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杰鵬首先是人品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

　　老田

　　處分鄧相超與史杰鵬一流人物，還不是因為政治傾向和觀點，而是為了推廣正派做人的規則，一個人正派人說話總是要有事實依據，下結論要符合邏輯，但是，鄧相超和史杰鵬一類人物不是這樣，他們是以造謠傳謠來說話的。這樣的狀況，首先為人很不正派，為了避免輿論毒化，維護學風，處分的力度有些不夠，因為他們的造謠傳謠行為無限接近于觸犯刑律，而僅僅只是做了行政處分。顯然，過輕的處分力度無助于懲惡揚善，維護規則。

　　史杰鵬等人自以為一標榜擁護民主或者政治美國化，就有了大義在手，就有了造謠傳謠搞政治的特權。在這個特權思想消除之前，他們自認為為了大義，可以胡說和造謠。實際上，這個虛假的大義，導致了為人處世的不正派表現，而且，史杰鵬造謠傳謠已久，對他的處分卻遲遲未能作出，這說明，史杰鵬仗著作為的大義還真的是唬住了人，至少北師大很長時間不敢查處他，就表明了大義的實際威懾作用。

　　有一個成叫做“逆取順守”，意思是為了好的目標，對手段可以放寬一些。很多所謂的民主派自由派明顯懷有這樣的理念：為了快速推進民主可以不惜造謠傳謠，甚至對別人濫加污蔑，對話總是以打棍子扣帽子為主要方式，目的是想要以此實現“大義綁架”去推廣民主理念。應該說，這樣的方式是沒有說服力的，對人只能夠起反作用。不管怎么說，民主理念都是很正面的概念，但現在有些網友只要一聽到民主就起反感，這顯然就是因為史杰鵬、賀衛方、鄧相超等人的表現，這給很多正派人士留下了相當負面的感受，由此還牽累到民主概念的接受度。

　　在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用造謠傳謠的方式搞政治，乃是一個蓬勃發展的事業。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就已經開始了那種大批判事業——寫批判文章不需要查證事實和嚴謹地運用邏輯，而是輕飄飄地搞“壞話隨便說”“帽子隨便扣”，由此，極大地松動了初中語文課的邏輯要求——要在靠譜的事實和合乎邏輯要求的推理之后得出結論。

　　“帽子隨便扣”和“壞話隨便說”的大批判文章，在媒體和學界大人物手上泛濫開來之后，算是給予初中語文課老師的教學成果，以毀滅性的打擊，此后，共產黨黨史和人物的評價方面，不需要事實和邏輯就能夠任意開講的狀況，就流行開來了，袁騰飛的造謠污蔑模式早就為人所知，其實，他不過是在徹底否定文革之后，興盛起來的“深揭狠批”文本的一個載體而已。這是毀滅邏輯和事實的第一步，也已經使得足夠使得相當多的、有政治抱負的人士，走出了拒絕理性和良知的第一步。

　　到了1990年代末期，自由主義浮出水面，新世紀的“新西山會議”和“零八憲章”之后，開啟了毀滅邏輯和事實的第二大步驟，公知體寫作開始蔓延起來了。公知體的主要特點是：只要是有了民主和自由的大義，就可以對政治、歷史和人物進行信口開河了，完全不需要邏輯和事實的支撐。如果說深揭狠批文本的泛濫，還只是為虎作倀和諂媚權力的話，那么，公知體興起之后的狀況，則是仗著美國的勢力在中國的輿論場進行“無邏輯”橫行了，而這種無邏輯橫行往往很難得到節制，就如同這一次史杰鵬一樣，他造謠傳謠的表現早就很惡劣了，自己也不思悔改，同時，單位似乎也被大義所懾不敢果斷處分，乃是因為外部巨大輿論壓力之下，才勉強給出處分的。

　　我們看到，無論是賀衛方、鄧相超還是這一次受到處分的史杰鵬，都是如此這般的歷史過程所塑造的樣板人物。從這些人物身上，首先看到的無恥和不正派，說話完全拒絕邏輯和事實，這些人在整個社會中間橫行無忌，導致社會輿論氛圍的惡性毒化，理性交流近乎停滯和不可能了。

　　因為這些人想要參與政治，也想要憑空獲取介入力度，就想到了以“大義”綁架這個招法，總有些人認為自己有特權，或者因為擁護民主，就可以獲得違背邏輯和事實的超額發言權，這種特權思想不去掉，國民平均的政治能力乃至于和平共處的可能性都只會下降。張維迎在畢業生典禮上進行毫無邏輯的胡說八道，還以大義勒索青年學生去支持推墻事業，這也是與史杰鵬類似的民主精神病癥狀，目前北大依然在拒絕對他進行治病救人。

　　其實不僅在右翼中間很流行造謠和傳謠，在左翼內部也有不少人要搞大義綁架，討論問題不是從事實和邏輯出發，進行擺事實講道理，而是以一種教師爺姿態，指責這個非馬，那個不純正左，似乎天底下就他一個人正確無比、純左純馬。每遇到這樣的人，就只能夠承認他是高高人，這樣的人無需讀書和研究事實，無論遭遇到什么的話題或者問題，他都必定有現成的解決方法。有些人就這樣在左翼網友中間，開始以執法長老的身份發言了，指責這個不是純正馬，那個違背了某某原理，老田也很愿意相信此種努力不是打碼頭的，但卻是不知道他們為什么做起事情如此單一集中。他們老是把眼光集中在微薄的左翼圈子內部，不用事實和邏輯去推廣純正馬，還沒有說服力，真不好給那些人的動機定性，也許他們自己也沒有想清楚到底要干什么。

　　有些左翼網友也自以為是純左純馬，動不動就要以大義勒索或者綁架別人，這都是很糟糕的行為。做一個正派人，說話要依據邏輯和事實，對歷史和歷史人物評價也一樣，沒有這些不可能進行正常的討論和交流，更不用說形成共識了。當然，鑒于左翼在輿論場域中間的非主流地位，此種人等和此種流行病，相比較右派大力度以民主自由大義，在全國范圍進行公開而廣泛的綁架勒索而言，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狀況。

　　民主派違背理性基本要求方面也有著程度的差別，有些人自認為喜歡民主了，就當然地壟斷天下真理，由此獲得了臧否一切的高度;這個方面，精神變異也是有差異的，那種自認為“民主就壟斷一切真理和正義”算是深度民主精神病的話，較低層次則是史杰鵬那種，說話基本上以造謠傳謠為主，不再需要跟你講邏輯和事實了，這就是一種低度民主精神病了。

　　很多人都熟悉，跟那些自稱民主自由派的人士對話，很難進行理性交流，他們說話只有一股子情緒，根本沒有事實和邏輯，這是一種典型的低度民主精神病癥狀。正因為自認為喜歡民主了，也以民主派自居了，所以，連做正派人的最低標準都可以甩開不要了。說話要從邏輯和事實開始，才能夠得出結論，這是初中生都學過了的，他們硬是要遺忘掉，還自以為是從事大業大義，中國輿論場中間這種流行病實在是太廣泛了。

　　因為自居民主派，就獲得了不正派做人的資格，甩開邏輯和事實講話，還自認為是為了大義，因此可以通過造謠傳謠的方式，求取搞政治的高效率，這就是史杰鵬所實踐的低度民主精神病癥狀。學校與史杰鵬談話之后，未能取得效果，很顯然，也是因此未能針對精神病癥狀對癥下藥。

　　顯然，針對史杰鵬這樣的狀況，需要找初中語文課和品德課老師，進行強制補課，要對他進行小學生思想品德和初中生邏輯知識的再教育。要教會更多的民主派，如何走出公知體和民主精神病，學會通過甄別事實、質疑邏輯的方式來進行對話和交流，這樣，對于他們熱愛的民主推廣事業也肯定是有好處的。這種民主精神病主要癥狀，業已發展成為公知體，公知體的意思就是：寫文章或者發言，只要是壟斷了民主自由的大義，就可以無視邏輯和事實的最低要求。

　　如何治療很多高等民主精英身上，透過公知體而體現出來的民主精神病狀況，是文化和輿論場域治理毒化氣氛的關鍵，也是如何有效地把教授博士等民主高人的邏輯知識，提高到初中生水平的關鍵。

　　因此，處分史杰鵬的案例揭示出：如何有效治理知識精英身上的民主精神病，讓他們學會做一個正派人，學會在事實和邏輯的基礎上說話，乃是教管機構所面臨的最迫切任務。這首先不是政治，而是病理學診斷和教育補課問題。

　　諱疾忌醫是一個廣泛存在的現象，但是，只有在結合了廣泛流行的民主精神病之后，才成為理性進步的首要障礙，在治理鄧相超和史杰鵬的精神癥狀過程中間，相當多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會跳出來力挺他們的造謠權，這肯定會使用治療效果倒退，固化那種把民主精神病視為一種大義的認識，可以預料，史杰鵬即便是被如此這般地教育了一番，也很難改邪歸正的。

　　二〇一七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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