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瞞天過海，把左翼及廣大人民群眾有理有實的對原罪聲討，變成了“謾罵”，變成了對改革開放的否定！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顛倒黑白地云：“其實，胡德平是一位思想開放并有強烈責任心的人，”言下之意是不同意赦免原罪的人都是沒有責任心的；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還專門強調胡德平的官職“中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和統戰部副部長”，借以嚇人；并尊重胡德平的“傻”，希望“這樣的‘傻’多一些，中國社會的進步就會快一些好一些。”徹底暴露了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爭奪黨政官員站在原罪一方的目的。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云：“今天，‘烏有之鄉’組織關于‘原罪’問題的討論，我看你們還是希望繼續擴大‘原罪’的論爭。”說了兩層意思，一個是用引號把烏有之鄉和原罪放在可置疑的位置，另一個是暗示只有烏有之鄉才想繼續擴大原罪的討論，是一石數鳥之計。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對自已討價還價能力很看重，自鳴得意地說：“范景剛先生約我時，說討論會的題目是‘中國暴富階層的原罪問題討論’，是與盧周來和楊帆兩位來辯論。我對范景剛說，‘原罪’議題，已成為一個熱點問題，應當討論。但‘烏有之鄉’設定這樣的題目，傾向性過于明顯，我不能參加。如果將題目改得中性一點，我可以參加。范景剛說可以調整一下題目，這就是今天的題目，‘改革以來原罪問題的討論’。”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的感覺真好，好像沒他這盤“菜”，就成不了酒席了。

看得出，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是有備而來的，他用大量篇幅賣弄他的“學問”，如他說的“在‘原罪’問題討論上，會有兩種絕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私有企業家、或者有錢人，都是從罪惡中走出來的，因此應對他們進行追究和清算。另一種觀點認為，私有企業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因此不能談原罪，不能煽動對資本的仇視，這是對中國的破壞。當然，還會有各種游離在兩者之間的各種中間觀點。”是靠點譜的。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很狡詐，表面上離題萬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討論原罪問題的標準，就是太極圖。

為引人入巷，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開始大講太極一類哲學。

他說：研究老子多年，老子思想對我影響很深，我認為，太極圖很偉大。什么是社會的“真理”，它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太極圖中陰陽互動的這條S線。這條S線，孔子認為圣人可以識別出來，因此可以“執其兩端而用其中”，這是孔子的庸之道。老子認為，這條S線沒有任何人可以識別出來，只有不加干預，開放各種力量的搏弈和互動，這條S線才會自動呈現出來，自動引導社會向和諧運行，這是老子的“沖氣以為和”的“和”或者“中”的哲學。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老子比孔子更偉大，因為老子知道自己的無知，知道人的認識的有限性，而孔子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是先知圣人，自以為可以看清S線，代“道”說話，由他來平衡社會。在太極圖的參照系下，我們今天各種觀念的表達，無論是盧周來還是楊帆，無論是楊帆還是楊鵬，我們任何人都不代表絕對真理，我們都不能代表“道”，我們都踩不準那條S線，我們所表達的觀點，都只會落在太極圖的某個點上，都只是互動形成那條真理S線的一點力量而已，而不能代表那條S線。我們的各種觀點在自由開放的背景下形成搏弈，有更多人的言論和表達的充分自由，那么那條真正的社會真理的S線，才可能在中國社會中呈現出來。我愿意以太極圖心理去思考“原罪”問題，以自己的參與去互動，去促成那條“原罪”問題S線自動呈現出來。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使的是障眼法，把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混為一談，骨子里是自然主義的性惡論、進化論、唯物論者，他明顯主張人類放任自流，弱肉強食的老子，反對孔子，就是反對人的文化性帶來的對人性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的改造和升華。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繞來繞去，終于回到主題，講了他對原罪的宗教、法律、道德、經濟、文化心理的五個方面看法。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從宗教層面講原罪問題，表面上荒誕不經，實是一種概念的混淆和轉移，試圖用神學來引導理學，為現實的原罪者服務。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一本正經地大談虛的《圣經》來當真理誤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始祖亞當，并建立了伊甸園，讓亞當生活其中。神對亞當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還從亞當身上取下一條肋骨，創造了人類始祖夏娃，她是亞當‘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經》上說：‘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并不羞恥。’伊甸園中的蛇誘惑夏娃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一樣，知道善惡。’夏娃受了透惑，知道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來吃了，而且勸亞當也吃了，結果‘他們兩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大家注意研究，第一條，神好像對亞當沒有講真話，因為他說吃了分別善惡樹的上果子，就必定死。但實際上亞當并沒有因此而死。第二條，亞當、夏娃吃了禁果，才知道羞恥，才知道要有‘隱私’。‘隱私’的原義，就是把私處隱藏起來。誰說了真話？誰給了人類始祖分別善與惡的智慧呢？誰使人像神一樣呢？可憐的，是那條被咒詛的蛇。”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得出的結論這就是《圣經》上說的人類的原罪。并以為原罪就是吃了能使人知道善惡，使人智慧，使人具有神那樣的智慧的禁果，這倒使右派的宗教根源暴露了，原來右派都是宗教的敵人，是惡的化身，是蛇的再世。

基督教的真正含義是人本是永生的，但蛇的話誘惑了人的罪惡，所以有死，上帝之子耶穌想解救人類，勸人行善去惡得以永生，而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費盡心機，竟然敢于歪曲宗教教義為原罪服務，說穿了，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是用誤讀的宗教故事宣揚原罪有理，原罪有功，是一條被咒罵的蛇的把戲。

接著，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以教論今，說什么“中國私有企業的發展，正是這樣開始的。改革開放以前，只有‘公’沒有‘私’，每個人在現實的‘書記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體的，不知道羞恥，不知道要弄點無花果樹上的葉子，編成裙子，來把自己的私處擋一擋。年青人可能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前，個人的一切都要交出去，要寫思想匯報，甚至是夫妻床頭上的私房話都要坦白。”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真不知羞恥，在光天化日下說謊言。毛澤東時代的人并沒有死絕，毛澤東講斗私批修正是因為有私存在，文化革命之所以有激烈的斗爭，正是因為有公有化和私有化道路之爭，說改革開放前人人是無私的，并把這種無私說成是不知羞恥，真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還裝模作樣地說“這不是造謠”，這不是造謠是什么？是彌天大謊。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把事非顛倒后，就按顛倒的邏輯胡言亂語下去，替原罪辯解：“按這樣的宗教概念，那么私有企業家是有“原罪”的，安徽、四川那些搞承包制的農民是有‘原罪’的，這個‘原罪’就是他們吃了公有制的禁果，知道了羞恥，知道了善惡，有了智慧，編了裙子來擋自己的私處。他們違背了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話。如果說為了生存而突破惡法，要走出人格尊嚴的蒙昧狀態，追求自由選擇與獨立自主是‘原罪’，那么他們真的是有了‘原罪’，他們聽了那個說了真話而被咒詛的蛇的話，走出了伊甸園。公有制伊甸園可能是美的，赤身露體，不知羞恥，無知而愚蠢地其樂也融融，但是，他們自由選擇地吃了禁果，眼睛明亮了，知道了羞恥，他們不愿再回去了，他們開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獨立自主，發明創造，自由競爭，市場交換，人人都要用自己做的裙子來擋住自己的私處。這樣的‘原罪’，犯了也就犯了。用胡德平的話來說，如果早犯十年，二十年，有生存的能力，有獨立的精神，有自由的尊嚴的人就更多了。當然，中國還有許多人想回到伊甸園，繼續過那種沒有自我意識，不擔當自由，赤身露體，不知羞恥的生活。當然，還有一些人，他們希望民眾傻乎乎地回到伊甸園，以便他們可以成為民眾的‘上帝’”。

會說的不如會聽的，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是承認原罪還要為原罪辯護，真是事可忍，孰不可忍！

從法律層面，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從四個角度來為原罪開脫。

第一是罪名。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認為，現有的法律來說，“原罪”這個罪名，在法律上不成立，一個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沒有必要再論什么罪了。

這種論調看起來無懈可擊，實際上并不如此。一方面，原罪概念是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都承認的，發明權是他的同伙馮侖和胡德平的把戲；另一方法，新中國后制定的反私人占有法律堆積如山，何謂無法可依？難道社會主義的法律不是法律，只有資本主義的法律才算法律嗎？此理明顯不通。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得意洋洋地調戲朋友：“那些要求追究‘原罪’的朋友，你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將‘原罪’寫入刑法。如果寫不進去，就沒有原罪，也談不上什么追究和清算原罪的問題。”顯然，在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眼里，左派的法律不是法律，而右派的強勢是不可能通過對原罪立法的，非但如此，物權法的通過就在眼前，你們左派有什么招數可想？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第二是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問題。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是信奉資產階級保護自己的無罪推定法律的，反正法律是有利罪犯的，司法機關是富人的機關，犯罪無關緊要，要大膽地犯下去，那些想打擊犯罪的左派們是癡心妄想。但是，很明顯，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患了嚴重的健忘癥，忘記了新中國有多少個經濟犯罪分子受到過的嚴懲。

第三是追訴期。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故作姿態地說：“退一萬步說（當然，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退一萬步這樣的說法），如果有“原罪”這個罪名，也還有個追訴期問題。法律規定，1、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5年；2、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期限為10年；3、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15年； 4、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20年。如果20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后，仍然可以追訴。非公有制經濟已占GDP的60%、稅收的60%、出口的80%和城鎮就業的75%。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你們準備從什么時候清算起哩？有沒有計劃？你們什么時候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呢？”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根本不懂法律的本質，不懂法律的廢立歷史，不懂法律的可變性，迷信眼前的資產階級法律永久性，用現有的法律衡量歷史的犯罪，自然會得出原罪無憂的結論。他很難想象，一旦人民群眾掌握了立法權，一切保護經濟犯罪的法律再多，也如同廢紙。

第四是經濟犯罪的“罪”的歷史標準的變化問題。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承認，“大家知道，改革之前，私人經商本就是罪。割資本主義尾巴，投機倒把罪。多少私人企業被收歸公有，多少為生存而掙扎的小商人小手工業者被關進大牢甚至丟掉性命。”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道出了實話：“過去的法律上確定這些罪名，按今天的意識來說，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惡。按照改革前及改革前期的一些政治、政策和法律，今天絕大多數的工商業者都是罪犯，都應關進牢里。今天在自己的承包地上從事自由生產的小農，都是罪犯。”道出了今天法律的資產階級實質，左翼在國家政策傾向資本主義的今天，注定一事無成。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把代表原罪方的話講透了：判斷“原罪”問題，涉及幾百萬企業家和國家走向。的確如此，原罪問題，是中國富人和資本主義生還是億萬勞苦大眾和社會主義生的你死我活問題，正是這種尖銳的對立，迫使中共政策不斷在左中右之間移動。

第五是道德層面的“原罪”問題。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坦然承認：“改革的過程，是無數的權利從‘公’的盤子中分到了‘私’手上，”是正確的，但他故意露掉了私人從勞苦大眾的盤子中拿走的部分，他胡說什么“從‘官’的盤子中分到‘民’手上，”與事實完全不符，事實是官商勾結一起瓜分國家和人民的財產。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卻說這個犯罪大方向沒有錯，是典型的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是有罪的反道德、反人民法的鼓噪。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在確定強盜立場的“化公為私”合理性之后，假仁假義地講了不少強盜規則、要公平、道德一類，完全是自欺欺人。自由主義的信條是弱肉強食，那里來的公平和道德？估計目前的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是弱強盜，也擔心被強強盜吃掉，要不然，一個強盜論者怎么會念兩聲佛呢？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一方面把腐敗的根源是強盜制度和強盜觀說成是強盜制不公平造成的，也是小資產階級和小強盜的邏輯，令人作嘔；另一方面他把腐敗的根源資本強盜制度和理念指向同樣受害者官員，不但要化公為私，化民為私，還要化官為私，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部通吃的欲望，為國人上了生動的一課。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雖然同人民大眾痛恨貪官污吏有一致性，說他們是“寄生蟲，是搶奪公共財富的盜賊，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但有更大的不同性，人民大眾是羔羊，而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只能是一個弱毒蛇猛獸，想占有強毒蛇猛獸地位罷了，因為揚鵬的理念是吃羊自由化的蛇理念。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不滿意“改革以來的原罪問題”，而要破題討論改革以前的“原罪”問題，有明顯的傾向性。他對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評估：“改革三十年，有幾條是不可否認的，一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絕大多數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的持續提高。二是中國社會日趨開放，民眾的自由選擇空間日趨增大。這些事實，都是在有些人所說的“原罪”的過程中不斷實現的。”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語無倫次，實際講的是五個問題而不是兩個。說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只是個表象，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基礎的持續破壞；說絕大多數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實際上并沒有多大提高，反而是下降。雙職工養一個孩子的住房、醫療、上學都困難，如果像毛澤東時代一家有三個子女以上又當如何？至于大量下崗工人等弱勢群體就更不用說了；說國家綜合國力的持續提高更是沒譜，中國的創造力、制造能力嚴重弱化，談什么綜合國力；說中國社會日趨開放是事實，但其本質是量中華之物，結帝國和其走狗之心；說民眾的自由選擇空間日趨增大，也是胡編亂造，億萬群眾只有打工的份，連風景區的門票都買不起，談什么自由空間，中國的一切都是屬于權貴和資本的，人民大眾只是看客。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說“改革前創了誰的樂，改革后誰失了樂”倒是畫龍點睛之筆。顯然，精英、權貴、資本在改革前是痛苦的，在改革后是歡樂的；而對勞苦大眾而言則正相反，改革前是歡樂的，改革后是痛苦的。結論有異是因立場不同，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仇視毛澤東時代，歌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開放是合乎他的邏輯的。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有時看問題還是很準確的，他說：“與改革前相比，中國社會的職業結構有什么變化呢？改革前，有政治家，有官僚，有科技人員，有工人，有農民，有知識分子，這些人群，現在仍然存在。但是，改革前沒有商人，沒有企業家，而現在有充滿活力的商人和企業家。這么一比較，從職業結構看，中國社會改革以來的根本變化，就是出現了商人或企業家群體。這是新的因素，這是最大的不同因素，這新的因素的出現和發展，正好與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相伴相生。”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有意無意道出了天機，原來，主要差別在于有沒有商人或企業家群體，當然他沒有說出執政的差別，國家為什么人服務問題，犯罪高低等問題。

難怪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為原罪人辯解，他可笑到把中國有電視機、洗衣機、電腦、手機、小汽車滿街跑、琳瑯滿目的服裝、鱗次節比的樓房、成千上萬艘貨船把資源拉到中國的各大沿海碼頭等都歸功于改革開放和商人、企業家群體，且不說他沒有歷史感，不說他忽略勞動階級的辛勤勞動，我們只問一下揚鵬，全世界有幾個國家不是如此呢？都是中國改革開放造成的嗎？古巴沒有改革開放和資本群體，不是照樣不比中國差嗎？何況中國的財富是什么人再消費呢？沒有毛澤東時代的財富積累，改革開放的所謂成績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愛資、愛精英、愛官之情溢于言表：“看不到工商界崛起的歷史宿命，一些人讀了幾本雜書，在網上發幾篇亂七八糟的狗屁文章，就以為自己了不起，就自以為可以代表‘人民’，自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中國工商界的道德審判官，他們極力要將少數壞商人的非法謀利的現象，強加到絕大多數在巨大壓力下勤奮勞動生產財富和稅收的企業家和專業知識分子身上，從籠而統之地罵企業家到籠而統之地罵精英，自稱是“人民”和“平民”的代表，殊不知真正的“人民”和“平民”，正是那些在企業里勤奮工作的人，正是那些在專業上積極努力的人。”

很顯然，左派及億萬工農大眾和一般知識分子是不在揚鵬的眼里的。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在編派一些左派畫像后，趾高氣揚教訓左派說：“就憑這點本事，就想來否定改革開放的成績，就想來否定中國企業家和專業知識分子們的功績，就想來主宰工商界的命運？就想來掌控中國的未來？憑什么？做夢去吧！面對今天中國那些懷念改革前的時代，懷念毛式社會主義，否認鄧小平，否認企業家和專業知識分子社會價值的狂人、昏人們，我真要多問幾個‘你們憑什么？’”。

在這里，不得不正告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你不要太狂妄，君不見當年糞土萬戶侯？左派有毛澤東思想的強國愛民指路明燈，有億萬工農兵勞苦大眾的支持，一定能掀翻你們的人肉宴席，把人類引向光明！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把道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拋棄了，連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要了，唯獨要他自已，把犧牲奉獻的道德拋棄了，只剩下自私自利，無愧于真正的自由主義分子、拜物主義分子。他的生產的道德，公平分配的道德，慈善的道德都是騙人、吃人的鬼話而己。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談到了文化傳統層面的“原罪”問題，矛頭直指中國道德的基石之一“鋤強扶弱”。痛罵《水滸》里面梁山好漢都是強盜，如此心態，有誰相信他持強后會扶弱？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說：“我不是富人，但我并不嫉妒比我有錢的人，他們做生意掙錢的本事比我大。”多么可愛呀！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原來揚鵬是專門替原罪者們著門護院的自覺文化人。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嘴里說他是“堅決而和平的維新者，是不怕壓力的改革者，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實際上他做的是為革命的種子不平等鋤草施肥，不論他怎樣仇視和害怕革命，革命會如約而制，因為他所推祟的理論和實踐，恰恰是革命的基礎。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至死都不會明白這個真理：要告別革命，必須首先告別反革命。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惡毒攻擊民族魂毛澤東為代表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中國左翼“就因為他們都感到自己本事大，但在社會中卻被邊緣了，在社會中的等級太低了，所以不滿，所以不服，巴不得講到把比自己有錢有勢的人都拉下馬來，然后自己上去。”正是他自已的靈魂寫照。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對等級高度認同，在他眼里，資本的等級是唯一可以接受并永存的，他癡人說夢的“社會與社會的差別，不在于有沒有等級，而在于等級是按照什么樣的原則形成的，而在于這樣的原則是否有助于社會共同利益發展。”除了騙自己，是沒有幾個人相信的。

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說：“有兩種大體的等級形成原則，一種是暴力的、封閉的、特權的，一種是和平的、競爭的、開放的，前者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能力的提高，有負面的破壞作用，后者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能力的持續提高，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前者是特權壟斷等級原則，后者機會均等前提下的等級原則。或者說，一種是特權等級原則，一種是自然等級原則。民眾不會不講條件地反對等級，而是反對特權等級。”

這段話很有欺騙性，知識結構和立場資本化的揚鵬不是讓人民打倒一切等級制，而是讓人們放棄擁抱封建統治階級而去擁抱資本統治階級，是想廉價出賣人民的當家作主權力，揚鵬不愧是資本統治的好幫手。

縱觀揚鵬《烏有之鄉談烏有之罪》，不可低估揚鵬的右派水平，筆者指出的揚鵬從知識結構到立場完全是資本化的評語，應當是恰如其分。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

秋石客博客：http://qiushike.blog.sohu.com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